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與功臣，一個要防範“黃袍加身”這類事情的發生，另一個則要設法使“黃袍加身”成為現實，彼此攻防轉移的結果使君将關系永遠處于高度緊張之中。
對于那些擁有軍隊，威名日著的功臣宿将而言，要使他們耐得住寂寞，“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不滋生觊觎非望之心，簡直等于是緣木求魚、與虎謀皮，純屬一廂情願。在他們意識深處，做皇帝、君臨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獨掌生殺予奪之大權的誘惑，實在太厲害了，是怎麼也抵擋不了的，隻好是“跟着感覺走”。是以，他們中間為數不少的人，都願意冒毀家滅族的危險，想方設法為這種誘人的前景殊死一搏。他們的人生哲學，早已由那位東晉王朝的大軍閥（也是大野心家）桓溫所一語道破：“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耶！”
政治上的基本遊戲規則就是若有十倍的利益，便不惜硬起心腸僥幸一試；若有百倍的好處，便可以喪心病狂地把老本全豁進去。于是乎，抱着“成者王侯，敗者賊寇”豪賭一把的亡命心理，曆朝曆代都有一些權欲熏心的功臣宿将不安于位，要跳将出來導演以武力搶班奪權的一幕幕鬧劇。這樣的人物，在曆史上比比皆是，除了著名的郭威、趙匡胤等人外，還有王敦、桓溫、桓玄等一些個次量級的家夥。隻是王敦、桓溫等人運氣不如趙匡胤，他們“為山千仞，功虧一篑”，在距離龍椅一步之遙的地方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皇帝夢無情破滅。真所謂“青山留不住，畢竟東流去”！
公元316年（建興四年），腐朽的西晉王朝在内亂不已和少數民族貴族武裝打擊下最終覆滅了。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領們于次年擁立晉室藩王——琅邪王司馬睿為晉王，次年正式登基稱帝，是為晉元帝，建都于建康（今江蘇南京），史稱“東晉”。
東晉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門閥士族的聯合執政體。田餘慶先生在其《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将東晉政治界定為典型的“門閥政治”，乃是不刊之論。與西晉皇帝關系并不十分親密的藩王司馬睿能夠當上皇帝，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琅邪王導及其族兄王敦的翊戴擁立功不可沒，他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一文一武，運用政治韬略并借助武力後盾，把資質平庸、經曆平凡、恩威未孚的司馬睿送上了皇帝的寶座。司馬睿知恩圖報、投桃報李，亦以高官厚祿來酬勞答謝王氏兄弟。他委任王導為丞相，執掌中樞大政，掌控财經命脈，主宰人事任免；策命王敦作鎮東大将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幾乎包括當時東晉的整個轄境）諸軍事、江州刺史，控制全國的兵權，執掌天下的征伐。王氏兄弟權傾朝野，炙手可熱，以緻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
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當司馬睿初登帝位，接受群臣百官朝拜之時，他居然讓王導“升禦床共坐”（盡管圓滑精明，老于世故的王導本人很識相地推辭了）。王氏兄弟在東晉政權中的地位之高，威權之重，于此可見一斑。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山望着那山高”，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在王導身上還有所收斂，因為他畢竟是文官，膽子略微要小一點，加上他富有政治頭腦，明白輕重得失，知道觊觎帝位隻會引起内部動亂，使好不容易才初具規模、剛入正軌的東晉王朝毀于一旦，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東晉王朝倘若玩完，則王氏家族的好日子也就會走到盡頭。是以，他的基本宗旨是“鎮之以靜，群情自安”（《晉書·王導傳》）。雖然獨攬大權，卻沒有篡晉自立的狼子野心。
然而，他的族兄弟王敦便完全不同了，他是赳赳武夫，從死人堆裡跌打滾爬煉就出來的，隻認一個理，就是憑借手中的刀槍縱橫天下，為所欲為。東晉的天子之位是憑他的武力扶植起來的，合自己的心意則保駕護航，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反水跳槽，若機緣湊巧，亦不妨踐行西楚霸王項羽的“豪言壯語”：“彼可取而代之。”從他大醉酩酊後用鐵如意擊壺吟詠“亂世之奸雄”曹孟德“慨當以慷”的詩句，以至擊破壺口的下意識舉動來看，王敦素有野心乃是不争的事實，無非是欠缺一個發作的契機而已！
但晉元帝司馬睿的作為，卻使王敦下決心摘下了“同心翼戴”的面具。晉元帝依靠王氏兄弟才登上皇位這一點固然不假，但是，和任何一個君主一樣，他也喜歡乾綱獨斷、大權自握，信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原則，是以，對王氏兄弟尤其是執掌兵權的王敦也要玩過河拆橋的危險政治遊戲。他不滿于王氏的驕橫，總想削弱王氏的勢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引用善用奉迎的劉隗，酗酒放肆的刁協作心腹，在暗中悄悄作對付王敦的軍事部署：充實中央朝廷的軍事力量，釋放揚州地區内淪落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們組編成軍隊；任命江南地區士族頭領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任命劉隗為鎮北将軍，都督青、徐州諸軍事，各率領萬人，分駐合肥、泗口，防禦王敦在長江上中流的軍事勢力。
王敦他正發愁找不到趁火打劫、亂中篡權的借口，如今見晉元帝有防己甚至誅己之意，馬上就逮住不放，“你不仁，我不義”，是你司馬睿先萌生猜忌之心，那就休怪我翻臉不認人了。“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于是他乘機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訴冤“清君側”為口實，陰謀篡奪皇位。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大舉起兵，順流而下，一舉攻占建康，誅殺戴淵、刁協等人。劉隗見勢不妙，也顧不得晉元帝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了，撇下主子，狼狽逃竄，投奔石勒。
但是，由于王導等主要朝臣不願動亂擴大，危及高門士族的根本利益，而沒有同王敦展開合作，表示“甯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王敦一時間無法實作自己的篡奪野心，隻好悻悻退回武昌大學營。
公元323年，晉元帝司馬睿憂憤病死，晉明帝繼位，王導輔政，王敦以為有機可乘，加緊篡權謀劃，自武昌移鎮姑熟（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次年，王敦身患重病，去日無多，早已對他恨之入骨的晉明帝乘機下诏令征發大軍讨伐王敦。王敦不甘心坐以待斃，孤注一擲，派出軍隊進攻建康，
但此時他患病的消息已在軍中流傳，軍心渙散，實力急挫，結果大軍受阻于建康城下。王敦眼見篡位之志難以實作，憂憤交加，病益轉沉重，遂緻不治。一場血風腥雨的軍事政變終于得到了平息。
王敦雖然死去，但東晉王朝内部君将之間的尖銳沖突并沒有真正得到舒纡，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這也是皇權專制與将權離心傾向互為沖突、形格勢禁的必然結果。果不其然，時隔不久，就有蘇峻擁兵自立、觊觎非望以及庾翼欲開藩鎮世襲惡例的事件發生。這些叛亂雖然因種種原因而得以及時制止，但它們的發生，本身已經說明了企圖攪局變天、唯恐天下不亂的大有人在。是以，到了桓溫、桓玄執掌兵符之時，又上演了新的謀篡皇位的劇目。
桓溫是東晉一朝軍事才幹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迎娶晉明帝之女南康公主為妻，官拜附馬都尉，累遷至徐州刺史，後來又替代庾翼坐鎮戰略要地荊州。
此人在軍事上絕對是一把好手，志在收複中原。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大大的野心家，在掌握了一部分兵權之後，即處心積慮經營自己的地盤，攫取更大的權力，希望通過軍事上的不斷勝利，進一步提高個人的聲望，以便尋找機會代晉自立為帝。
正因為包藏着這樣的狼子野心，是以，他對王敦的行徑興趣盎然、情有獨鐘，處處效仿王敦的做法作派，并且對王敦的“壯志”未酬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史載其“自負才力，久懷異志”，曾經“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耶！’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野心家的嘴臉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出任荊州刺史是桓溫将個人野心付諸實施的一個重要起點。他有了一個施展拳腳的巨大舞台，是不會讓它空閑在那裡的。公元347年，桓溫統兵攻滅成漢國，生擒成漢國主李勢，使得蜀地重新置于東晉的控制之下。這場軍事勝利使桓溫威名大振，他的野心越發膨脹，企圖再接再厲，乘機北伐，為自己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
東晉朝廷并不蠢笨，它的政治嗅覺可靈敏着呢，何嘗沒有看清桓溫的真實用心！為了阻止桓溫北伐立功，它引用虛名甚大的清談家殷浩參與朝政，專和桓溫作對。遺憾的是書生本色的殷浩（時任揚州刺史）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于軍事一竅不通，領兵北伐慘遭大敗，桓溫趁機上表彈劾殷浩，朝廷有心無力，沒法庇護，隻好将殷浩罷官免職，一撸到底。
殷浩去職，桓溫權勢日熾，遂不可複制。于是他先後三次北伐，攻打前秦，進擊前燕，每次征戰在初期都取得重大成果，兵鋒曾抵達長安東面的灞上，并收複洛陽，一時間威震天下，東晉朝廷的權力亦基本上為其所控制。公元363年，桓溫被正式任命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軍事，次年又加揚州牧，到了公元369年，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從此，荊、揚兩州，由桓溫一身兼任。
至此，桓溫篡晉自立的資本已基本具備了。“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為了使自己的夙願盡快實作，桓溫計劃發動更大規模的北伐前燕之役，企圖借軍事上的更大勝利，來為自己的篡晉活動創造必要的充分條件。
“甯贈友邦，不與家奴”，這是封建統治者共同奉行的圭臬，東晉朝廷完全明白桓溫北伐如果最終取勝對自己意味着什麼，是以，處處掣肘和破壞他的行動，讓他進退維谷、左支右绌。這一點早為前燕政權的謀臣申胤所預料到：“以（桓）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桓）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桓）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将乖阻以敗其事。”
事态的發展果真是如此，桓溫的三次北伐都是先勝後敗，無功而返，尤其是最後那次攻伐前秦之戰，更是慘遭枋頭之敗，軍隊主力損失慘重。軍事上的嚴重失利，也使得桓溫的實力與威望急劇下降（這也證明了中國傳統統治中的一條鐵律：打敗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個英雄或奸雄的，從來不是敵人的強大，而是來自自己内部的消耗與搗亂）！
桓溫不甘心自己的“雄心壯志”付諸東流，變本加厲加快了篡奪的步驟，于公元371年廢皇帝司馬奕，擁立司馬顯為帝（晉簡文帝），次年又更立司馬耀為帝（晉孝武帝），并要求朝廷錫加九錫，為禅晉自立準備最後條件。
但由于遭到王、謝為代表的門閥士族的強烈抵制，桓溫未及圓自己的皇帝之夢，便患病身死(看來即使當野心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幹不法的勾當，也需要有身體這個本錢，否則便隻好眼睜睜地看着大好機會從自己身邊溜之乎也)。東晉朝廷也終于再一次轉危為安。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桓溫雖死，但桓氏勢力猶在，其子桓玄才幹能力遠遠不及乃父(正好印證了“一蟹不如一蟹”的道理)，然而，野心之大、貪欲之盛則不亞于乃父分毫。他在東晉末年出任荊州都督，手中握有東晉王朝近半的兵力。适逢孫恩、盧循大規模起事，攻城掠地，劫殺官吏，東晉王朝倉促應對，傾其全力鎮壓，導緻京師空虛，防守薄弱。桓玄乘機吞并東晉上遊戰略要地荊州，占有了東晉三分之二的地盤。
實力坐大之後，桓玄的篡逆野心遂暴露無遺，準備用武力颠覆晉室。東晉王朝不能容忍桓玄的所作所為，決定先發制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以司馬元顯為征讨大都督，北府兵大将劉牢之為前部都督，發兵征讨桓玄。
桓玄就坡下驢，順水推舟，迅速舉兵起事，順流而下。他收買了劉牢之，使北府兵不戰而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随之長驅直入，一舉攻入京師建康，殺死朝廷權臣司馬道子、司馬元顯，控制了全部朝政。
到公元404年，桓玄“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廢黜了晉安帝，自立為皇帝，國号楚。
遺憾的是，桓玄無德無能，既文不能附衆，又武不能威敵，是以，皇帝的寶座還沒有坐熱，就遇上了天大的麻煩。北府兵中級軍官劉裕利用桓玄恩信未著、士衆未附、人心思亂的機會，果決地在京口起兵，對桓玄發起猛烈的攻擊。桓玄垂死掙紮，派兵鎮壓起事者，但即為劉裕、劉毅的部隊所擊敗。劉裕麾下的北府兵餘勇可賈，乘勝攻入建康，桓玄倉皇逃竄，敗退江陵，衆叛親離，大勢盡去。晉兵尾随追擊，直搗腹心，攻入江陵，誅殺桓玄，盡滅桓氏一族。桓玄的短暫皇帝夢，也就這樣迅速地破滅了。
桓玄盡管徹底失敗了，然而他的所作所為和乃父桓溫的拙劣表現一樣，也證明了“兵強馬壯者為天子”，是曆史上許多功臣宿将所信奉的人生哲學與政治信念。“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的誘人前景，使得那些立有戰功、擁有兵權的野心家往往孤注一擲、铤而走險。總而言之，在富貴權利的面前，什麼君臣之禮、朋友之誼、血親之情、倫理之常，統統都被抛到了爪哇國中，均無任何意義可言，餘下的隻有篡奪與反篡奪，殘殺與被殘殺，或為刀俎，或為魚肉，别無其他的選擇。唯一的差別是，曹丕、司馬懿、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趙匡胤等人笑到了最後，成功了，“飛龍在天”；而鐘會、王敦、桓溫、桓玄、侯景、楊玄感等人功敗垂成，陷入了覆滅的深淵，千百載都翻不過身來。
為了防止這種功臣逼宮、勳臣反噬局面的出現，掃除籠罩在自己頭上的反叛陰霾，任何一位君主都會把誅戮功臣，鞏固一姓江山，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這可以說是曆史上“兔死狗烹”式悲劇代代上演的主要契機，它使得多少人整日生活在猜忌、疑懼、恐怖的陰影之中，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這樣的陰暗面，不加揭露、針砭甚至粉飾美化，那才是曆史的叛徒，文明的敗類！是真正的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