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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地處河南腹心一帶，雖有“河山控戴，形勝甲于天下”之譽，但“河南者，四通五達之郊，兵法所稱衢地者也”，“蓋四方必争之地也”。這種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條件，決定鄭國勢必成為南北必争的焦點，兵連禍結，庶幾無可避免。
同時由于它周圍都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宋、衛、曹、陳諸國實力并不遜色于鄭國，是以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必将受到強烈的反彈。而這種内線作戰的态勢，也給它本身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影響。
對于屢屢被大國征伐的鄭國來說，這樣的情況可謂是苦不堪言。早期晉楚争霸時，鄭國雖然兩強相争之下的犧牲品，所幸還能度過危機。
然而，在晉楚争霸後期，鄭國為了生存在晉、楚兩國之間，可以說是一直在疲于奔命。所繳納的貢賦已經讓鄭國不堪負荷，軍事征伐更使之飽受威脅。
1、鄭國大夫的抉擇——背楚從晉
周靈王元年(前571年)六月，堅決與晉作對的鄭成公去世，晉悼公乘機會同宋、衛二國之師攻伐鄭國。當時鄭國内部分為親楚、親晉兩派，但當權的是親楚派公子驷，他仍堅持附楚，抗拒晉、宋、衛聯軍。
晉悼公遂召集宋、魯、衛、曹、齊諸國大夫會盟于戚，以謀服鄭之策。魯國大夫孟獻子建議築虎牢城以制服鄭國，為晉悼公所采納。同年冬天，晉會同齊、魯、宋、衛、曹、邾、滕、薛諸國占領虎牢。楚國此時恰逢有公子申與子重、子辛争權内亂事件發生，無力援救鄭國。
晉悼公築虎牢城以制鄭這一着，是非常高明的戰略措施。虎牢在溫縣之南，地勢險峻，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晉軍控制它後，可以以逸待勞，對鄭國側背構成嚴重的威脅，一旦攻鄭，即可朝發而夕至，在這種條件下，鄭國才考慮如何在晉楚兩霸間選擇的問題。
鄭國大夫實在已經無法忍受在晉、楚兩國之間求生存的痛苦，于是群臣共同商議國家大計
。
大夫們說：
“不順從晉國，國家幾乎滅亡。楚國比晉國弱，而晉國并不急于争奪我國。如果晉國急于争奪我國，楚國會避開他們的。怎麼才能讓晉軍出死力攻打我們，楚國就不敢抵擋，然後才能夠堅決依附晉國。”
子展說：
“向宋國挑釁，諸侯必然來到，我們跟從他們結盟。楚軍來到，我們又跟從楚國，這樣晉國就更要生氣了。晉國如果能不斷地前來，楚國将會不能抵擋，我們就堅決依附晉國。”
其實子展的計謀說起來有五步：
1、向宋國挑釁，引來諸侯聯軍；
2、與諸侯結盟，迫使楚國來犯；
3、再與楚國同盟，激怒晉國；
4、與晉國結盟，借着晉國的兵力抵禦楚國。
5、與晉國結盟時以重賂的方式，取信于晉國。
而這五步間接或者直接與三場戰争有關，即春秋曆史上著名的——三駕之役。可以說，鄭國一手導演的三駕之役，對于鄭國君臣着實是一步險着，稍有不慎，鄭國就可能被晉楚兩霸瞬間滅國。
2、三駕之役
晉悼公通過整頓内政，從事對外軍事行動以及北和諸戎等軍政、外交措施，使晉國的實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複霸的堅實基礎。
在這種背景下，他開始傾主要力量同楚争奪中原霸權，其主要标志就是發動“三駕之役”，疲楚弱楚，争取到鄭國的長期歸附。
公元前570年雞澤之會後，鄭國雖然一時臣服于晉，但不久又背晉附楚。
此後，在一段時間裡，鄭國依然對晉、楚采取依違态度，遊移于兩大國之間，時服時叛。
這中間固然有鄭國國内統治集團分裂為親晉、親楚兩大派的原因：“子驷、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嬌、子展欲待晉”。
但關鍵原因則在于鄭地處中原腹心，夾于晉、楚兩大國之間，首當其沖，成為大國争霸的主要控制目标，而鄭國本身又無實力抗擊大國的進攻，隻好晉強附晉楚強附楚，根本不講什麼盟誓信守。
正如子驷所說：
“民急矣，姑從楚，以纾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币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
于是在公元前565年到前564年短短二年中，竟然三次變換宗主國，一會兒附晉，不一會兒又附楚，在兩大國中間玩弄起危險的周旋遊戲。
楚國此時實力已不如晉國，但又深知放棄鄭國對己北上争霸的嚴重危害，是以決定在不與晉進行戰略決戰的前提下，繼續與晉争奪鄭國，為此它采取了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辦法，與晉國巧妙展開周旋。
晉悼公對楚國的戰略意圖有所察覺，他知道連年用兵，敵我俱疲決非明智的選擇，是以他決定鞏固根本，對楚國采用新的戰略，把晉方的優勢擴大為勝勢。
從這一戰略指導出發，他采取了三方面具體的措施。
第一，在國内赈濟貧困，調動各方面的參戰積極性。
厲行節約，充分發掘戰争潛力，“謀是以息民。魏绛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滞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币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第二，多次舉行諸侯盟會，制造聲勢，對楚國施加強大的政治、外交、軍事壓力，從公元前570年到公元前562年的八年間，晉悼公曾九次大會諸侯，把除楚、鄭以外的大小諸侯幾乎全拉到自己的一邊。
其中有些盟會還直接促成了對楚的軍事進攻。如公元前563年，晉與齊、宋、魯、吳諸國在(今江蘇沛縣東)會盟，加強與吳國的聯系，使其向楚進攻。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三分四軍”以疲楚。即把晉國的上、中、下軍、新軍(三行)及諸侯的軍隊分組成三個戰役集團，輪流作戰，以疲憊楚軍，奪取戰争的主動權。
一切就緒之後，晉悼公遂自公元前563年起，正式實施中軍元帥荀蕾所提出的三分四軍、輪番擊楚的“三駕之役”。
(1)一駕之役
周靈王九年(前563年)九月，晉悼公會集魯、宋、曹、衛、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多國之師攻伐鄭國。是時，适逢鄭國發生内亂，晉悼公為表示寬大，不趁亂進攻，而令諸侯之師增築虎牢而戍守。
晉軍則由士鲂率兵築梧(今河南荥陽)，魏绛帥兵築制(今河南汜水縣的汜水關)戍守，以直接威脅鄭國。鄭國于是又背楚附晉。楚令尹聞報晉聯軍入鄭，即率兵北上，援救鄭國。
十一月，晉中軍主帥荀蓥拟退軍縱楚而後擊之，因受軍将栾栾黡的掣肘，而率晉軍與諸侯軍南下，與楚軍夾颍水對峙。鄭國見楚援軍到，又與楚訂盟。
晉軍将領對鄭的行為大為憤慨，栾黡更主張移師攻鄭，但為荀蓥所制止。他認為“三分四軍”的目的就是為了疲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
現在疲敵目的既已達到，“不如還也”。于是乃率兵北返。楚國見晉國退兵，也班師歸南。
是為晉悼公的一駕之役。晉軍在是役中進退自如，基本上掌握着主動權；而楚軍則是被動應付，勞而無功。
(2)二駕之役
周靈王十年(前562年)，鄭、宋發生武裝沖突（子展計謀的
第一步——挑釁宋國）。
宋是晉的堅定盟國，故晉對此必然作出反應，遂于同年四月，派遣荀蓥統率晉新軍及齊、宋、衛三國的軍隊進攻鄭國，聯軍進軍至向(今河南洧川西南)、舊許(今河南許昌)，欲引誘楚軍出動，使其疲敝。
楚軍不出，聯軍于是又還軍圍鄭。鄭因得不到楚國的援助而向晉屈服。七月，雙方定盟于毫，晉軍随即撤離（
子展計謀的第二步——與諸侯結盟
）。
是為晉悼公的二駕之役。
(3)三駕之役
楚國見晉國實力強盛，諸侯依附，自忖無力單獨與晉抗衡，于是向秦國求助。于這年秋天會合秦師攻打鄭國。
令人意外的是，楚、秦兩國的軍隊，所遭遇的并非是鄭國的抵抗，而是鄭簡公親自迎接的儀仗隊，并且順勢與楚國結盟，進而帶着楚秦聯軍伐宋。這便是子展計謀的第三步，其目的，就是要激怒晉國和諸侯們，并逼迫晉國傾盡全力地攻打楚秦聯軍
鄭國再次歸附楚國。但是此時晉軍早已離開鄭境，楚軍撲空，長途跋涉往返使将士疲困不堪，國力為之損耗，戰略上陷于被動。九月，晉悼公又起諸侯之軍伐鄭，觀兵于鄭之東門。
鄭國一方面向晉請和，一方面向楚求救。但楚見晉為首的諸侯之師強大，自知已非晉之對手遂不敢出兵與晉聯軍決戰。
鄭國見楚的态度軟弱，十分失望；又為晉悼公在進軍過程中申饬軍紀，寬釋鄭俘的仁厚做法所感動，遂下定決心誠意依附晉國，完全站到晉國的一邊。
同年十二月，鄭及晉、魯、衛、齊、宋等諸侯會盟于鄭地蕭魚(今河南原陽東)，正式訂立盟約。
與晉國結盟，是子展計謀的第四步。而鄭國在與晉國會盟于蕭魚之前，已經先派遣使者向楚國攤牌——要求楚國要麼與晉國談和，要麼以武力威吓晉國，如若不然，鄭國将會與晉國結盟。
楚國在被鄭國擺了一道之後，怒而囚禁了鄭國的使者。此舉當然也就意味着，楚國不同意鄭國的要求。此時，晉、楚兩國的戰争已經“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鄭國在與晉國會盟的同時，把重賂獻給晉國，其中有樂師、盔甲、兵器、兵車、樂器、女樂等。不論這些兵器、樂器代表意義為何，是否合乎“禮法”，結果晉國都照單全收了。
由晉悼公為盟主的蕭魚大會，成為城濮戰後踐土之盟以來，以晉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會。
鄭國從此附晉20餘年而不再複叛，中原大局再度穩定。是為晉悼公的三駕之役。
子展之計可謂是影響深遠，算是為鄭國帶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休兵時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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