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熊向晖 特工，外交官；中共情報工作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以其超人的機智、果敢、堅韌，赢得胡宗南賞識，巧妙地送出國民黨“閃擊延安”、“西安軍事會議”等諸多重要情報，為挫敗國民黨反共陰謀、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衛中共延安黨中央等屢建奇功；1972年8月，任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鄧穎超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會見楊振甯博士和他的母親羅孟華、妹妹楊振玉。陪見的有著名科學家張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參加。現據當時筆記，介紹這次談話的主要内容，借以紀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20周年（本文寫于1996年）。
1976年4月15日，鄧穎超（右五）與楊振甯（右四）等合影，左四為熊向晖。（《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圖）
鄧穎超同志首先向楊振甯博士表示感謝。她說：“我收到美國的華文報紙，看到在周恩來同志故去以後，紐約各界僑胞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追悼會，楊振甯博士緻悼詞，在悼詞中還引用了毛主席關于生死問題的論述，使我非常感動。”
楊振甯說：“在美國，我所認識的華僑、華人和美國人，盡管沒有見過周總理，但都敬佩周總理。我這次來北京，他們要我作代表，向周總理的靈位獻花圈，表示大家對周總理的無限懷念。他們還要我代表大家看望鄧先生，表示對鄧先生的誠摯慰問。我到北京後，才知道并沒有周總理的靈位，這個任務我無法完成了。今天見到鄧先生，回到美國以後就可以對他們說，已經當面轉達了他們對鄧先生的情誼。鄧先生今天接見家母和舍妹，我和她們同樣感到榮幸。”
接着，鄧穎超同志向楊振甯博士談了三個問題：
關于周恩來總理的遺體處理
楊振甯說：“我對周總理不僅非常敬佩，還有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情。當我從廣播中聽到周總理逝世的消息時，我十分悲痛，我還能控制自己。但當我聽到周總理的遺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裡和土地上時，立即在我心裡引起十分強烈的感情與理智的沖突，我實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說到這裡，楊振甯失聲痛哭。在座的除鄧穎超同志外，也都失聲痛哭）。”
鄧穎超對楊振甯說：
我很了解你的感情，請你不要難過。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學家，比我更懂得物質不滅的道理。既然你這樣關注恩來同志的遺體處理，我可以向你講講對這件事的決定過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們黨中央決定提倡死後遺體火化，但不要強加于人。幾千年來，中國人民死後都是土葬。從土葬到火化，這是喪葬習俗上的一場革命，不是輕易能夠實作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自願帶頭，簽名表示自己死後将遺體火化的決心。
當時恩來同志和我個别交談，他說："我們死後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煩和負擔，遺體火化以後，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裡，可以做魚的飼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莊稼的肥料。雖然隻有那麼一點點，也許還可以最後起一點點為人民服務的作用。"
我說，完全同意。我們兩人就這樣約好，還互相作了保證，後死者保證實作先死者的這一願望。
恩來同志又說："我可以履行對你的保證，你未必能履行對我的保證。"
那時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負責同志，我是普通的共産黨員，如果他先我而去，後事處理要由中央決定，我難以保證實作對他的諾言。當時我沒有把這一想法講出來，以後很長時間我們也沒有再談這件事。
前年，恩來同志住進醫院，我常去看望他。又一次，他對我說，從前我們兩個人互相約好、互相保證過的，死後把骨灰撒掉。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嚴重，我沒有回答他。恩來同志的心髒停止跳動時，政治局的幾位同志在場，我向他們提出恩來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裡和土地上。恩來同志的這一願望終于實作了，我對他做過的保證也終于履行了。在這一點上，我對得起他。”
楊振甯問：“周總理的骨灰一點也沒有保留嗎？”
鄧穎超回答說：“沒有。也曾有同志建議，保留一點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樣不徹底。保留一點同全部保留實際上沒有差別，結果還是按照恩來同志生前的願望，把他的骨灰全部撒掉了。”
看到楊振甯用手帕擦拭眼淚，鄧穎超又說：
對遺體的處理，我可以再舉幾個例子。
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是在"大躍進"時期，恩來同志同我商量，我們不宣傳，不張揚，在征得近親同意以後，把我們先人的墳墓改為深埋，把原來的墓地交給人民公社使用，我們認為這樣處理是适當的。
恩格斯和他的戰友們把馬克思的遺體葬在倫敦，蘇聯的黨和政府永久保留列甯的遺體，越南的黨和政府永久儲存胡志明的遺體，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稱贊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我們的黨和政府一直注意保護南京的中山陵，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提倡死後遺體火化，黨内、黨外許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靈堂裡，這是符合中央規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應該滿足本人的要求。
晚年的恩格斯
據我所知，恩格斯逝世後，他的戰友們遵照他的遺言，在他生前經常散步的海濱，把他的骨灰撒進大海。魯迅夫人許廣平同志的遺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是以，在中國，第一個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來同志，并不是他開了這個先例。
關于周恩來總理的結婚照片
楊振甯說：“在紐約為周總理舉行的追悼會上，陳列了周總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張是周總理同鄧先生兩人的合照。有人說，這是你們二位從法國回到廣州時結婚的照片。”
鄧穎超說：
不是。有許多誤傳，有人說我是天津人，在南開學校和周恩來是同學；還有人說，某某人是周恩來同志和我的介紹人。其實，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從沒有到過那裡。我的祖父住在廣西南甯。我很小的時候就離開南甯，到了天津，靠母親教書生活，她還會中醫。後來我在天津女師上學，由于我自幼在天津讀書，說話的口音受到天津人的影響。
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來同志一起參加了“五四”運動。介紹我和恩來同志認識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運動。
1920年，我在天津女師畢業後，到北京讀書，以後又轉到天津教書。我入黨以前，大約當了五年的國小教師。由于我要維持我母親和我自己的生活，我沒有去法國。
1924年9月初，恩來同志從法國回到廣東。我從天津到廣東的時間是1925年8月上旬，恩來同志和我都堅決反對舊習俗，我們不要結婚儀式，不請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結婚相。
1925年10月，恩來同志第二次東征打陳炯明，出發前我們兩人合照了一張相，你講的可能就是這一張。
關于周恩來總理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楊振甯的母親心髒有病時，鄧穎超說：“恩來同志也有心髒病。”楊振甯驚訝地問：“周總理也有心髒病？”鄧穎超說：“他患心髒病已經十年了。不過，使他緻命的不是心髒病，而是癌。”她告訴楊振甯：“1973年，恩來同志見你時，他自己已經知道得了癌症。”楊振甯感慨地說：“那時我一點也看不出周總理身體有異樣，感到他還是那樣精力充沛。既然已經知道得了病，為什麼不讓他休息，還讓他繼續工作？”
誰也沒有強迫他，是他自己樂意的。從我認識他起，幾十年來，他一直是這樣。一位美國記者報道說，周恩來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這是誇張的說法，沒有人能夠不要睡眠而生活。不過比起一般人來，他的睡眠時間确實少得多。也有人說，周恩來工作起來不知疲倦。這種說法也不确切，工作時間長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煙，夜間工作感到疲勞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之後喝咖啡不靈了，困乏的時候就在額上抹萬金油。後來，抹萬金油也不靈了，他在要打瞌睡的時候就用熱毛巾擦擦臉，擦了以後還可以繼續工作。
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楊振甯
有好些同志對我說，這樣會損害他的健康，你為什麼不勸阻他？這些同志是好意，但是他們對恩來同志不了解。馬克思指出，共産主義社會的标志之一是，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現在離共産主義社會還遠得很，但是我深切體會到，對于毛主席和恩來同志這樣的人來說，工作（包括學習）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吃飯、睡眠、娛樂等，都得服從于、服務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滿足，哪怕再苦再累，他們的内心也是舒暢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就會感到苦惱，這對健康的損害更大、更嚴重。
1975年9月，周恩來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伊利耶·維爾德茨。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恩來同志得了癌症以後，他知道餘下的日子不多了，隻要還能堅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這樣有時還能減輕他的病痛感。恩來同志逝世以後，中央發出的訃告中，說他“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我認為，這句評語，恩來同志确是受之無愧的。
握别時，鄧穎超對楊振甯說：“恩來同志沒有靈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靈位獻出花圈的盛情，我心領了。你回到美國以後，請你向他們作些解釋，還請你向悼念恩來同志和關心我的朋友們轉達我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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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 《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作者 | 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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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