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範學新 | 論曆代西域詩歌對君子文化的認同及表現

原文題目：《論曆代西域詩歌對君子文化的認同及表現——以元代為中心》

範學新

伊犁師範大學旅遊與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與文化。出版《西域詩歌民族精神研究》（合著）、《絲綢之路哈薩克族民間文學研究》等。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釋出。

摘 要：君子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梳理曆代西域詩歌對君子文化的認同和表現：對君子之風的追緬、對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的認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可以看出，君子文化在民族交流融合中産生了積極的作用，引導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進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挖掘和整理西域詩歌中的君子文化，有助于梳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歸屬，行成文化共存與文化多元的反思與自持。

關鍵詞：君子文化；西域詩歌；文化認同

“君子”一詞在先秦典籍中是一個高頻出現的詞彙，它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使用。最初，“君子”主要是對執政者或貴族這一類特殊身份人群的專稱。春秋末，經孔子對儒家學說的構思和傳布，“君子”的意義産生了重要變化，成為“有德者”的專稱。本文所涉的西域詩歌，既包括親曆西域文人所創作的作品，也包括西域籍詩人的作品。

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千餘年的演進曆程中，以儒學為主幹，同時吸收和融彙了道家、法家、墨家及佛家等思想精華，呈現出涵容廣博的重要特色。君子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制高點、融彙點與落腳點”，甚至有學者認為“儒學事實上便是‘君子之學’。”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演進過程，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中，君子文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有力促進了共同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的形成，并進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梳理西域詩歌創作中君子文化的展現與發展，可以對中華文化一體多元格局的形成豹窺一斑，且有助于行成文化共存與文化多元的反思與自持。

一、“未見儀容心已許”：對古今君子高風義舉的追緬

君子文化的根本内涵是将中國傳統文化之修身養性、為人處世哲學融為一體,強調對君子人格的崇尚與培養。展現了中華文化做人先于做事的理念，君子人格實質上是對中華民族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義利觀、道德觀的綜合反映。概而言之，君子文化就是告訴我們做什麼樣的人，怎麼做人——做人要做君子，做有德之人。

西域詩歌中，沒有抽象談論君子人格的内容與意義，而是往往通過對古今曆史上那些鮮活的一個個具體的“君子”人格的懷念與追仰來表達對君子文化的接受與認同。是以，縱觀西域詩歌，我們發現，挽古與題贈類詩歌成為一大主題。例如，聶古柏面對廬山插天千仞、峰奇山秀的風光時，眼光卻投向了遺留給當地百姓恩惠的高參政。高參政究竟是何人，名字已不可考，但是因為他對百姓的恩德，洪州父老在廬山石壁撰下紀念他的“豐碑大字”，同時也因其高風亮節，在作者心中樹立起了“明公高節逾棱層”的人格與精神之碑，寫下《題參政高公荒政碑》，對其發出由衷贊歎：

豐碑大字記荒政，要使遺愛如甘棠。

我來觀風聞此語，未見儀容心已許。

願公從此赴中堂，早為四海蒼生作霖雨。

同樣，偰玉立在拜伯夷祠堂時，看到範仲淹所書《伯夷頌》，遙想伯夷高蹈濯滄浪的身影與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情動于中，寫下“文正千年士，精忠凜不亡。勳名山嶽重，翰墨日星光。喬木參天古，幽蘭疊砌香。我來拜祠下，端欲濯滄浪”（《敬題範文正公所書〈伯夷頌〉卷尾》）的詩句。乃賢與薩玉衡在南宋名将嶽飛的墓前分别寫下了《嶽墳行》與《過嶽忠武墳》，發出了“嶽王烈烈真丈夫，材兼文武唐漢無”“将軍不受金牌诏，解甲丹庭死更忠”的慨歎。薩都剌後裔薩容詩僅存一首，就是為忠誠正義自盡身亡的陳啟泰所寫的《挽陳忠毅公》：1669年，時任福建巡海道的陳啟泰，不願與耿精忠同流合污叛清，自度不能守，自盡殉難，與之同死的還有妻妾幼子等二十餘人。詩中寫道：

由來死節志能伸，況複捐軀二十人。

碧血三年醒幻夢，滄溟千古泣孤臣。

碑堪載口何須石，魄可回瀾豈顧身。

俎豆湖西蕉荔熟，波光長映水潾潾。

此外，薩都剌、泰不華、大都闾、伯顔子中、薩大文等人都寫過此類詩歌，追緬的對象，既有戰功卓著、聲威遠揚的李牧将軍、被攻陷後舉家自盡的忠臣餘阙，也有在嚴酷環境中仍能保持高尚節操的賈公，以及雖為逐臣卻屢樹功名、堪比李忠定的林則徐等。

正是在這種對曆代有德之君子充滿崇敬與追仰的風氣之下，儒家所推崇的價值觀念、道德理念深為西域各民族所了解和接受，并成為教育後代如何做人的主要内容。薩大文不僅寫了追慕林則徐的《挽林文忠公》，而且還寫了以儒家君子文化為主導的《課蔭兒》，教育兒子如何做人的道理，“吾家素貧賤，清白世相傳”，要以儒家君子為榜樣，不怕艱苦，勇于進取，修業在勤，堅持高尚志向情操。

二、“分破帝王憂”：對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的弘揚

儒家思想總體上講是積極入世的，是以君子也應當有着積極的擔當精神和心懷天下的高尚情懷。君子之風之是以為人稱道，在于君子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在于君子不懼困難，為國為民不懼犧牲，中道前行，雖九死而心不悔，即“其危乃光”的形象。正是基于對君子人格中這一核心價值觀念的深刻認識與認同，曆代西域詩歌中湧現了大批心懷天下，敢于直陳國君危弊、敢于正面社會危難，願意為國為民獻策出力的詩人與詩篇。

有的時候，這種擔當精神與家國情懷表現為充滿“天下興亡，舍我其誰”的自信和指點江山的淩雲豪情。如元世祖十分欣賞拜為丞相的蒙古族人伯顔，戰功卓著，口不言功，史稱伯顔善詩文，但傳世作品不多。其小令《［中呂］喜春來》寫得甚是豪壯：

金魚玉帶羅襕扣，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

有的時候，這種擔當精神與家國情懷表現為不顧自身處境和身份而毅然表達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慷慨與深婉。如遼道宗耶律洪基皇後蕭觀音、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後妃蕭瑟瑟，均為才女，且都受到漢文化的深刻熏陶，在儒家文化影響之下，都在文壇留下了通脫曉暢的詩篇。道宗在位四十六年中遠遊出獵累計起來高達兩百多次，堪稱史無前例，熟谙漢家典籍的觀音，懷着深沉的憂慮上《谏獵疏》一文，以周王之德勸谏道宗，全文124字，連用四典，言簡意赅，非對漢文化谙熟者不能為此。無獨有偶，文妃蕭瑟瑟面對天祚帝舉鷹遊獵不恤朝政、親奸害賢的舉動，奮筆作《諷谏歌》以訓，更寫下《詠史》勸天祚帝學習曆史上的賢君之德。以婦人之身尚且心懷天下，表現出開闊的視野及明朗清新的格調，可見唐文化的熏染及晚唐五代遺風的影響。

更多時候，這種擔當精神與家國情懷則表現為對社會民生的高度關注，不畏強權披露社會沖突，矛頭往往直指最高統治者。如元代著名回鹘族詩人馬祖常、西域色目人薩都剌都寫了大量反映關心社會、關注民生的詩作，表達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前者寫有《送袁伯長歸浙東》《石田山居》《踏水車行》《缫絲行》《室婦歎》等數篇長詩，揭露了階級沖突的尖銳，表現出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後者有《鬻女謠》《漫興》《登歌風台》《過居庸關》《早發黃河即事》等名篇傳世，觸及社會沖突和弊端，對國事深表憂慮。兩位詩人均表現出與君子人格一緻的為蒼生立命、替百姓立言的正義感，茲選取薩都剌一首《過居庸關》為例：

居庸關，山蒼蒼，關南暑多北關涼。

天門曉開虎豹卧，石鼓晝擊雲雷張。

關門鑄鐵半空倚，古來幾多壯士死？

草根白骨棄不收，冷雨陰山泣山鬼。

道旁老翁八十餘，短衣白發扶犁鋤。

路人立馬問前事，猶能曆曆言丘墟。

夜來芟豆得戈鐵，雨蝕風吹半棱折。

鐵腥惟帶土花青，猶是将軍戰時血。

前年又複鐵做門，貔貅萬竈如雲屯。

生前有功挂玉印，死者誰複召孤魂？

居庸關，何峥嵘！

上天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消甲兵？

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争。

詩歌前半部分描寫居庸關地勢之險要，古往今來不知多少壯士喪命于此。後半部分轉而寫眼前隻剩八十多歲的老翁耕種土地，然後借老人之口，寫出了統治者争權奪位、連年戰争給百姓帶來的苦難，居庸關的峥嵘不能成為百姓的屏障，反成為災難，最後借老人之口表達了作者對和平生活的渴望：“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争”。幹文傳在《雁門集序》中稱贊薩都剌的詩“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門，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可以頌美德而盡夫群情，可以感人心而裨乎時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掃往宋委靡之弊矣。”對中華文化的濡染和對君子之德的追慕正是其此種詩風的底蘊。

此外，雅琥、乃賢、餘阙、丁鶴年、薩大文等都曾寫下對國事興亡、對百姓疾苦滿腹牽挂的詩篇。從他們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發現，君子人格作為中華文化“精氣神”和典範人格模式的集中展示，以滴水穿石、潤物無聲的方式，在包括西域諸族的每個中華兒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基因，烙下了君子文化的深刻印記。

三、“車書混一華夷通”：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

學者們對于文化認同較為一緻的認識是：文化認同是指人與人之間或個人同群體之間對他們擁有的共同文化的認可。文化認同的内涵是指各民族通過長期交往和共同發展，消除偏見與隔閡，産生了在政治、文化、情感和心理上的歸屬感和同一性。

如前文所述，儒學與君子文化盡管表述的角度不同，但其立足點和歸宿所指完全一緻，即由君子的人格可推衍出一個民族的性格。張岱年就曾提出《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兩句名言，不僅是君子人格的特征，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對君子之風的仰慕和君子之德的了解接受必然意味着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

契丹接受漢文化主要在遼聖、興、道三帝治政的一百一十多年間，尤其是道宗朝，遼道宗對中華傳統文化有着深刻的認識，并打破了以種族區分華夷的偏見，提出了“華夷同風”的見解。由于互派使節、軍事戰争、經濟往來等為漢契民族帶來更多接觸對方文化的契機，以儒家思想為其精髓的中原文化全面迅速地融入契丹文化。澶淵之盟與兩面官制度的施行，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得契丹族的文明水準有了整體性提升，這正是遼道宗提出“華夷同風”的底蘊與底氣。時為道宗皇後的才女蕭觀音，以其詩《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制》充分了解并完全響應了道宗的“夷夏觀”認識：

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蠢，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全詩以曆史上的賢君虞舜及其治下的聖明之朝自比，尤其後兩聯頗具“華夷同風”之旨：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不管處在何時，不管是哪個民族執政，隻要能夠君臣同心、使國家強盛、四方服化，誰就是正統。在她的觀念中，認為禮教漸修的遼之社稷上承天意下應民心，以堯舜傳統治國觀念自持，實作北地的統一，而且正欲以華夏正統的姿态，推行教化，增強文化凝聚力，而做到了這點，“華”與“夷”又有什麼差別呢？元代文學奠基者耶律楚材《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二中也有這樣的詩句：

關山險僻重複重，西門雪恥須豪雄。

定遠奇功正今日，車書混一華夷通。

他還主張以儒家古聖先賢激勵當今君子，以堯舜期許元君，“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力他主以儒家思想教化人民，認為如果有一夫一婦未受堯舜教化，是君子之恥，表現出對儒家思想和君子文化的高度認同。

如果說，遼道宗和其皇後蕭觀音、耶律楚材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與接受主要是為了服務于政治——占據正統文化高地，也就是“正名”的需要，還有着較強的功利目的，那麼，大約兩百年後，元代著名回鹘族詩人馬祖常的《飲酒》詩則是通過酒後抒懷、推宗耀祖這一更為自然真切的方式，表達了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認同，詩中寫道：

昔我七世上，養馬洮河西。

六世徙天山，日日聞鼓鼙。

金世狩河表，我祖先群黎。

詩書百年澤，濡翼豈梁鹈。

嘗觀漢建國，再世有日磾。

後來興唐臣，胤裔多羌氐。

春秋聖人法，諸侯亂冠笄。

夷禮即夷之，毫發各有稽。

吾生賴陶化，孔階力攀跻。

敷文佐時運，爛爛應奎壁。

詩歌非常自如地追溯祖先的功業，講述家族百年來接受祖國文化、禮法的熏陶，以及自己對儒學的喜好，并标明自己要師從聖人之法輔佐時運的高遠志向。字裡行間，闡發了中華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史實，漢唐兩朝都有少數民族興國大臣立下卓越功勳，詩中還強調少數民族必須遵循聖人之法，不能搞分裂割據。這種見解毫無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十分可貴的。

元順帝時期也利可溫人雅琥詩名甚高，清人顧嗣立認為他和乃賢、泰不華、餘阙同為極一時之盛的詩人。雅琥曾寫有《送劉縣尹赴山後白登縣任》：

使君出宰近龍沙，芳草凄迷是縣衙。

五月山溪猶積雪，三春庭樹不開花。

往時烽火通秦塞，今日弦歌屬漢家。

聖代行将征卓茂，莫嫌白發負年華。

詩中劉縣尹不知其人，作者鼓勵他不要嫌棄白登縣偏僻，不要擔心年齡大，現今正是建功立業之際，要向漢代卓茂看齊，做一名治世能臣。詩歌的題材并不特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往時烽火通秦塞，今日弦歌屬漢家”一聯可以看出作者非常自然地把蒙古族建業的元政權看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很有見地。

四、西域詩歌對君子文化的豐富與發展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西域詩歌對君子文化的接受意味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文化走出封閉，超越自我，擴大自我，接納非我，融會非我，對于交融的雙方都有着重大意義。西域詩歌在接受君子文化豐富自己的同時，也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着豐富與發展。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包容性和豐富性，這是長期以來各種文化融合的結果。早在先秦時，以中原文化為主的夏文化就吸收融合有夷、狄、戎、蠻等文化，形成華夏文化。此後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鮮卑、烏桓、匈奴，五代至宋有契丹、女真、西夏文化，它們不斷融入，共同彙聚融合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

君子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集中展現，墨家學派、法家學派、道家學派與儒家學派有很多不同，甚至頗多論争，但對君子人格各家學說卻有着高度一緻。尤其是道家關于水的哲學、以柔克剛的思想，與儒家“君子如玉”“謙謙君子”的要求及“溫良恭儉讓”的處世之道極為吻合。君子文化自形成以來就被賦予了“儒雅”“克制”“溫柔”的一些特質，相應地，剛健、孔武、豪邁的氣息相對不足。

西域詩歌恰好給中華文化進行了很好的補充，與草原遊牧文化伴生的粗犷勁健、尚武勇猛是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顯著特征，這一特征在與君子文化的交彙交融中，也豐富了以“柔”為特質的君子文化。

上文提及的蒙古族詩人伯顔，一方面他功勳卓著而口不言功，具有君子謙虛謹慎的風範，一方面他的作品卻又豪氣幹雲、滿腔自信，寫《奉旨收江南》有氣吞山河之勢：

劍指青山山欲裂，馬飲長江江欲竭。

精兵百萬下江南，幹戈不染生靈血。

甚至一首四句的詠物小詩《鞭》也寫出了一派豪邁氣勢，讀之令人不禁熱血沸騰：

一節高兮一節低，幾回敲镫月中歸。

雖然三尺無鋒刃，百萬雄師屬指揮。

史稱伯顔相貌魁偉，言語犀利，加之有身為中書左丞相總兵攻宋的經曆，其詩歌呈現出清剛勁健的風格自不必說。比之稍晚的貫雲石雖然未曾親臨戰場，卻也頗具武将家風，善騎能射。在将黃金虎符讓給弟弟忽都海涯後，師從著名古文學家姚燧，後來當過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國史等文官，但是其描寫一種叫作菖蒲的植物時，卻名為《蒲劍》且由衷而發一股慷慨雄渾之氣：

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風斫碎一川波。

長橋有影蛟龍懼，流水無聲日夜磨。

兩岸帶煙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

秋來隻恐西風惡，銷盡鋒棱恨轉多。

在“文軌日昌”的政治環境當中有這樣的審美趣味，和流淌在血液裡的崇尚勇武的民族氣質很有關系。貫雲石幾乎各類題材的作品都帶有一股豪氣，即使寫男女戀情的題材，也在清新秀麗中透出北方民歌剛健質樸的氣息，形成這種風格的原因一方面固然與他由武而文、由仕而隐的經曆有關，而另一方面，也是由其民族的獨特氣質文化為背景，在特定的生活經曆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摩擦出了火花。

此外，貫雲石在《蘆花被詩》中，說自己“毛骨已随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固然包含一點自謙之意，但更多的卻是一種昂揚的自信和一種铄古砺今的英雄氣度。在其散曲［雙調·殿前歡］中，更是反反複複有“我”出現，個性張揚，與漢文化的謙和退忍很是不同。有意味的是，這種驕傲與自信，又常常被漢族士大夫所向往。“蘆花被”已經成了貫酸齋的象征，以之為名的同題集詠現象就是各族文人對于貫雲石這位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接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文化的溫柔敦厚與西域文化的自信幽默得以融合，誠如楊義先生所說：“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通則便是文化大于種族”，此言不虛。

近來，文化認同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經常提到的術語，不同的認同有不同的結果，不同的文化認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賦予不同的文化本性。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是在由多元聚合為一體的基礎上，進而由一體凝聚起多元的過程，并在這種一體與多元的沖突運動中保持了生機與活力。

文化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而對人格的培養又正是其最深層的積澱和影響。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學為其主體，在數千年曆史發展中，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塑造了一種為各族中華兒女所認同尊崇的集體人格，這個集體人格就是“君子”人格。李澤厚在探讨儒學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時說：儒學是一種融化在中國人行為、生活、思想、感情中的某種定勢、模式，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我們說，“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往往是非顯性的，深藏于人的内心，但是它的外在表現卻是很容易被我們感覺和把握的，這就是君子人格。是以，梳理中華文化（君子文化）的形成與演變軌迹，形成一種文化自覺，這對于我們在自覺的基礎上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采取相應的措施是非常有意義的。

【注】文章原載于《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