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你正走在大街上，不料卻遭到仇家惡意報複，被人強行抓進了精神病醫院，這時你該怎麼辦？
第一種情況：事發突然，你驚悚萬分，大聲哭鬧，歇斯底裡：我是正常人，我是遭人陷害的，求你們放我出去吧。醫生很不耐煩，在你屁股上狠狠地注射了一針。
第二種情況：你感到莫名其妙，強忍住驚慌，理性地和醫務人員溝通：這裡面一定有誤會，我很正常，是某名牌大學某熱門專業的學生，智商測試140，曾獲得過全國數學競賽一等獎，請您放我出去。不料，醫生卻很不屑：看見旁邊那個流口水的老頭了嗎，他還是著名數學教授呢。然後，你被紮了一針。
第三種情況：你積極配合醫務人員，不要引起他們的格外注意。每日吃藥時佯裝吞咽，後趁醫務人員不備将藥吐出。細心留意醫院的管理漏洞，伺機飛越瘋人院。最後找媒體曝光此事。
上面這個故事看似荒唐卻引發人們思考：一個理性的人如何證明自己不瘋癫？理性和瘋癫究竟是什麼關系？精神病院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機構？如果它是醫院，那病人本可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可為何它卻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人的自由？
1975年囊括了奧斯卡獎最佳電影、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等五項大獎的著名電影《飛越瘋人院》講述了一個關于瘋人院的故事：主人公麥克墨菲為了逃避監獄的強制勞動就自作聰明地裝瘋賣傻，後來他果真被人送進瘋人院。以為獲得了自由的麥克墨菲開始整天在瘋人院裡找樂子，自由放縱的他在瘋人院裡制造出了一系列出格行動：違反禁令、倡導民主、私自帶進女人……麥克墨菲的熱情好動、狡猾輕浮與瘋人院的機械冰冷、嚴格科學格格不入，他的到來嚴重挑戰了護士長的絕對權威。一次次的鬥法，麥克墨菲的最終結局卻是從一個健康人變成了貨真價實的病人——他被徹底摘除了腦白質。
這部充滿豐富隐喻的電影反映了一個主題：瘋人院，這個被定義為對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進行檢查、診斷和治療的醫院，卻憑借嚴格的規章制度和複雜的文化心理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它披着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外衣，看似采取了民主的管理制度，實際上卻是護士長的獨裁統治。任何不服從護士長的病人都會被強制摘除腦白質。而所謂瘋人院裡的瘋子也沒幾個是真瘋，他們不過是比社會所容納的正常人多了幾分個性而已。電影《飛越瘋人院》根據1962年美國作家肯·克西同名小說改編，這部小說放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大背景下，強烈的反體制、反傳統、反主流的叛逆情緒溢于言表。
《飛越瘋人院》裡對瘋癫、權力、懲戒等主題的表達與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著作《瘋癫與文明》中的思想極為相似。米歇爾·福柯，20世紀法國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曆史學家、後現代主義者。福柯的思想對哲學、曆史學、文藝理論等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曾被稱為“20世紀法蘭西的尼采”。可以說，福柯對20世紀時代精神的持久影響超過了同時代任何一位哲學家，甚至是薩特。就拿福柯對文藝理論的影響而言，影視編劇們尤為青睐福柯的理論，電影《飛越瘋人院》《發條橙》，美劇《美國恐怖故事》等影視作品都折射出福柯理論的影子。
盡管每一位哲學家的研究領域都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研究有着一個共同的最高的目的：人類的生存、自由與幸福。圍繞這一主題，哲學家們開始了辛苦探索。其中，怪才福柯不走尋常路，他另辟蹊徑，從社會邊緣群體着手，批判現代人的生存現狀，探讨人類的生存和自由。如果說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如古典音樂般隽永甘醇，羅素、薩特的哲學如通俗音樂般平易近人簡單通俗，那福柯的哲學就是汪洋恣肆的重金屬搖滾樂。
你我身邊總會有這樣一些人存在，他們可能是某個鄰居、某個同學、某個親朋，他們一般留着長發或者幹脆光頭，他們紮着耳洞舉止怪異離經叛道，不喜與人交談。他們拒絕社會千百年來約定俗成的那張網，苦苦尋覓着屬于自己的那張不同尋常的網。很多年過去了，他們中有的遇見高人點撥終于回歸正常娶妻生子；有的拖着破爛不堪的靈魂不甘地苟活；有的因叛逆過度淪為犯罪分子人們談之變色；還有極少數人最終叛逆地修成正果成為引領一個新潮流的哲學家、藝術家或文學家。米歇爾·福柯就是這叛逆者中成功的一個。從小跟随醫生父親在手術室裡目睹了太多的斷臂殘肢，又見證了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如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流成河，福柯對世界的認識是威脅、恐懼、陰暗、壓抑的。他牆頭挂着西班牙畫家戈雅的《瘋人院》，他喜歡閱讀情色作家薩德充滿性虐描寫的文學作品，行為偏僻個性乖張，福柯的另類性格為他日後另類的研究角度作好了鋪墊。果不其然，成年後的福柯在他的作品裡以排山倒海之勢颠覆傳統，反對理性，為讀者詳細論述了瘋癫的曆史、性的曆史、監獄的曆史、禁閉、懲罰等一系列鮮為人研究的話題，成為人們眼中一位為社會底層和邊緣群體“請命”的哲學家。
在我眼裡，福柯的《瘋癫與文明》是繼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一本難得的集哲學性與文學性于一身，字字珠玑、才華橫溢、修辭精緻、鞭辟入裡、堪稱完美的哲學作品。福柯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瘋癫并不是自然的現象，而是人類文明的産物。也就是說，在蠻荒狀态下不可能出現瘋癫，瘋癫隻能出現在社會中。精神病院的出現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産物，帶有明顯的規範化、制度化特征。通過精神病院，統治階級可以對個體實行規訓，并實作對個體的監督、馴服和操縱。
在《瘋癫與文明》一書裡，福柯詳細考察了西方社會人們對待瘋癫者的三次變化：
從中世紀末到文藝複興時期，麻風病逐漸消失，但是禁锢麻風病人的場是以及人們對待麻風病的陋習卻依然保留。這時，瘋癫者取代麻風病人成為被人清洗的對象，他們被驅逐出城，四處流浪。為了不讓他們傳回家鄉，就把他們送至一個遙遠的地方。在這一時期作家伊拉斯谟、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瘋癫者的形象。莎士比亞的戲劇裡總會出現個洞悉一切、把握真理的瘋癫者；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就講述了一個關于瘋癫遊俠的故事。
到了17、18世紀，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占據主導，本是自然狀态的瘋癫卻遭到理性的徹底排斥，瘋癫者被禁閉。在這個時代裡，瘋癫者與窮人、流浪漢、放蕩者、同志者等被囚禁在一起，醫院早已不是醫療機構而成為一個可以懲罰、審判的權力機構。理性通過禁閉瘋癫可以不受幹擾地獨自發展，獲得了對瘋癫的絕對統治。從此，瘋癫在黑暗的禁閉室裡成為了一種非存在物。“通過禁閉，瘋癫被公認為虛無。”
18世紀到現在是現代精神病學和精神病醫院的時代。法國人皮納爾在法國大革命後，創立了實證主義瘋人院，過去那種監禁機構被推翻。從此瘋癫者的肉體開始被人道地對待，但他們的精神依舊受到理性的禁閉。理性仍舊絕對控制着非理性。
瘋癫，福柯總結道，是一個社會事實，是一部分人對另外一部分人的判決，是一群人對另外一群思維方式與之不同的人的孤立，理性一直對瘋癫專權。福柯的思想是反理性的，尤其是反笛卡爾主義。在福柯看來，理性主義領路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無法成立。“我思”作為一種意識，無法與“主體的我”以及“我存在”等同。很明顯，無意識的我、做夢的我或者瘋癫的我難道就不存在了？于是，人們為理性唱贊歌，福柯則替非理性鳴不平；人們讴歌人道主義，福柯卻撕破人道主義溫情脈脈下的虛僞面紗；人們歡呼知識進步，福柯則把知識與權力，懲罰的陰暗面展示給你；福柯說理性是獨裁的皇帝，人們一直默默地為理性效忠。盡管理性看起來溫文爾雅，但他其實是個暴君，他一直壓制、監視、監禁瘋癫。福柯大聲宣布“人死了”，作為主體的人死了，知識、曆史、語言的源頭與基礎死了，以主體為特征的整個西方文明勢必大廈将傾。
如果說笛卡爾為主體至高無上的近代哲學鳴鑼開道，那福柯就為這種主體哲學鳴金收兵。
在福柯眼裡，理性不僅通過瘋人院馴服瘋癫，它還變本加厲地通過監獄監視瘋癫。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美劇《越獄》中，我們能看到這樣的監獄：環形或者類環形建築，高高的瞭望塔，囚室之間彼此暴露，這種監獄模式正是繼承了近代“全景敞視主義”監獄。近代以來的“全景敞視主義”監獄是個環形建築，中央是瞭望塔，每一間囚室都在環形建築的橫切面上，每間囚室有兩個窗戶，一個對着瞭望塔，一個對着外面的陽光。這樣的監獄布局使得每個囚犯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在監視之下。監獄的高效率化管理使得這種理性模式在全社會範圍内被普遍接受，于是乎，有一雙眼睛總是無時無刻不盯着你，勞工在工廠内被強制安心工作，學生在學校裡被強制專心學習，一種懲罰和監視的機制就這樣内在化了，社會成為紀律制的秩序社會。
福柯考察了中世紀的瘋人院、文藝複興時期的愚人船、古典時期的大禁閉、18世紀的精神病醫院，他就像個細心的考古學家一樣，把每一個發現和當時的年代、曆史環境結合，把事實與思想結合在一起，找出曆史的秩序來。福柯給自己的這種思想方法起了個名字“知識考古學”。考古學本是通過對曆史上遺留下的遺迹和遺物進行研究考證，重新建構曆史的組合連接配接順序，福柯借以比喻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用來梳理人類的知識。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對曆史的線性發展和同一連續性不感興趣，他重在考查曆史的差異和多樣性。晚年的福柯又将“知識考古學”發展為“譜系學”，譜系學的概念來自尼采《道德的譜系》一書，福柯的譜系學批判了過去傳統曆史和哲學總是陷入對本質、本原尋求的窠臼，拒斥了過去那種宏大叙事的哲學基礎。傳統的曆史學家、哲學家們不是喜歡研究那些高貴的年代、抽象的概念、純粹的理性嗎，而我的譜系學就從研究人的肉體、消化系統、神經系統着手，福柯建立了以“權力——知識——身體”三角關系的譜系學研究方法。
曾有人認為福柯的理論研究純屬多此一舉，正常人還研究不過來幹嗎去研究瘋子？其實，說這話的人從來沒意識到我們每個正常人身上都藏匿着一個“瘋子”，那些行走在路上神色匆匆的人們、那些為養家糊口辛苦打拼的人們、甚至那些與理性的知識與科學一直打交道的人們，他們或冷漠沉默或溫和有禮的背後又藏匿着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和真相？就像我們永遠覺得周圍人都是正常的，那些誇張離奇的想法和人物不過是出現在小說中，我們從未意識到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小說的主人公，作家不過是把那些秘而不宣的情緒放大，把每一個人都有的壓抑、隐秘、離軌的情緒曝光。現實生活中，有人會一輩子控制好那些非理性的情緒，有人宣洩之後又再次回歸理性，有人卻壓制無果後選擇了自我放逐成為“瘋子”。其實，如何對待“瘋子”就是如何正确對待人類自己，功利主義者會認為瘋子是人類社會自然淘汰掉的個體，這是正常的社會進化，何必為這些退化的瘋子們大費周章地提供養料和醫療場所？曆史上，也真的有一群叫納粹的另外的“瘋子”對精神病院的“瘋子”們大開殺戒。整個“二戰”，納粹處死了十幾萬精神病人，在納粹眼裡這些不能從事物質生産和創造，隻能給活着的人徒添負擔的精神病人是不值得存活的生命，殺死他們可以替社會節約資源。曾寫下“人，詩意地栖居”的詩人荷爾德林因為精神失常也慘遭閨蜜黑格爾的抛棄，黑格爾是理性的集大成者，理性與瘋癫自然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