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流亡英國樹起反法西斯旗幟并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

1940年6月9日，丘吉爾很快在唐甯街10号第一次接見了戴高樂。會見後，戴高樂對丘吉爾的“第一個印象”是好的。

但是在涉及問題本身時，丘吉爾并沒有滿足法國的要求，因為丘吉爾斷定法國是輸定了，法國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線，是以他斷然拒絕派空軍支援，隻同意把曾在比利時作戰殘存下來的部隊留在法國。

戴高樂從英國回來後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視事了，先遷往圖爾，然後又遷往波爾多。然而波爾多也絕非偏安之地。

時局進一步惡化，投降派更加緊鑼密鼓地活動。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爾來到圖爾，他隻能做一番道義上支援的姿态，雷諾神情頹然，魏剛當着丘吉爾的面向雷諾報告：法軍已經筋疲力盡，全線崩潰，陷于極度混亂之中，是以除請求停戰之外别無他途。法國政府亂作一團。

當丘吉爾離開會議廳、穿過通向庭院的過廳時，看見戴高樂冷峻地、毫無表情地站在門口。在互相緻意後，丘吉爾用法語低聲地念叨了一聲“honundedestin”(意為應運而生的人)，便匆匆而去。

戴高樂決定在這降與戰的最後關頭盡最大努力把部隊轉移到北非去。為此，首先要挫敗投降派的陰謀，隻有這樣，法國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動撤離，繼續堅持抗戰。

然而投降派的勢力太大，雷諾能堅持多久呢?戴高樂深知阻力極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帶着移師北非的計劃來見雷諾。此時，德國軍隊已經渡過塞納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間。雷諾決定把政府遷往波爾多。

貝當、魏剛等包圍了雷諾，反對一切移師北非的抗德方案。海軍上将達爾朗曾經表示要打到底，但是當戴高樂敦促他無論如何不能使法國艦隊落在德國人手裡的時候，達爾朗卻轉了180度的大彎子，聽從了魏剛的指令。

國務部長讓·伊巴爾内加來也曾經是少數主戰派當中的一個，但事到臨頭卻說：“作為一個老軍人來講，除服從我的上司貝當、魏剛元帥以外，就沒有什麼東西能決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爾正是看到法國局勢垂危，是以匆忙趕到法國，向雷諾提出不能将艦隊落入敵手。如果英國連對法國艦隊也不能指望，那麼法國對英國還有多大用處呢?

不出所料，巴黎終于在6月14日被德軍占領。這期間，戴高樂奔走于英法之間，他想通過借助英法聯盟的力量，對雷諾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勵作用。也可以多少牽制一下投降派的陰謀。

戴高樂決心下定，要與德國法西斯戰鬥到底，但在法國本土已根本無法立足了。

6月17日上午9時，戴高樂偕妻子女兒，飛往倫敦。

戴高樂抵達倫敦後，專門向法國國防部發了一份電報，内容說：

我已達倫敦。昨日曾根據雷諾先生的訓示，與英國國防部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國政府向盟國提供的軍備物資均将儲存在英國領土，這不影響已經協定的或即将協定的配置設定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國的德國戰俘将在波爾多移交給英國軍事當局。

關于英方就德國和北非間人員和物資的運輸提供援助問題，我已向英方要求從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萬噸位的輪船。我現在處于無權地位，我應否繼續磋商?

可是，貝當政府已經作出了投降的決定了，戴高樂所請示的有關抗戰的事情也就無關緊要了。戴高樂接到的複電是召他回國的“指令”。

戴高樂立即給魏剛複信說，隻要不投降，我願意參加可能組織起來的任何法國抵抗力量。

6月30日，貝當又發了一道指令，叫戴高樂到圖盧茲的聖米歇爾監獄上“自首”、聽任“戰争委員會”的審判。

委員會先是判處戴高樂４年徒刑，後來根據當了維希政府國防部長魏剛的訓示，改判戴高樂“死刑”。

戴高樂在倫敦與丘吉爾會晤時指出：隻要貝當一公開宣布投降，他就通過英國廣播電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蘭西将繼續戰鬥。

于是他于6月18日下午6時，坐在英國廣播電台的播音室裡，向全世界，也向淪亡的法國，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六一八”演說。

戴高樂鄭重宣告： 法國并非孤軍作戰。它有一個龐大的帝國作後盾。它可以與控制着海洋并在繼續作戰的不列颠帝國結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國一樣充分利用美國巨大的工業資源。

他号召： 我，戴高樂将軍，現在在倫敦。我向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将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沒有武器的法國官兵發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将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一切軍火工廠的工程師和技術勞工發出号召，請你們和我取得聯系。 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不應該熄滅，也絕不會熄滅!

就這樣，戴高樂在海峽彼岸的倫敦，樹起了第一面法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旗幟。

戴高樂的事業，在開始時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援來自英國。

6月23日，英國政府發表公告，不再承認貝當“政府”是法國的政府。

6月28日，英國政府正式宣告：英國認為戴高樂将軍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國人的領袖，将為前來投奔戴高樂的人提供友善。

6月30日，海軍中将愛米爾·米塞利埃來到倫敦，表示支援戴高樂。

同時，在利物浦附近駐紮的法國阿爾卑斯山輕步兵師内服役的軍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蘭上尉及蒂埃裡·達爾讓利厄海軍上将也投奔了戴高樂。

募兵工作雖然不如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至7月14日法國國慶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國”的隊伍終于組織起來了。 這一天，戴高樂在白廳廣場上檢閱了他的戰士。檢閱完畢，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盟軍司令、法國的福煦元帥雕像獻了紅、白、藍三色花束。同時，确定“洛林十字”為自由法國武裝的标記。

一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戴高樂的空軍部隊對魯爾區進行了轟炸。至７月底，戴高樂已經動員了7000之衆。

8月，戴高樂在泰晤士河畔的聖史蒂文大廈安置了自己的辦公室。自由法蘭西政府初具規模。

8月7日，《丘吉爾―戴高樂協定》向全世界發表，協定載明戴高樂是舍由法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但協定中寫明戴高樂也要聽取英國統帥部的一般訓示，而且協定也沒有按照戴高樂的要求，明确英國要對恢複法蘭西帝國的疆界作出保證。

戴高樂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國，必須到非洲殖民地去尋找更廣闊，更堅實的基地。戴高樂決心為他所首創的自由法蘭西選擇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和一個更堅實可靠的基礎。

10月24日，戴高樂到達布拉柴維爾。這時，“自由法國防務委員會”的人選已經就緒了。

10月27日，是繼6月18日後另一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戴高樂發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維爾宣言》，宣言指出： 設在維希的貝當政府已經淪為敵人的禦用工具。是以，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來承當上司法國投入戰争的重擔。 我們将為了法國去完成這項偉大的任務，竭誠為它服務，确信取得勝利。

防務委員會行使政府的職能，自由法國從此有了它的政權機構，

1941年9月21日，戴高樂所上司的第一任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像一個政府那樣組織起來。委員會不僅健全了經濟、财政，外交、軍事可涉、教育等政府機構，而且任命了部門官員。戴高樂自然成為委員會主席，即當然的政府首腦。

至此，戴高樂完成了３件在法國現代史上有轉折意義的大事：

第一，從法國淪陷的第一天起，他還隻是孤身一人的時候，就以先無畏精神高擎起抗戰的旗幟，向法國人民發出了救亡的戰鬥号召；

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是以很快赢得了一批軍政人員的支援，在廣漠的西非各地樹起了“六一八”的旗号；

第三，在不長的時間裡有了一支為自由法國所用的武裝力量，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這一切都給年過半百的戴高樂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自從丘吉爾與戴高樂初次會晤以來已經幾個月了，彼此都互相欽佩，但是他們之間也有摩擦。戴高樂發現這位強大的朋友時常不按照自由法國的意願辦事，有時竟不顧損害戴高樂的利益。

戴高樂身在倫敦，但絕不想長期寄人籬下。

戴高樂與丘吉爾之間，慢慢地産生了一些看不見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差點兒使戴高樂同英國政府反目。

那是1940年年底，戴高樂從非洲回到倫敦，非洲之行雖然談不上一切順利，但無論如何也為1941年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一個很不錯的基礎。

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要求戴高樂火速到倫敦會面。

艾登見到戴高樂時告訴他，自由法國駐英最高司令愛米爾·米塞利埃海軍中将與貝當僞政府勾搭，并企圖将英法聯軍的軍事情報透露給貝當駐北非的司令官達爾朗。但這個軍事情報被英國情報機關截留。

艾登說，丘吉爾認為此事很嚴重，他在報請内閣準許後，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樂聽完以後，滿心孤疑，他對艾登說：“英方手裡的情報是否确實很值得懷疑，并沒有足夠證據，而且英國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強行逮捕了一名法國的海軍中将，起碼是粗暴無禮的。”

戴高樂要求立即釋放米塞利埃，他親自到倫敦警察廳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國情報機關截留的所謂“情報”純系捏造。 1941年1月8日，戴高樂召見斯皮爾斯将軍，強烈要求在24小時内釋放米塞利埃，并給他賠禮道歉。否則，自由法國就和英國“斷絕關系”。

據說，斯皮爾斯承認确實搞錯了，“情報”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爾和艾登在唐甯街10号會見戴高樂時，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證立即釋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樂委派勒内·普利文作為自由法國的全權代表到達華盛頓，争取同美國建立經常性聯系，要求美國總統羅斯福及時向喀麥隆、查德和剛果派駐空軍，自由法國控制下的太平洋屬地也可以為美國提供便利。

因為美國一旦參戰，它必須以非洲為基地，才能向歐洲進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達華盛頓後，卻受到冷遇。

羅斯福認為，貝當出任法國總理無非是政府上司人的更疊，這無礙于對希特勒的鬥争。相反，對于流亡國外堅持抵抗鬥争的戴高樂，卻認為不可信任。

在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等人的眼裡，戴高樂不過是一個“暴發戶”，自由法國是一個沒有代表性的“非法團體”，在涉及法國利益的問題。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國國務院準備同普利文和英國駐美使節讨論美國支援英法抗德戰争的問題。美國國務院提出，普利文隻能以“專家”名義，而不能以自由法國代表身份參加。

普利文向戴高樂報告了此事後，戴高樂當即複電普利文，訓示他堅持原則，一定要以自由法國代表的資格參加會談，否則就拒絕出席。戴高樂指出，自由法國需要的是作戰物資，而不是醫療用品之類的救濟品。

經過鬥争，美國終于作了一些讓步。

９月，赫爾宣布美國和自由法國之間有共同的利益。

10月，羅斯福也不得不轉變對自由法國的态度，他決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範圍擴大到自由法國。 至此，美國和自由法國總算建立了某種關系，戴高樂終于可以在《租借法案》範圍内得到一些美國提供的作戰物資。

經過一年多血與火的考驗，自由法國運動在戴高樂的上司下，不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陸海空武裝部隊，而且在對外關系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在這個基礎上，戴高樂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代行政府職能。

這當然是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敵人所不能接受的。賣國的維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員會有時被描述成一群醜惡的政客，有時則被說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險家，而有時，則又成了“一群烏合之衆的共産黨狂人”。

但是，所有這些都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當國家和民族處于危亡的關頭，是戴高樂孤獨地發出了最初的戰鬥号召，舉起了抗戰的大旗；是戴高樂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國人，在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統治者宣戰。

同時，人們也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正是由于維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萬法國戰俘在法西斯的鐵窗下經受各種各樣的艱苦；正是由于繼任的賴伐爾之流的賣國求榮，才使法西斯匪徒得以在法國橫征暴斂，嚴重破壞了法國經濟；正是由于貝當一夥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國人并吞了阿爾薩斯、洛林及法國北部的廣大領土；也正是他們奉行賣國哲學，才使越來越多的法國人為德國法西斯服苦役。

特别是當人們看到希特勒的飛機在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着陸，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維希政府的軍隊不打敵人反而殘酷鎮壓抗戰人民的時候，維希頭日們所說的“為了保衛法蘭西帝國不惜與任何人作戰”的說法就不能欺騙任何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本土的地下抵抗運動，也在戴高樂的影響下秘密地發展起來。不屈的淪陷區人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戰運動。

有的在運輸或分散空投偷運過來的軍用物資；有的積極編寫、印刷和散發傳單；有的冒着生命危險，掩護和護送地下從業人員；有的秘密監視敵人，為抗戰組織提供情報；還有的則在襲擾敵人，破壞敵人要害部門的通信聯絡。

在民族委員會宣告成立的時候，法國本土發生了一系列槍殺德國人的事件。

當戴高樂聽到這些無視危險單獨抗戰的淪陷區人民的英勇戰績，他的心情既驕傲又沉重。他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應當注意儲存實力，盡量避免得不償失的犧牲。為此，他于10月23日通過廣播，指令淪陷區人民要講究鬥争政策，目前不要去殺德國人，以儲存力量等待進攻的指令。

10月24日，德國法西斯在南特和波爾多各殺害了50名人質。消息傳來，戴高樂真是悲憤交加。為了抗議侵略者這種慘無人道的行徑，戴高樂在25日的廣播中号召說：

敵人以為槍斃我愛國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國，我們将讓他們知道，法國是吓不倒的。 我現在呼籲全法國的男子和婦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這天，從16時到16時5分，在他們當時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動，靜默五分鐘。這是一個巨大的警告，同時也是法國精誠團結的證明。

10月31日16時，全體法國人都響應了他們的戰鬥領袖的号召，靜默示威了足足5分鐘，使維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國人不可侮，法國人民永遠不會向敵人屈服。

這以後，各式各樣抵抗運動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法國本土建立起來。在後來的解放戰争中，這支地下軍配合盟軍，為打擊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倫敦，戴高樂所代表的自由法國運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大不列颠島不僅成了戴高樂與本土及海外抗戰組織聯系的紐帶，而且成了自由法國反法西斯戰士的訓練中心。

由雷納上校指揮的輕騎兵、炮兵團、裝甲隊、工兵支隊和信号組，每6個月培養一批士官和專家。由波提上校上司的炮兵辎重處，除負責組織軍火生産外，還負責分發由美國依《租借法案》所供應的軍事物資。

由特裡小組上司的“法國義勇軍校”訓練了大批能幹的年輕姑娘成為駕駛員、護士和後勤服務人員。由鮑端司令上司的學生隊，培養了數以千計的班排連軍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後的戰鬥中奉獻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當時，自由法國海軍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軍官。在英國這塊基地上，海軍中校威澤爾和加拉爾上司的“學校艦隊”教育訓練了數千名海軍人員，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軍将士英勇獻身。

戰争開始時，法國商船隊所有的270萬噸船位中有70萬噸為抗戰服務，在人力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戴高樂的海軍部還是千方百計補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這支船隊達到5000名海軍官兵。至1942年春，這些戰士已有25%在海洋上為國捐軀。

自由法國的空軍更是在極其困難的境況下建立起來的。1941年，戴高樂首先在英國成立了“法蘭西之島”空軍戰鬥隊，司令員為西威杜。當他的飛機在法國上空被擊落後，便由杜貝葉繼任。

叙利亞戰鬥開始的第二天，戴高樂又在埃及成立了“阿爾薩斯戰鬥隊”，他的司令官在保衛倫敦的空戰中光榮犧牲。

“洛林轟炸隊”是在東地中海地區成立的，指揮官畢若在敵人後方執行任務殉職後，由摩裡尼接替職務。“布列塔尼”混合隊在查德成立後，就支援盟軍在撒哈拉作戰。

這些年輕的飛行員，在戰鬥中前赴後繼，表現了自由法國戰士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們在戰鬥中犧牲的總數，比所儲存的實力多出一倍!

在非洲戰場，自由法國的戰士們創造了許多傳奇的戰績。骁勇善戰的勒克萊恩上校兵力少，裝備差。

他征集了大約100輛大卡車，運了幾百名士兵，帶了僅有的一門75毫米的加農炮和幾挺不好使的機槍搞長途奔襲，迫使意大利守軍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後才沮喪地發現，打敗他們的那支部隊人數少得可憐。

在北非，蓋尼将軍上司的第一輕裝師于比爾哈伊姆地區被德軍骁将隆美爾元帥的集團軍重重包圍，遭到重炮和飛機的輪番轟炸。當時蓋尼将軍不僅兵力與敵人相差太懸殊，而且武器彈藥糧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斷絕，處境非常困難。

德國人3次指令其投降，蓋尼将軍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經過11天極為艱苦的拼殺，這支5500人的隊伍，以1109人的傷亡，擊斃敵人3000多名後，競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圍，真正成了“法國的驕傲”。

6天以後，10000多法國軍民在倫敦集會，慶祝“六一八”講話發表兩周年。回顧兩年的戰鬥曆程，戴高樂不由百感交集，抗戰的決心也更加堅定。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顯得太弱小，艱苦的歲月還在後頭，仍需團結、激勵更多的人為祖國的解放而奮鬥。

戴高樂慷慨激昂地說： 在這兩年間，我們過着偉大的生活，因為我們是熱情的人。我們選擇了最困難、最光榮的戰鬥的道路。為了祖國的解放，我們不惜犧牲一切。 兩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當我們大膽地挺身擔負起捍衛國家使命的時候，我們就堅信我們的抗戰事業一定勝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今天，世界的戰局正像我們早先預料的那樣勝利發展。 我們知道血和火的考驗還沒有過去，我們了解敵人還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倆。我們必須團結戰鬥，忠誠地履行對法國的義務，不到全國解放絕不罷休。 那時我們工作完成了，我們的作用盡到了，我們将追随那些從她的曆史開始以來為她服務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來中為她服務的先驅者。用庇古的話簡單地對法國說：“母親，看看您那些戰鬥得那樣艱苦的兒子們!” 是的，法蘭西，這位曾為人類現代文明在政治、哲學、藝術、文學和科學上哺育了一大批傑出人才的偉大的母親，現在正用她那艱苦的、充滿希望的雙眼，默默地注視為她的解放進行艱苦戰鬥的兒子——戴高樂和他的戰士們!

1942年5月21日，美國新任駐倫敦大使約翰·懷南特拜會了戴高樂。事後，艾登向戴高樂透露，美國可能正在考慮對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的态度。

7月9日，美國果然發表公報，承認自由法國是法國抗戰力量的象征，美英兩國政府認為，法國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沒有強制的條件下決定。公報雖然措辭含糊，但也能表明羅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視戴高樂的存在了。

7月中旬，戴高樂決定把自由法國改名為“戰鬥法國”。這時法國國内的抵抗運動已開始承認戴高樂，願意接受他的上司。

戴高樂感到，自從美國在戰争舞台上正式登場以來，盟國間的關系更複雜了。每當自由法國同英國或美國發生摩擦時，英美總是站在一起。戴高樂不可能擺脫“一對二”的局面。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羅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樂的把戲，11月8日，艾森豪威爾指揮的英美聯軍背着戴高樂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于是卡薩布蘭卡、奧蘭、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駐軍被擊潰。

11月11日，正在阿爾及爾的維希政府外交部長弗朗索瓦·達爾朗與美國的克拉克将軍簽署了停戰協定。

令人不解的是，羅斯福居然讓達爾朗留下來繼續擔任在北非的法國代表，原來維希政府派駐的總督諾蓋斯等軍政人員也一概留任。同時，把來到阿爾及爾的法國五星上将吉羅安排為達爾朗的第二把手。顯然，羅斯福根本不想讓準備到阿爾及爾來的戴高樂插手。

聖誕節前夜，達爾朗突然被暗殺。吉羅立即接任。在羅斯福支援下，吉羅準備成為法國海外抵抗運動的總代表。

本來，羅斯福在阿爾及爾親自導演的事件就是對戴高樂的極大冒犯。現在又想讓吉羅出來取代戴高樂。這對戴高樂來說，将是更大的挑戰。

戴高樂認為，戰鬥法國的力量已經布滿赤道非洲和地中海東部地區，要打回歐洲，解放法國，就必須進入北非，而且這是他1940年6月出走倫敦以來一直為之奮鬥的。

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羅合作。吉羅到達阿爾及爾後，戴高樂多次主動寫信給他，建議為建立一個統一的抗德運動進行磋商，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戰鬥法國湮沒在吉羅上司的運動裡。

1943年1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舉行會議，讨論戰局，決定盟軍究竟是先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還是先在西西裡島登陸。

根據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安排，吉羅先到了卡薩布蘭卡。丘吉爾和艾登出面邀請戴高樂也到摩洛哥來與吉羅會面。開始時，戴高樂嚴詞拒絕，表示他同吉羅會晤與否和在哪裡會晤，是法國人之間的事，用不着“盟國進階法庭”來安排。

經丘吉爾一再勸說，戴高樂于1943年1月22日來到卡薩布蘭卡。

他第一次見到了羅斯福，也同吉羅進行了談判，但絲毫未改變原先的立場，不願同吉羅平分上司權。

羅斯福則固執地認為，法國抵抗運動的上司權既不能交給吉羅，也不能交給戴高樂，而是要用吉羅來平衡戴高樂。比較而言，羅斯福更喜歡吉羅一些，因為他認為戴高樂傲慢偏執，想本不把美國放在眼裡。他甚至認為，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戴高樂更加靠不住的。

羅斯福幾乎是強制性地讓兩個政敵握了手。兩個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問題卻一點兒也沒有解決。

4月10日，吉羅向戴高樂提出一項奇特的建議：在阿爾及爾建立法國“海外領地委員會”，吉羅和戴高樂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委員會不具有實際的公權力。對于這個毫無意義的建議，戴高樂決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戰鬥法國全國委員會通過決議，一緻擁護戴高樂提出的成立一個擁有實權的執行委員會的主張，由戴高樂出任主席。以吉羅為總司令的那部分法國軍隊置于委員會的上司之下。

全國委員會宣布，戴高樂将以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前往阿爾及爾·視事。這就是說，戴高樂的總指揮部将從倫敦遷到阿爾及爾。

經過幾年的奮鬥，戴高樂的實力和影響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他已成為國内外公認的抵抗運動的領袖和旗幟。北非各地都通電支援戰鬥法國。

戰鬥法國在國内的影響也迅速擴大，戴高樂派往國内的抵抗運動的代表讓·穆蘭至5月中旬，已組成了包括各種派别的全國性抗戰運動委員會，委員會表示擁護戴高樂，要求迅速在阿爾及爾成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

相形之下，吉羅顯然勢單力孤，在這種情況下，吉羅于5月17日邀請戴高樂前來阿爾及爾，共商成立中央權力機構的大事。

5月27日，讓·穆蘭主持召開了全國抗戰運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以正式聲明的形式宣告一個以戴高樂為主席的臨時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國和美國的廣播電台轉播了這項聲明。

6月1日，戴高樂向法國記者公布了一項聲明，宣布将盡早成立一個法國中央政權，以上司全國的反法西斯戰争，這個政權将享有真正的主權。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魯将軍、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羅将軍舉行會談，讨論成立法國中央政權問題。

盡管還有許多困難，但勝利已經不遠了。

戴高樂把他的指揮部搬到阿爾及爾，是為了準備解放法國。為了解放法國，就必須把反抗法西斯的組織和力量統一在他的上司之下；而為了統一，首先必須戰勝吉羅。

戴高樂5月30日抵達阿爾及爾機場時，吉羅已經等在那裡了，前來歡迎戴高樂的還有英國和美國駐北非的代表，戴高樂和吉羅的第一次談話是在從矶場到官邸的汽車上進行的，氣氛有些尴尬。

戴高樂告訴吉羅，他準備派哪些人參加會談，然後問吉羅這方有些什麼人出席。

戴高樂以十分堅定的口氣對吉羅說：“無論如何，到現在還留在吉羅身邊的那些維希分子一個也不能留在未來的中央權力機構中。”

戴高樂指的是維希政府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佩盧東、駐摩洛哥總督諾蓋斯和駐西非總督布瓦松。

下午16時，戴高樂到郵政廣場向死難者紀念碑獻“洛林十字”，聚集在那裡的數以千計的群衆熱情地向他歡呼。

此時，戴高樂的心情是樂觀而自信的，他的事業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他堅信，把那些維希政府派的“總督”趕走，迫使吉羅接受他的上司，是天經地義的，是能夠辦得到的。隻是吉羅背後站着羅斯福，不會輕易就範，還需要一步一步地來。

戴高樂決心對羅斯福的幹預不予理睬。

5月31日上午，戴高樂和吉羅如約來到弗羅蘭坦中學舉行會談。

戴高樂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軍隊必須服從政府，如果在作戰中由于與外國軍隊共同行動而需要受外國将軍的指揮，也必須由法國最高當局的指令來決定。 第二，不承認維希政權，是以必須解除幾位“總督”的職務。

吉羅則堅持軍隊有獨立于政府的上司權，表示絕不能解除維希分子的職務。但是，會談的優勢不在吉羅一邊。讓·莫内想從中調解，戴高樂一方的代表态度一緻，複會吉羅的隻剩下喬治一個人了。戴高樂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6月3日再次開會，吉羅接受了戴高樂的主張，正式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它享有最高權力，軍事力量置于這個委員會的上司之下，在委員會向将來組成的正式的臨時政府移交權力以前，負責制定國家法律，确立國家政體。會議還決定，三位維希政權的總督都将去職。

但是，這個機構美中不足的是戴高樂和吉羅都是委員會的主席，是一種“雙頭上司”的怪現象。戴高樂斷定，英國和美國還會給他制造麻煩，他還沒有取得全勝。

果然，丘吉爾不久即突然在阿爾及爾露面了，艾登也來了。

6月6日，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吉羅和委員會其他委員出席“鄉村”宴會。

丘吉爾警告戴高樂說，如果吉羅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撐腰，吉羅還不想交出軍權。

很快，羅斯福也露面了。

6月10日，羅斯福給艾森豪威爾發了一封電報，說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戴高樂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來，美國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隊去牽制戴高樂。

一星期後，羅斯福再次緻電艾森豪威爾，訓示他一定要設法阻止戴高樂控制法國軍隊。

6月19日，艾森豪威爾邀請戴高樂、吉羅一起談談法國軍隊的“指揮群組織問題”。

戴高樂首先發言，開門見山說他是作為法國政府主席來參加會晤的，按照慣例，國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權親自到他們授予指揮權的總司令部去。

艾森豪威爾是盟軍總司令，他應該從這番話裡懂得，他手中的指揮權，是由有戴高樂在内的盟國元首授予的，戴高樂絕不會屈尊于與他本人意願相反的盟軍司令的任何要求。

艾森豪威爾和藹但又語帶脅迫地。說，盟軍很快将在西西裡登陸，戴高樂必須保證後方的安全，是以法國軍隊的統帥群組織應該維持原狀，吉羅應該保持現有的權力和職位，并且隻有吉羅一個人才有權同艾森豪威爾讨論北非的軍事問題。

艾森豪威爾以英美兩國政府的名義通知戴高樂，如果不按照他剛才所說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國軍隊供應軍火。

戴高樂堅決駁回了美國的威脅。他指出，法國統帥的組織是法國政府權限以内的事，他反問道：“一切作戰的國家，譬如美國，都是把作戰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将軍，而有關建軍的事項則由部長負責。難道你硬要法國不這樣做嗎?你是個軍人，你認為一個領袖依靠某個外國的恩賜，就能維持他的權威嗎?”

會談沒有任何結果。戴高樂決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軍事統帥權緊緊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手中。

在這期間，擁護戴高樂的隊伍更加擴大，許多後來曾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愛德加·富爾等，都來投奔戴高樂。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員會中戴高樂派的力量，戴高樂得以在委員會内組織了一個以他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吉羅雖然仍負責北非的軍事問題，但獨立行使職權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員會由“雙頭上司”正式變為戴高樂的單獨上司。吉羅仍然當他的總司令，但在他的上頭有一個由戴高樂任主席的國防委員會，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吉羅已經無能為力了。 7月31日，對于戴高樂說來是個很有意義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樂最後戰勝了吉羅。

吉羅雖然還是總司令，在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檔案裡還有副簽的資格，但是他必須服從戴高樂的上司。

7月初，法屬西印度諸島也歸附了戴高樂，法屬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士字”的标記下成為戰鬥法國反法西斯戰争的廣泛基地。

戴高樂對吉羅的勝利，也可以說是對羅斯福和丘吉爾示威。羅斯福執拗地企圖把戴高樂排除在法國抗戰隊伍之外，使盡了招數。

丘吉爾開始時想把戴高樂拴在倫敦，成為大英帝國的囊中物，但是這位“應運而生”的法國将軍，身在倫敦，想的卻是維護法蘭西帝國的整體利益，最終作為凱旋者回到法國。

戴高樂需要美國和英國的幫助，但是絕不是以而仰人鼻息。他頂住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種種壓力和幹預。

丘吉爾與羅斯福不同，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維希政權抱有幻想。當看到戴高樂不可能就範，戰鬥法國已經堅實地站立起來時，他不能不想到，日後他還必須和這位剛愎自用的将軍打交道。

丘吉爾說服了艾森豪威爾，兩人一起向羅斯福陳詞盟國必須承認戴高樂上司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但是，問題并未解決，戰鬥法國仍然不能與盟國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軍在各條戰線的勝利，特别是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改變了歐洲戰場的面貌，盟軍由防禦變為反攻。

7月26日，墨索裡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聯盟宣告破裂。從各方面的态勢來看，年将是一個決勝之年，對于法蘭西民族來說将是從德國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複的一年。

戴高樂決心讓由他上司的武裝力量在解放法國的戰役中，發揮最大的威力。

1943年9月18日，戴高樂和吉羅簽發了一項備忘錄，分送給美、英、蘇三大國，堅持法國軍隊一定要參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來的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

另一份備忘錄則提出，盟軍解放法國時應該與戰鬥法國建立的行政機構合作。戴高樂擔心會被盟國關在法國政府之外，進而淪為盟國的附庸。

美國和英國依然忽視戴高樂。關于意大利的停戰談判，戴高樂幾乎一無所知。

墨索裡尼倒台後，繼任的巴多裡奧政府要求停戰，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簽署了停戰協定，直至盟軍在南意大利登陸，戴高樂才得知此事。

9月9日，戴高樂發表聲明，指出法國必須參加一切對意條約的制訂，并且對于沒有被邀請參加對意停戰協定表示不滿。

9月10日，法國共産黨的武裝力量和吉羅所屬的部隊在科西嘉登陸。

戴高樂于24日發表聲明，說科西嘉戰役表明法國有能力在解放歐洲的共同戰鬥中做出貢獻。

9月17日，戴高樂釋出指令，宣布成立協商會議，它相當于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議會，由100名委員組成，其半數來自國内的抵抗運動。

10月3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由戴高樂和吉羅簽署指令，宣告：今後委員會将隻有一個主席。

同一天的另一項法令宣布将根據指揮與政權分立的原則，組織法國的武裝力量。

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于11月3日在阿爾及爾開幕。 戴高樂發表了長篇講話，指出戰鬥法國從一開始就是法國的合法代表，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完善法國各種合法權力機構的重要步驟。 同一天，戴高樂改組民族解放委員會，增加了國内代表，排斥了吉羅和吉羅的支援者喬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爾和戴高樂在阿爾及爾見面。當時英國和美國報紙都透露，羅斯福有意在戰後法國成立一個由英美控制的軍政府。 在談話中，戴高樂向丘吉爾表示，他強烈反對羅斯福的計劃，他指出，戰鬥法國既然已經在北非站住了腳跟，也必定會勝利地傳回法國。談話後的第二天，戴高樂邀請丘吉爾檢閱了他統率的軍隊。 戴高樂蔑視羅斯福的“法國不能再擁有原來的殖民地”的說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維爾召開的非洲領地會議上，戴高樂發表講話，指出法國的事務隻能由法國自己來決定，法國将獨自行使自己的主權。戴高樂還規劃了未來包括法屬殖民地在内的所謂“法蘭西聯盟”。 3月21日，戴高樂釋出指令： 一旦法國本土有足夠的領土獲得解放，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立即遷回法國，行使其職權。 3月27日，戴高樂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員會将成為法國的臨時政府，在恢複民主的程序中，臨時政府“絕對地”隻聽取“民族意願”的意見，凡“不是來自法蘭西民族的任何教訓”，一概不予理睬。 4月8日，戴高樂自任法國武裝力量的統帥，吉羅被委以總監。吉羅拒絕了這個榮譽職務，甯願退休。 這一切都使羅斯福非常惱火，但毫無辦法。 這時，歐戰日漸接近尾聲。4月28日，意大利遊擊隊處決了墨索裡尼和他的情婦，并将屍首倒懸于羅雷托廣場。兩天後，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殺。5月4日，法國第二裝甲師攻占了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的山中别墅，使這支鐵甲軍從查德湖開始的壯麗的軍事遠征達到了與之相稱的高潮。 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希姆萊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戴高樂發出了一封備忘錄，做了德國法西斯毀滅前的最後一次無恥表演。 你勝利了!戴高樂将軍。如果人們知道你是從何處起步的，他們就一定會脫下帽子，深深地向你鞠躬。 不過，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投靠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嗎?他們将會把你當作仆從，使你失去尊嚴與光榮。你要與蘇聯人攜手合作嗎?他們将把他們的法律強加給法國，還會清除你本人。 實際上，能使貴國人民走向光榮與獨立的唯一道路，就是與戰敗的德國取得諒解。請你馬上宣布吧!請你立刻與那些在德國尚有實權并希望把他們的祖國引到一個新的方向的人們取得聯系吧! 他們已準備好了，他們請求你這樣做。倘若你能克制複仇的思想，倘若你能抓住曆史今天給你提供的大好時機，你将成為永垂青史的最偉大的人物。 對這樣拙劣的誘惑，戴高樂嗤之以鼻。 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戰役即将開始，丘吉爾邀請戴高樂到英國來。 1944年6月4日，戴高樂乘坐丘吉爾派來的專機，從阿爾及爾飛往倫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樂離開倫敦前往阿爾及爾時，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此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盟國的軍隊正厲兵秣馬，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 英國完全沉浸在大戰前緊張的氣氛中。 丘吉爾在指揮部會見了戴高樂。他們的談話有使戴高樂感興趣的地方，這就是解放歐洲的戰役即将開始，雖然美國和英國在制訂諾曼底登陸的方案時，完全把戴高樂撇在了一邊，但是戴高樂重返祖國的日子畢竟越來越近了。 談話的後一半卻激怒了戴高樂，丘吉爾建議戴高樂到華盛頓去見一見羅斯福，還說羅斯福對于戴高樂排斥吉羅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見。 戴高樂說：目前他想到的隻是解放法國的戰争，對朝見羅斯福完全沒有興趣，法國的事情隻能由法國人自己來管，無需美國和英國插手。 丘吉爾也發了火，他挑明說：如果要他在戴高樂和羅斯福之間進行選擇，他隻能選擇後者。

在倫敦，戴高樂還會晤了艾森豪威爾。 艾森豪威爾向他介紹了渡海作戰的準備情況，表示：盟軍一旦登陸後，準備安排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的上司人通過電台向本國人民發表講話，然後艾森豪威爾也發表一個講話，并把準備好的講稿拿給戴高樂看。 艾森豪威爾建議戴高樂接着也對法國人民說幾句話。艾森豪威爾的講稿隻講盟軍的戰績，隻字不提戴高樂和戰鬥法國。戴高樂立刻表示不滿，堅決拒絕在艾森豪威爾之後講話。

同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的這兩次談話，氣氛都十分緊張。

但是，當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還是通過倫敦廣播公司發表簡短的講話：

最崇高的戰鬥開始了!法國的戰役打響了。在全國、在帝國、在軍隊裡，隻有一個共同的意志，一個共同的期望。

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從倫敦又回到阿爾及爾。 在這期間，戴高樂于7月6日通路了華盛頓，同羅斯福進行了3次禮貌的，但極不愉快的談話。

戴高樂得知，羅斯福認為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四大國，而法國則自從年６月崩潰以後，就永遠失去了大國的地位。

戴高樂離開華盛頓以後，美國國務院于７月日發表一項聲明，表示美國政府确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資格在解放後的法國行使行政管理的權力。

7月底，解放法國的戰鬥進入了新階段。盟軍諾曼底登陸後，德國法西斯軍隊迅速潰退，通向巴黎的大門打開了。

8月15日，法美聯軍進行了另一次兩栖作戰，在馬賽和尼斯之間的普羅旺斯登陸成功。 勒克萊爾将軍率領的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于8月初在諾曼底登陸，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在法國本土堅持遊擊戰争的武裝力量紛起響應，有力地打擊了潰退中的敵人。 此時，法國國内的情況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

巴黎及其近郊的抵抗組織在巴黎地區積極開展武裝鬥争，不斷襲擊德國占領軍的運輸車輛和倉庫，破壞供電網和電話線。

僅6月8日至25日，他們就進行了93次作戰行動。特别是在7月14日這個曆史上攻占巴士底獄的重要紀念日，巴黎解放委員會号召全體巴黎市民，參加大規模的反德示威遊行。

在這一天，盡管維希政府和德國占領當局明令禁止罷工、集會，但是仍有10萬人上街遊行。這場大遊行沉重地打擊了占領當局。

正如抵抗組織上司人羅爾·唐居伊1944年8月7日記述的： 對于巴黎軍團來說，敵人未曾決定實施拼命抵抗。恰恰相反，1944年7月14日的示威遊行成為我們舉行起義的前奏。

8月10日，巴黎鐵路勞工開始罷工。随後，法國其他地區的鐵路勞工也跟着罷工，郵電勞工、瓦斯勞工、電業勞工和公共事業勞工也相繼發起罷工。

８月16日，駐守巴黎的1.５萬名警察也加入到罷工的行列。勞工們破壞鐵路運輸，使德軍無法調動部隊和運送武器裝備，也無法從巴黎運出軍需物品。

8月19日，巴黎解放委員會發出起義的号召，駐巴黎地區的内地軍總指揮羅爾·唐居伊上校下令武裝起義開始。８時，2000名警察首先占領了警察局，逮捕了局長。 接着，起義者占領了市政廳、公共大樓和印刷廠。不久，戴高樂派駐巴黎的法國抵抗運動臨時代表亞曆山大·帕羅迪接管了公共工程部、殖民部、供給部、司法和情報部等部門的權力。

8月19日下午，法國抵抗運動的個别上司人在事先沒有得到巴黎解放委員會和内地軍指揮部同意的情況下，就同巴黎的德軍城防司令肖爾蒂茨進行停戰談判，并達成暫時協定。

8月20日，由于巴黎愛國力量聯合行動，繼續攻占了火車站、電台和報社，并占領了政府各部和銀行的大樓。當日，唐居伊派代表前往美軍駐地會見巴頓将軍，向他介紹了巴黎的處境，要求立即派兵支援。

8月21日，巴黎解放委員會号召市民更廣泛地開展武裝起義，提出：“砍掉樹木，挖好防坦克壕，築起街壘，讓取得勝利的人民去迎接盟軍!”唐居伊下令要無情地打擊敵人。據此，起義規模日益擴大，愛國志士在市内和通往市區的主要道路上築起了街壘和路障。是日晚，巴黎市區及市郊的大部分區域獲得解放。

8月21日，巴頓将軍指揮的第三集團軍先頭部隊占領了巴黎以南30公裡處的利穆爾和阿巴永。美軍曾設想對巴黎實施鉗形包圍，讓位于右翼的巴頓集團軍從東西遷回包圍巴黎，左翼穿過塞納河抵達芒特，兩翼部隊在巴黎以北會師。 這時，已從阿爾及爾到達法國瑟堡的戴高樂函告艾森豪威爾将軍說，他很擔心巴黎的警察部隊和德軍撤離，市内的食品供應發生危機，巴黎是以會出現騷亂。戴高樂認為，“确實需要由法軍和盟軍盡快占領巴黎，即使市區内的戰鬥會造成一些破壞也要去占領。” 戴高樂警告說，如果發生騷亂，以後處理事情時很難不發生可能最終妨礙軍事行動的嚴重事件。他提名柯尼希将軍擔任巴黎軍事管制政府總督，以便在艾森豪威爾将軍決定立即前進時與他商議占領的問題。

艾森豪威爾将軍在與柯尼希将軍談話後說：“現在看來好像我們将不得不進入巴黎。布萊德雷和他的情報處長都認為我們能夠而且必須開進城去。” 艾森豪威爾将軍決定派兵直接進入巴黎，但是派哪支部隊首先進城倒是個棘手的問題。

因為許多部隊都提出要求，把首先進入巴黎看作是一種榮譽，其中呼聲最高的是勒克萊爾指揮的法軍第二裝甲師。

該師于8月1日随盟軍在法國西北部登陸後，被編入巴頓的第三集團軍第十五軍，參加了對法萊斯的包圍，并在尚布瓦與波蘭軍隊會合。

這時，第十五軍的兩個師奉命向德勒推進。戴高樂指令勒克萊爾的第二裝甲師迅速向巴黎靠近，于是後者便向巴頓提出了要求，未獲得準許。這樣，勒克萊爾便于8月16日率部離開了美國第三集團軍，加入美國第一集團軍，被編入第五軍。

接着，戴高樂又訓示這支法國部隊，不管美國人同意與否，都要立即向巴黎推進。

8月21日，法軍第二裝甲師仍位于阿讓唐地區，與美軍先頭部隊相距約100公裡，勒克萊爾指令部隊全速前進，如果艾森豪威爾不同意直接進入巴黎，他也要把離巴黎最近的部隊留在那裡。 鑒于這種情況，特别是為了照顧法國人的感情，艾森豪威爾将軍最終還是準許了首先由法軍第二裝甲師進入巴黎。這道指令是8月22日由布萊德雷傳達的。

不久，美軍第四師也接到指令，沿法國首都南部前進，以奪取巴黎以南的塞納河諸渡口，并占領南面和東南面的陣地。 8月23日6時30分，北路的勒克萊爾部隊作為主力開始向巴黎進發，并加強有一支英國小分隊、一個美國騎兵偵察組、一個美軍工兵小組和美軍第五軍的炮兵。

在南路進攻的是美軍第五軍司令部、美軍第四師，并加強有兩個反坦克炮兵營和兩個重型坦克營。盟軍在向巴黎進軍的路上未遇到德軍的有力抵抗。

8月24日傍晚，法軍第二裝甲師和美軍第四師開進巴黎。

8月25日晨，法軍向肖爾蒂茨發出最後通牒，遭到拒絕後，法軍于13時向德軍指揮部發起攻擊，迅速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15時，摧毀了德軍指揮部，活捉了肖爾蒂茨，并将其帶到警察局。在那裡，肖爾蒂茨代表德軍守備部隊正式向勒克萊爾将軍和唐居伊上校無條件投降，巴黎遂告解放。

此次戰鬥，法國内地軍傷亡2356人，市民傷亡2408人，法軍第二裝甲師傷亡628人；德國占領軍亡3200人，傷4911人。

8月25日，戴高樂作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與法軍第二裝甲師一起進入巴黎，并在國防部大廈設立了指揮部。

事先，關于戴高樂能否按時進入巴黎的問題，英美兩國政府官員曾有不同意見。有一種想法是把戴高樂進巴黎的時間推遲到能達成某種協定之後。

但是，戴高樂清醒地認識到，任何阻止他進入巴黎的企圖都是對戰鬥法國控制法國局勢的反對，是對他的權威的否定。

是以，他認為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 于是，戴高樂在8月中旬通知艾森豪威爾将軍，他打算從阿爾及爾到法國。

在戴高樂的堅持下，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建議他乘坐美國飛機并在倫敦降落，然後再飛往法國大陸。

戴高樂顯然懷疑這種做法是企圖不讓他進入法國，而并不是一項保護他的專機免遭襲擊的措施。于是，他宣布要乘自己的座機出發，在瑟堡和雷恩着陸。

艾森豪威爾将軍警告說，盟軍的高炮部隊可能識别不了戴高樂所乘坐的那種飛機，并拒絕為他的安全承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不得不把他登陸法國的計劃推遲一天。

8月18日，戴高樂乘機安全抵達瑟堡，并及時趕上了法軍第二裝甲師，于8月25日進入巴黎。

25日下午，戴高樂從巴黎的奧爾良門進入市區，随後，立即來到聖多明尼克大街國防部舊址。

4年前，戴高樂就是從這裡撤離巴黎的，現在又回來了。景物依舊，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經經曆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第二天下午，戴高樂來到凱旋門，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向他歡呼。這是他長久以來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時代就已夢想的一刻。

戴高樂在凱旋的樂聲中絲毫也不懷疑，他本人、他親手建立的自由法國、戰鬥法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是法蘭西民族的代表，他應該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當然總統和締造者。

戴高樂在軍隊的将領們和抵抗運動的領袖們的簇擁下，從凱旋門沿着香糊麗舍大街，步行前往協和廣場。

戴高樂在英國組織“自由法國”到現在掌握整個法國，可以說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但他沒有被榮譽沖昏頭腦，他意識到法國前面的路不會很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