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范学新 | 论历代西域诗歌对君子文化的认同及表现

原文题目：《论历代西域诗歌对君子文化的认同及表现——以元代为中心》

范学新

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出版《西域诗歌民族精神研究》（合著）、《丝绸之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研究》等。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历代西域诗歌对君子文化的认同和表现：对君子之风的追缅、对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认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看出，君子文化在民族交流融合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引导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挖掘和整理西域诗歌中的君子文化，有助于梳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属，行成文化共存与文化多元的反思与自持。

关键词：君子文化；西域诗歌；文化认同

“君子”一词在先秦典籍中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它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使用。最初，“君子”主要是对执政者或贵族这一类特殊身份人群的专称。春秋末，经孔子对儒家学说的构思和传布，“君子”的意义产生了重要变化，成为“有德者”的专称。本文所涉的西域诗歌，既包括亲历西域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也包括西域籍诗人的作品。

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千余年的演进历程中，以儒学为主干，同时吸收和融汇了道家、法家、墨家及佛家等思想精华，呈现出涵容广博的重要特色。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制高点、融汇点与落脚点”，甚至有学者认为“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君子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有力促进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形成，并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梳理西域诗歌创作中君子文化的体现与发展，可以对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豹窥一斑，且有助于行成文化共存与文化多元的反思与自持。

一、“未见仪容心已许”：对古今君子高风义举的追缅

君子文化的根本内涵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哲学融为一体,强调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体现了中华文化做人先于做事的理念，君子人格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的综合反映。概而言之，君子文化就是告诉我们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做人要做君子，做有德之人。

西域诗歌中，没有抽象谈论君子人格的内容与意义，而是往往通过对古今历史上那些鲜活的一个个具体的“君子”人格的怀念与追仰来表达对君子文化的接受与认同。因此，纵观西域诗歌，我们发现，挽古与题赠类诗歌成为一大主题。例如，聂古柏面对庐山插天千仞、峰奇山秀的风光时，眼光却投向了遗留给当地百姓恩惠的高参政。高参政究竟是何人，名字已不可考，但是因为他对百姓的恩德，洪州父老在庐山石壁撰下纪念他的“丰碑大字”，同时也因其高风亮节，在作者心中树立起了“明公高节逾棱层”的人格与精神之碑，写下《题参政高公荒政碑》，对其发出由衷赞叹：

丰碑大字记荒政，要使遗爱如甘棠。

我来观风闻此语，未见仪容心已许。

愿公从此赴中堂，早为四海苍生作霖雨。

同样，偰玉立在拜伯夷祠堂时，看到范仲淹所书《伯夷颂》，遥想伯夷高蹈濯沧浪的身影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情动于中，写下“文正千年士，精忠凛不亡。勋名山岳重，翰墨日星光。乔木参天古，幽兰叠砌香。我来拜祠下，端欲濯沧浪”（《敬题范文正公所书〈伯夷颂〉卷尾》）的诗句。乃贤与萨玉衡在南宋名将岳飞的墓前分别写下了《岳坟行》与《过岳忠武坟》，发出了“岳王烈烈真丈夫，材兼文武唐汉无”“将军不受金牌诏，解甲丹庭死更忠”的慨叹。萨都剌后裔萨容诗仅存一首，就是为忠诚正义自尽身亡的陈启泰所写的《挽陈忠毅公》：1669年，时任福建巡海道的陈启泰，不愿与耿精忠同流合污叛清，自度不能守，自尽殉难，与之同死的还有妻妾幼子等二十余人。诗中写道：

由来死节志能伸，况复捐躯二十人。

碧血三年醒幻梦，沧溟千古泣孤臣。

碑堪载口何须石，魄可回澜岂顾身。

俎豆湖西蕉荔熟，波光长映水潾潾。

此外，萨都剌、泰不华、大都闾、伯颜子中、萨大文等人都写过此类诗歌，追缅的对象，既有战功卓著、声威远扬的李牧将军、被攻陷后举家自尽的忠臣余阙，也有在严酷环境中仍能保持高尚节操的贾公，以及虽为逐臣却屡树功名、堪比李忠定的林则徐等。

正是在这种对历代有德之君子充满崇敬与追仰的风气之下，儒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深为西域各民族所理解和接受，并成为教育后代如何做人的主要内容。萨大文不仅写了追慕林则徐的《挽林文忠公》，而且还写了以儒家君子文化为主导的《课荫儿》，教育儿子如何做人的道理，“吾家素贫贱，清白世相传”，要以儒家君子为榜样，不怕艰苦，勇于进取，修业在勤，坚持高尚志向情操。

二、“分破帝王忧”：对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弘扬

儒家思想总体上讲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君子也应当有着积极的担当精神和心怀天下的高尚情怀。君子之风之所以为人称道，在于君子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在于君子不惧困难，为国为民不惧牺牲，中道前行，虽九死而心不悔，即“其危乃光”的形象。正是基于对君子人格中这一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刻认识与认同，历代西域诗歌中涌现了大批心怀天下，敢于直陈国君危弊、敢于正面社会危难，愿意为国为民献策出力的诗人与诗篇。

有的时候，这种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表现为充满“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指点江山的凌云豪情。如元世祖十分欣赏拜为丞相的蒙古族人伯颜，战功卓著，口不言功，史称伯颜善诗文，但传世作品不多。其小令《［中吕］喜春来》写得甚是豪壮：

金鱼玉带罗襕扣，皂盖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得意秋，分破帝王忧。

有的时候，这种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表现为不顾自身处境和身份而毅然表达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慷慨与深婉。如辽道宗耶律洪基皇后萧观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后妃萧瑟瑟，均为才女，且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熏陶，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都在文坛留下了通脱晓畅的诗篇。道宗在位四十六年中远游出猎累计起来高达两百多次，堪称史无前例，熟谙汉家典籍的观音，怀着深沉的忧虑上《谏猎疏》一文，以周王之德劝谏道宗，全文124字，连用四典，言简意赅，非对汉文化谙熟者不能为此。无独有偶，文妃萧瑟瑟面对天祚帝举鹰游猎不恤朝政、亲奸害贤的举动，奋笔作《讽谏歌》以训，更写下《咏史》劝天祚帝学习历史上的贤君之德。以妇人之身尚且心怀天下，表现出开阔的视野及明朗清新的格调，可见唐文化的熏染及晚唐五代遗风的影响。

更多时候，这种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则表现为对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注，不畏强权披露社会矛盾，矛头往往直指最高统治者。如元代著名回鹘族诗人马祖常、西域色目人萨都剌都写了大量反映关心社会、关注民生的诗作，表达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前者写有《送袁伯长归浙东》《石田山居》《踏水车行》《缫丝行》《室妇叹》等数篇长诗，揭露了阶级矛盾的尖锐，表现出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后者有《鬻女谣》《漫兴》《登歌风台》《过居庸关》《早发黄河即事》等名篇传世，触及社会矛盾和弊端，对国事深表忧虑。两位诗人均表现出与君子人格一致的为苍生立命、替百姓立言的正义感，兹选取萨都剌一首《过居庸关》为例：

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北关凉。

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

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

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山泣山鬼。

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

路人立马问前事，犹能历历言丘墟。

夜来芟豆得戈铁，雨蚀风吹半棱折。

铁腥惟带土花青，犹是将军战时血。

前年又复铁做门，貔貅万灶如云屯。

生前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召孤魂？

居庸关，何峥嵘！

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

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诗歌前半部分描写居庸关地势之险要，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壮士丧命于此。后半部分转而写眼前只剩八十多岁的老翁耕种土地，然后借老人之口，写出了统治者争权夺位、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居庸关的峥嵘不能成为百姓的屏障，反成为灾难，最后借老人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和平生活的渴望：“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干文传在《雁门集序》中称赞萨都剌的诗“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可以颂美德而尽夫群情，可以感人心而裨乎时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扫往宋委靡之弊矣。”对中华文化的濡染和对君子之德的追慕正是其此种诗风的底蕴。

此外，雅琥、乃贤、余阙、丁鹤年、萨大文等都曾写下对国事兴亡、对百姓疾苦满腹牵挂的诗篇。从他们的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文化“精气神”和典范人格模式的集中展示，以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方式，在包括西域诸族的每个中华儿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基因，烙下了君子文化的深刻印记。

三、“车书混一华夷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学者们对于文化认同较为一致的认识是：文化认同是指人与人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对他们拥有的共同文化的认可。文化认同的内涵是指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和共同发展，消除偏见与隔阂，产生了在政治、文化、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同一性。

如前文所述，儒学与君子文化尽管表述的角度不同，但其立足点和归宿所指完全一致，即由君子的人格可推衍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张岱年就曾提出《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名言，不仅是君子人格的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对君子之风的仰慕和君子之德的理解接受必然意味着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契丹接受汉文化主要在辽圣、兴、道三帝治政的一百一十多年间，尤其是道宗朝，辽道宗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打破了以种族区分华夷的偏见，提出了“华夷同风”的见解。由于互派使节、军事战争、经济往来等为汉契民族带来更多接触对方文化的契机，以儒家思想为其精髓的中原文化全面迅速地融入契丹文化。澶渊之盟与两面官制度的施行，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得契丹族的文明水平有了整体性提升，这正是辽道宗提出“华夷同风”的底蕴与底气。时为道宗皇后的才女萧观音，以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充分理解并完全响应了道宗的“夷夏观”认识：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蠢，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全诗以历史上的贤君虞舜及其治下的圣明之朝自比，尤其后两联颇具“华夷同风”之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不管处在何时，不管是哪个民族执政，只要能够君臣同心、使国家强盛、四方服化，谁就是正统。在她的观念中，认为礼教渐修的辽之社稷上承天意下应民心，以尧舜传统治国观念自持，实现北地的统一，而且正欲以华夏正统的姿态，推行教化，增强文化凝聚力，而做到了这点，“华”与“夷”又有什么区别呢？元代文学奠基者耶律楚材《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其二中也有这样的诗句：

关山险僻重复重，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

他还主张以儒家古圣先贤激励当今君子，以尧舜期许元君，“吾君尧舜之君，吾民尧舜之民”，力他主以儒家思想教化人民，认为如果有一夫一妇未受尧舜教化，是君子之耻，表现出对儒家思想和君子文化的高度认同。

如果说，辽道宗和其皇后萧观音、耶律楚材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接受主要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占据正统文化高地，也就是“正名”的需要，还有着较强的功利目的，那么，大约两百年后，元代著名回鹘族诗人马祖常的《饮酒》诗则是通过酒后抒怀、推宗耀祖这一更为自然真切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诗中写道：

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

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

金世狩河表，我祖先群黎。

诗书百年泽，濡翼岂梁鹈。

尝观汉建国，再世有日磾。

后来兴唐臣，胤裔多羌氐。

春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

夷礼即夷之，毫发各有稽。

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

敷文佐时运，烂烂应奎壁。

诗歌非常自如地追溯祖先的功业，讲述家族百年来接受祖国文化、礼法的熏陶，以及自己对儒学的喜好，并标明自己要师从圣人之法辅佐时运的高远志向。字里行间，阐发了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史实，汉唐两朝都有少数民族兴国大臣立下卓越功勋，诗中还强调少数民族必须遵循圣人之法，不能搞分裂割据。这种见解毫无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元顺帝时期也利可温人雅琥诗名甚高，清人顾嗣立认为他和乃贤、泰不华、余阙同为极一时之盛的诗人。雅琥曾写有《送刘县尹赴山后白登县任》：

使君出宰近龙沙，芳草凄迷是县衙。

五月山溪犹积雪，三春庭树不开花。

往时烽火通秦塞，今日弦歌属汉家。

圣代行将征卓茂，莫嫌白发负年华。

诗中刘县尹不知其人，作者鼓励他不要嫌弃白登县偏僻，不要担心年龄大，现今正是建功立业之际，要向汉代卓茂看齐，做一名治世能臣。诗歌的题材并不特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往时烽火通秦塞，今日弦歌属汉家”一联可以看出作者非常自然地把蒙古族建业的元政权看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很有见地。

四、西域诗歌对君子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西域诗歌对君子文化的接受意味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文化走出封闭，超越自我，扩大自我，接纳非我，融会非我，对于交融的双方都有着重大意义。西域诗歌在接受君子文化丰富自己的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着丰富与发展。中华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包容性和丰富性，这是长期以来各种文化融合的结果。早在先秦时，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夏文化就吸收融合有夷、狄、戎、蛮等文化，形成华夏文化。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鲜卑、乌桓、匈奴，五代至宋有契丹、女真、西夏文化，它们不断融入，共同汇聚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君子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墨家学派、法家学派、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有很多不同，甚至颇多论争，但对君子人格各家学说却有着高度一致。尤其是道家关于水的哲学、以柔克刚的思想，与儒家“君子如玉”“谦谦君子”的要求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之道极为吻合。君子文化自形成以来就被赋予了“儒雅”“克制”“温柔”的一些特质，相应地，刚健、孔武、豪迈的气息相对不足。

西域诗歌恰好给中华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草原游牧文化伴生的粗犷劲健、尚武勇猛是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君子文化的交汇交融中，也丰富了以“柔”为特质的君子文化。

上文提及的蒙古族诗人伯颜，一方面他功勋卓著而口不言功，具有君子谦虚谨慎的风范，一方面他的作品却又豪气干云、满腔自信，写《奉旨收江南》有气吞山河之势：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

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甚至一首四句的咏物小诗《鞭》也写出了一派豪迈气势，读之令人不禁热血沸腾：

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

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

史称伯颜相貌魁伟，言语犀利，加之有身为中书左丞相总兵攻宋的经历，其诗歌呈现出清刚劲健的风格自不必说。比之稍晚的贯云石虽然未曾亲临战场，却也颇具武将家风，善骑能射。在将黄金虎符让给弟弟忽都海涯后，师从著名古文学家姚燧，后来当过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文官，但是其描写一种叫作菖蒲的植物时，却名为《蒲剑》且由衷而发一股慷慨雄浑之气：

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

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

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

秋来只恐西风恶，销尽锋棱恨转多。

在“文轨日昌”的政治环境当中有这样的审美趣味，和流淌在血液里的崇尚勇武的民族气质很有关系。贯云石几乎各类题材的作品都带有一股豪气，即使写男女恋情的题材，也在清新秀丽中透出北方民歌刚健质朴的气息，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他由武而文、由仕而隐的经历有关，而另一方面，也是由其民族的独特气质文化为背景，在特定的生活经历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摩擦出了火花。

此外，贯云石在《芦花被诗》中，说自己“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固然包含一点自谦之意，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昂扬的自信和一种铄古砺今的英雄气度。在其散曲［双调·殿前欢］中，更是反反复复有“我”出现，个性张扬，与汉文化的谦和退忍很是不同。有意味的是，这种骄傲与自信，又常常被汉族士大夫所向往。“芦花被”已经成了贯酸斋的象征，以之为名的同题集咏现象就是各族文人对于贯云石这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化的温柔敦厚与西域文化的自信幽默得以融合，诚如杨义先生所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通则便是文化大于种族”，此言不虚。

近来，文化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提到的术语，不同的认同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文化认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赋予不同的文化本性。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是在由多元聚合为一体的基础上，进而由一体凝聚起多元的过程，并在这种一体与多元的矛盾运动中保持了生机与活力。

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而对人格的培养又正是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其主体，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它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塑造了一种为各族中华儿女所认同尊崇的集体人格，这个集体人格就是“君子”人格。李泽厚在探讨儒学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时说：儒学是一种融化在中国人行为、生活、思想、感情中的某种定势、模式，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是非显性的，深藏于人的内心，但是它的外在表现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感知和把握的，这就是君子人格。因此，梳理中华文化（君子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轨迹，形成一种文化自觉，这对于我们在自觉的基础上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采取相应的措施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文章原载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