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古代詩詞的類别劃分比較混亂，有時候是按照地域劃分的，譬如《楚辭》，那就是指楚國流域的辭賦或詩歌。有時是按照題材等其他特征劃分的。《詩經》的分類比較複雜。其中《風》基本是按照題材來歸類的。《左傳》關于風，服虔注曰，“牝牡相誘為之風”，《風》大都是寫男女之事的;但也有說在遠古，詩歌所依附的“風”是一種樂名，如《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山海經·大荒西經》:“太子長琴……始作樂風。”但此土風、此樂風，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土風”“樂風”，還是不得而知。從已有的風詩所涉内容來看，依古注對“風”的解釋比較靠譜。而《國風》篇中的細分類，卻是按照地域來劃分的。《雅》則與地域有關，雅、夏上古漢語中通用，而西周人将王畿稱夏，将有關王畿的詩也稱為“雅”。譬如《墨子·天志下》引《詩經》《大雅》為《大夏》，這一點從内容也可得知。《頌》則是西周、魯、宋的統治者用于重大典禮的詩歌，又是按照題材歸類。等等。今日所說中國古代邊塞詩詞，無疑首先是地域或地理意義上的所指。
“邊塞詩詞”顧名思義，當然是指抒寫有關中原王朝邊塞的詩詞。前一陣一次研讨會上，一位研究邊塞詩詞的大學教授說，西北邊塞，肯定是指玉門關以外，以詩為證:春風不度玉門關。其實他可能沒有考究，這首詩出自唐代詩人王之渙的邊塞詩《涼州詞》，全詩都是寫河西武威一帶的荒涼和悲壯，所謂詩中的“玉門關”已經成為詩歌的遠景。唐隴右道涼州治所在姑臧縣(今甘肅省武威市)。事實上中原王朝的邊塞一義在曆史地理中一直在變化，并無确指。《禮記·王制》曰:“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那麼在中原以西或以北隻要是戎、狄居住活動的區域皆為西北邊塞。而戎、狄、夷、蠻這類詞，又确實可互代。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由此也可得知，文王所生長的岐周一帶，即今日的陝西扶風、岐山一帶的古周原遺址，商周時代也是中國的邊塞地區。《尙書·酒诰》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最初周國的崛起，是始于西垂邊地。此地正是商周的邊塞，從方位上，又是商末周初的西北邊塞。《左傳·昭公九年》載:“我自夏以後稷、魏、骀、芮、岐、畢，吾西土也。”至于傳說中周本東夷人，先祖公劉“變于西戎”(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了西周第五位天子周穆王時代，穆王西行，與西王母在西垂邊野瑤池幽會，此時的邊陲又有所擴充，瑤池所在後來雖衆說紛纭，但他們的對歌大概是古代西北邊塞詩章的始篇。《竹書》中有記載此事的《穆天子傳》曰:“乙醜，天子觞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
“白雲在上，丘陵自出;道裡遙遠，山川間之。将子無死，尙能複來?“天子答之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将複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
虎豹為群，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西王母的兩首詩歌均情意纏綿深沉，周天子的詩歌襟懷蕩漾，既有情意，又不失政治家的抱負。瑤池究竟在何地?《淮南子》曰:“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闾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尚書·禹貢》有“餘波入于流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的記載，《疏》雲:“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由此看來，瑤池在流沙旁邊的水邊，有可能是指居延海。但是古人所說的居延海在酒泉的東北方向四百多公裡以外今日額濟納旗境内，這個位置距離遠古以來的東西通商大道太遠，隻得存疑。另外瑤池非居延海，池與海或澤，古人還是有分别的。瑤池到底在哪裡? 根據《穆天子傳》确切記載，其實就在“弇山”之下，此山為何山?郭璞注曰:“弇，弇茲山，日入所也。”(見《山海經·西山經》)弇茲山，與今張掖山丹的焉支山同名，應當是同一座山，這座山以盛産胭脂花而聞名古代，可以說是座女人山，很像是西王母曾經倚重過的靠山。可以想見，周穆王就是在這座山下與西王母見面，見面後又登上這座山。勒石宣功，作為紀念，可惜那副石碑随着漫長歲月的流逝，早都被風化為沙石。
漢武帝時代，霍去病率領數萬鐵騎越過焉支山，驅逐匈奴。西漢政府設立河西四郡，即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關塞的位置又向西北縱深地帶跨越了一大步。
當時匈奴悲歌唱到:
失我焉支山，
令我婦女無顔色。
失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這片曾經是周穆王與西王母互唱情歌的福地，開始了厮殺，西北邊塞的詩歌由遠古的原始浪漫開始進入“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唐代王維詩)的烽火連天、騎塵蔽日的場景。
若幹年後，西漢勢力又往西挺進，入大漠腹地。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烏壘城(前名輪台國)今新疆庫爾勒市轄區，設立西域都護府，成為漢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自此，秦漢以來，被匈奴中斷的古絲綢之路又一次開通，中原與中亞西亞及歐洲的商貿往來又一次暢通無阻。
古代社會，文學對開疆拓土領域的實際描寫，遠沒有軍事介入的速度快。因為傳統社會中，文學總是政治軍事的附屬品。但文學在現實領域的緩慢，又促成了文學想象力的漫無邊際。大約是受穆天子西遊、《屈原賦》《尚書》及類似《山海經》對河西乃至西域似幻似真記叙的浸染，漢以降詩賦家對河西的想象式描寫也開始漸增。司馬相如《大人賦》中的“大人”形象，就曾遠遊至西域一帶。魏晉時阮籍受其影響而創作的賦作《大人先生傳》中，也不乏想象中的西域遠遊:“……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揮若華以照冥。……”其中，“時崦嵫而易氣兮”，“崦嵫”，即弇茲、焉支，此指焉支山。到了焉支山，似乎已到了日入之所，那裡的光華可将冥夜照亮。
而在西漢時，并非靠想象，而是腳踏實地真正創作于西北邊塞的詩歌，應該是李陵在匈奴部落中創作的抒情詩。李陵降匈後，《史記》中的說法是匈奴大單于“貴李陵”，《漢書》中的說法是大單于“壯李陵”，單于将女兒嫁于李陵，并拜李陵為右校王。校、賢一聲之轉，右校王即右賢王。右賢王僅次于左賢王的排位，是大單于座下左右二王之一，是匈奴王庭中坐第三把交椅者。按慣例，李陵當統匈奴右地。匈奴王朝的右地即王庭西部，曾經的祁連山以北河西、西域地帶，大概都是李陵與他的數千子弟兵以及其所統領的匈奴部落栖息繁衍之地。(見拙作《李陵的悲怨》一文)
李陵完整的詩歌流傳下來的不多，南朝梁太子昭明《文選》卷二十九載三首，《古文苑》卷四載李陵《錄别詩》八首。據史載，他的部分詩，是拜托好友蘇武回漢朝時帶回。《文選》所選标題為《與蘇武三首》第一首我曾在《李陵的悲怨》一文中做過解讀，這首詩是漢詩中離别詩的翹楚。第二首: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長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觞酒，與子結綢缪。(見《文選》卷二九)
惜别之義充盈。李陵曾利用匈奴右校王的身份便利，多次去蘇武流放之地探望蘇武，不僅贈送蘇武牛羊，還設酒置樂款待蘇武，這樣的嘉會一晃就是好多年，但對李陵來說，好比千秋萬代。因為他再也回不去漢朝了，但常常會臨河濯洗自己頂冠上的簪纓，不止是思念蘇武，也是思念他們在漢朝顯赫的簪纓之家世。你離我而去，那吹來的風皆含悲涼，讓我難以獨飲。行人皆可思念自己要去之地，但對我卻不同，我無路可去，他們的思念之意難以寬慰我。隻有斟滿這杯酒，與你結下這難以解開的友情。
南朝梁鐘嵘的《詩品》在論述李陵詩時說:“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這是最合乎情理的論述。在論述漢班婕妤詩時說:“其源出于李陵。”論述魏王粲詩時說:“其源出于李陵。”論述魏文帝曹丕詩時說:“其源出于李陵。”班婕妤、王粲、曹丕均為五言詩代表人物。由此推論，李陵的五言詩乃漢語五言詩之濫觞，李陵乃五言詩鼻祖。正如鐘嵘所說，李陵的詩，有着沉郁哀婉、凄恻悲涼的風格。這可能讓許多人對邊塞詩既有的期望落空。在那樣一個廣袤浩蕩的天地間，有的人在語言的世界裡，将自己等同于浩淼的天地，豪邁到不知始終與是以，有的人卻被壓縮到隻剩下自己，陷入無限的迷惘和憂郁。前者更像我們期待中的西北邊塞詩。但是，個體常常是越軌的，李陵特殊的處境，造就了他不同的表現風格。
李陵對于漢朝是叛降者，是一個特例，他創作五言詩的地域遠遠超越了漢代邊塞的範圍，無疑是漢朝敵方匈奴人的勢力範圍，而匈奴人卻是一個流動的遊牧民族而非有固定疆域的農業民族，是以李陵詩歌創作的地域，大體是漢朝西北疆域以外的西北方向，但無法确指。如果要找到比較确定的漢代西北邊塞的确切位置，西漢辭賦家揚雄的《涼州箴》這首四言詩可為最好的證據:
黑水西河，橫屬昆侖。服指阊阖，畫為雍垠。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上 帝不甯，命漢作涼。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旅，北啟強胡。并連屬國，一護彼都。
該詩涉及古雍州為什麼要改為涼州的問題，且首先道出了雍州西端的邊垠，那就是黑水到昆侖山(即祁連山)這一帶。
大概漢以前人們所說的昆侖，都是指祁連山，并非現在意義上的昆侖山。昆侖與匈奴可互為音轉，或者也可說匈奴是昆侖的音轉，匈奴人原本是生活在昆侖山下的一支古代遊牧民族，大概因為地域而得名。是從霍去病開始，将他們驅逐到更加遙遠的西北邊塞之外。因為從曆史記載來看，昆侖一詞的曆史發現要更早。
《禹貢》曰:“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記·夏本紀》中也這樣說。可見昆侖一名久遠。
《莊子·天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赤水，應是黃河，黃河水混濁時，接近赤色。過赤水、才能到昆侖。
《楚辭·天問》:“昆侖懸圃，其凥安在?”王逸注:“昆侖，山名也，其巅曰懸圃，乃上通于天也。”《楚辭·離騷》:“邅吾道夫昆侖兮，路修遠以周流。”
《淮南子·時則訓》曰:“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所謂西方之極，所指地域大約自現在的酒泉到敦煌。
而關于匈奴一詞，較早是《史記·秦本紀》的記載:“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劉向《說苑》有一條說，燕昭王問于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
蓋因西北邊塞匈奴人的崛起，讓當時的漢廷不甯，漢帝才下令改雍州作涼州。按揚雄詩的說法，過了隴山，一直到祁連山，都是“西荒”，皆蠻荒絕塞。至于三危敦煌以西，那隻能是西域“屬國”之地了。故漢以前西北邊塞詩，基本上是特指與祁連山下河西一帶有關的詩歌，這種特征甚至一直延續到唐宋。
即使唐代傑出的邊塞詩人岑參的《胡笳歌送顔真卿使赴河隴》一詩: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
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昆侖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昆侖山南月欲斜”所指昆侖依然是祁連山。昆侖山南，并非現代漢語中的昆侖山南邊，而是倒裝語，是指南邊的昆侖山。《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肅州酒泉縣，昆侖山在縣西南八十裡。”《新唐書·地理志》:“隴右道肅州酒泉郡酒泉縣:有昆侖山。”這都是至酒泉市區西南的祁連山脈。而《水經注》卷一:“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通鑒》卷一九八胡三省注:“自古相傳，西域有昆侖山，河源所出。”大概又擴充到青藏高原到新疆的昆侖山脈。同樣是岑參這首詩中的“天山”，也是指“祁連山”。《舊唐書·地理志》:“河西道涼州天寶縣，縣南曰天山，又名雪山。”早期《漢書·武帝記》:“天漢二年，貳師将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顔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顔師古說此天山為祁連山，說對了，但又說匈奴語謂天為祁連，應是說錯了。祁連與天，皆是漢語發音，包括天、乾、祁連，皆音轉也，天在有的地方發音中讀乾，在河隴一帶的地方發音中似讀“祁連”，是以可以斷定“祁連”也是漢語讀音，而“昆侖”或“匈奴”的發音，則是古匈奴人對“天”的稱呼。“匈奴”一詞其實也是“胡”的音轉，匈奴人即胡人也。《漢書·匈奴傳》中記載，單于遣使遺漢書雲:“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煩。”顯然，胡，就是匈奴人自稱，胡即匈奴語中天之意也。可見，匈奴、昆侖皆匈奴語中天之義也，皆出于“胡”的發音。音義合一，昆侖山，原本也是指天山或祁連山。
中國古代的河西，與其政治經濟的地位一樣，也是西北邊塞的詩詞中心，尤其是這座如天一般橫亘河西東南與西北走向的祁連山脈，成為河西地域的一個視野标志。唐代的王昌齡、王維、李白、岑參等一大批優秀詩人也都在這一帶留下了著名的詩篇。
(作者石厲 為《中華辭賦》雜志總編輯、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