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5月，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親自組織和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專家，确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和以守為攻、合圍之法的戰術，在蘇區周圍廣築碉堡，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漸壓縮并摧毀蘇區。
中央蘇區在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範圍已擴大到30多個縣，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也都取得很大成績，其主力紅軍擴大到約10萬人，地方部隊和群衆武裝亦有很大發展。
9月25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黎川，中央蘇區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争拉開戰幕。此時，毛澤東“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打法早已被批判，他本人也已經沒有了軍事指揮權，而中共臨時中央上司人博古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争是争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在軍事戰略上，拒絕和排斥紅軍曆次反圍剿的正确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條件下，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要求紅軍“禦敵于國門之外”，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硬碰硬地進攻敵人的堅固堡壘，呆闆的組織陣地防禦戰，連一門迫擊炮的位置都要在地圖上标死，原本以靈活機動為優勢的紅軍是以越來越被動。
9月28日，國民黨軍占領黎川。此後，紅軍又經近2個月浴血苦戰，卻未能禦敵于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于被動地位，被迫向蘇區内轉移。
恰在此時，11月20日，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前往鎮壓。這時，毛澤東提議，紅軍主力應抓住有利時機，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将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而中共臨時中央卻将紅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進而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後，即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
而紅軍在北線進攻受挫後，中共臨時中央轉而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廣築碉堡，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從1月下旬開始，紅軍全線開展陣地防禦戰。至3月上中旬，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頻繁交戰，紅軍節節失利，損失嚴重，逐漸向廣昌撤退。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1934年4月10日，國民黨軍集結了11個師的兵力向廣昌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4月下旬，廣昌失守，紅軍撤離。這時，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紅軍已失去了在内線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可能。
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興國、甯都、石城一線相繼失守。中共臨時中央主要上司人研究後決定，放棄中央蘇區。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撤離瑞金，率領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軍團紅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直屬縱隊共8.6萬餘人，于10月17日在雩都集結出發，開始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在中央蘇區留下紅軍第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餘人及部分黨政從業人員，在項英、陳毅等上司下，繼續堅持遊擊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