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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濫用權力,有誰能挺身而出:從阿裡員工涉嫌性侵女同僚說起

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阿裡巴巴女員工酒後被上司及客戶灌酒性侵一事從上周末起持續發酵。8月7日,一位供職于阿裡巴巴淘鮮達業務的女性員工的自述帖在社交網絡上傳開。據該名員工自述,她在7月24日-26日期間被直屬上司曲一(本名王成文)要求到濟南出差,27日前往濟南,參加飯局并被灌酒,酒醉後遭到客戶張國的猥亵和上司王成文的侵害。雖然該員工于8月2日就将事件彙報給了其他淘鮮達業務上司、人力資源部門以及阿裡集團P10級别的業務總裁,但她的申訴并未得到回應。

截至目前,阿裡集團釋出内部處理決定,涉事男員工被辭退,永不錄用,相關高層上司引咎辭職或記過處分,集團将開展包括性騷擾在内的員工權益保護的教育訓練和調查,制定《反性騷擾行動準則》。警方的調查仍在進行當中。在公衆目光聚焦在警方的調查結果、需要被擯棄的酒桌文化、阿裡的後續反應、酒店安全管理漏洞等方面的問題時,我們想回到這起惡劣事件的原點,探讨一個問題:在行為不受監管的灰色地帶,為何有人會濫用權力傷害他人?

關于權力濫用,英國曆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阿克頓(Lord John Acton)在《自由與權力》中的一句名言深入人心:“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認識到權力與腐敗之關系的,其實不止曆史學家。作為社會運作和人際交往的重要驅動力之一,權力一直都是社會心理學家群組織行為學專家關注的問題。

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心理學家德博拉·格林菲爾德(Deborah Gruenfeld)長期緻力于權力領域的深入研究,她在《權力》一書中深入探讨了權力濫用背後的心理動機。格林菲爾德在實驗中發現,如果賦予普通人比其他人更多的權力,甚至即使隻是暗示他們掌握權力,讓他們得以從掌權者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們多少都會喪失應有的立場,更容易随心所欲地從權力關系中滿足個人需求和欲望,忽視他人的福祉和觀點。

是誰在濫用權力,有誰能挺身而出:從阿裡員工涉嫌性侵女同僚說起

濫用權力的表現之一是物化、剝削他人。格林菲爾德發現,在實驗室裡被賦予權力的實驗參與者更有可能把手下看作實作其個人目标的物品或工具,而不會把他們當成有血有肉的人來對待,罔顧他們的情感感受。格林菲爾德指出,濫用權力的掌權者自身往往是在生活中缺乏安全感的人——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性能力——他們為此将下屬當作凸顯自己社會地位或驗證自己性能力的工具。她2017年發表的一篇有關權力與性侵的論文論證道,在被要求想象自己大權在握時,那些聲稱自己在生活中長期感到無力的實驗參與者,會對拒絕他們求歡的下屬表現出更大的敵意,他們會随時刁難不願合作的下屬,在一些情況下甚至采取報複行動(比如在推薦信中诋毀或歪曲下屬)。

濫用權力的另外一個表現是掌權者覺得自己是權勢低于自己的人的“主人”,有權力予取予求。這種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是親密關系中的性别暴力的成因。《他為什麼這樣做?》(Why Does He Do That?)作者、虐待康複專家倫迪·班克羅夫特(Lundy Bancroft)就認為,家庭成員之間的身體暴力(通常施暴者為男性)基本源自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女性不如男性,她們就像寵物或屬于自己的财産,男性有權力使用身體暴力或其他恐吓行為控制她們,使她們順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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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權社會中,權力上位者的實際性别比例,乃至“掌權者”的心理和文化範本都以男性為主,是以公衆視野内的濫用權力者往往是男性,但理論上來說,權力的腐蝕性不分男女。在這一方面,英國小說家娜奧米·阿爾德曼(Naomi Alderman)在科幻小說《力量》中展開了一場思維實驗,将男女的力量對比推到極緻:在未來世界,女性突然發展出了一種超能力,隻要動動手指就能通過鎖骨上的束肌釋放一種緻命電荷,在别人身上引發劇烈疼痛甚至緻死。

随着劇情發展,全球各地的女性開始随心所欲地使用這種力量,将男權社會翻轉為“女權社會”,但卻原封不動地繼承曾給女性帶來壓迫、血淚和痛苦的權力結構,而非善用這種力量,為一個更平等的世界做出努力。阿爾德曼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采訪時闡述了她寫作時的思考,她認為,性别平等的前提是接受兩性在各個方面不存在孰優孰劣,在這之中包括道德卑劣。“我認為男人和女人在道德層面是一樣的。我相信人類精神不可化約的複雜性,每個人都兼具脆弱和強硬。每個人都愛孩子,但也都隐含暴力或自私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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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言,濫用權力的人往往對地位、控制和性能力的确認有異于常人的需求。心理學家認為,這種不正常的需求可以追溯到一個人的童年時期——如果一個人在孩童時期嚴重缺乏父母的關愛和安全的情感關系,不認同自我能力,那麼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不安全感會更強烈,這種不安全感會促使他們利用權力以不正當的方式索取關愛,證明自己的魅力。

關于職場性騷擾行為,格林菲爾德的一項實驗頗有啟發性。她所在的團隊設計了一項實驗,讓被配置設定到扮演主管或同僚角色的男性有機會在網上向女性發送性暗示資訊。格林菲爾德發現,主管或同僚的角色配置設定不是決定發送性騷擾資訊次數多寡的決定性因素——确切地說,發送更多性騷擾資訊的,是那些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權力、而在實驗中扮演“主管”的男性。那些感覺自己在實驗之外更有權力的男性在被配置設定到“主管”角色時,反而會因為覺得自己已經很強大了而表現出更負責任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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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男性在意識形态和文化層面都被認為更重要、更有力量;當“男子氣概”将掌權和控制定義為男性與生俱來的責任時,有權有勢的男人的性行為不端其實不是他自信或自大的證明,而是為了應對不斷測試和證明自己男性力量的社會壓力。格林菲爾德對性與權力在男性身上的作用有如下洞察:

“痛苦的不安全感(感覺自己不迷人、不受歡迎、軟弱、無能或不被重視)會驅使人産生對權力和性認可的欲望。是以,擁有權力并不能使所有的男人更性感,但對有些男人來說,權力和性的概念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系,想到其中一種概念自然會激活另一個概念。對這些男人而言,擁有權力可以創造滿足性需求的機會,而性行為可以滿足對權力感的需求。有證據表明,這類男性比其他人更喜歡擔任有權勢的角色。對權力的強烈需求如果無法和其他更社會化的動機(比如對成就感或歸屬感的需求)保持平衡,那這種需求就預示着可能擁有強大的權力,但也預示着可能出現頻繁的性活動(包括各種不當行為),無法控制沖動。”

簡單而言,擁有強大自我的人通常不會濫用權力,濫用權力者往往是那些絕望、充滿壓力和恐懼的人。

阿裡女員工被上司及客戶性侵一事曝光後,當天晚間,一封題為“6000名阿裡人關于807事件的聯合倡議”的倡議書出現在網絡上。這封倡議書提到,已有超過6000名阿裡員工加入了針對這一事件的讨論群組,“這是所有阿裡人的至暗時刻,因為正義在此被漠視、踐踏,”并呼籲集團徹查真相,給當事人和員工一個交代,提出了設立職場反性騷擾制度、倡導HR不唯上更向人看等訴求。在一些批評者看來,女當事人在阿裡食堂内發傳單卻無人理會的視訊畫面讓“超6000名員工聯合倡議”顯得有些“馬後炮”、“像公關行為”。

在不正義事件發生時,人們沒能第一時間挺身而出,就一定說明他們之後的維護正義之舉是虛僞和不真誠的嗎?在社會心理學領域,這種群體性的無動于衷激起了學者的研究興趣,觸發了“旁觀者效應”的發現。研究表明,群體的确會抑制個體向處于困境中的他人伸出援手,但事情并沒有那麼簡單。

法國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邁赫迪·穆薩伊德(Mehdi Moussaïd)指出,人類學家、靈長類動物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甚至實體學家都不約而同地觀察到,人是親社會的物種,能了解他人、幫助他人、與人合作,甚至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也是如此——“行善使人喜樂,人類似乎天生就是如此。”心理學家邁克爾·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曾發現,年僅18個月大的孩子看到大人有什麼東西夠不着,會自然地起身幫忙。

是以,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旁觀者效應”的真正運作機制是,采取行動或袖手旁觀其實是傳染性的。如果周圍人無所作為,你也大機率會見死不救;但如果有一個人先行動起來,包括你在内的其他人也會馬上跟着動起來,甚至可能會比第一個行動者表現得更積極熱心。穆薩伊德指出群體中存在的“5%原則”:“隻要一小部分人主動選擇幫助他人或逃跑,就足以引起整個人群跟随其行為。”對于解決職場性騷擾一類等權力濫用問題而言,這個發現的重要啟示是鼓勵現場旁觀者鼓起勇氣承擔第一波風險,促進和他人的合作,讓為維護群體利益做出一定犧牲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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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菲爾德援引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麥克利蘭的觀點指出,大多數職場人士都把對待權力的做法與學會維護自己聯系在一起,但其實對待權力更成熟的方式是将擁有權力視為一種責任和機會,能夠為他人挺身而出。當有人濫用權力時,你最好能夠當場公開采取行動阻止或幹擾正在發生的不當行為;如果當時無能為力,那事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也好過什麼都不做,比如向上級報告、安慰受害者、私下質問作惡者等等。

“文化是自上而下定義的,但最有力的文化變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們每天都能采取一些讓人感覺有風險但實際上通常沒有風險的不起眼的行動,就可以鼓勵其他旁觀者也這麼做。”

格林菲爾德認為,打破負面旁觀者效應的關鍵是讓人們覺得自己有理由進行幹預,在這之中,獲得盟友的助力很有幫助。在組織或社群中找到有影響力的人(POIs, persons of influence)參與宣傳遏制權力濫用的理念,培養挺身而出者,是一種有效的政策。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克萊曼性别研究所前主任謝莉·科雷爾在與大型科技公司合作,幫助其減少在招聘、升職和評估環節對女性員工的偏見的過程中發現,找到那些公司内最受尊敬的男性盟友,能夠幫助提升男性整體的平權意識。

另外,我們自己就可以承擔起盟友的角色。有研究發現,性别偏見的受害者自己反映遭遇侵犯時可能難以取得他人的信任,但如果某個同僚代表受害者反映情況,就會減少潛在的負面影響。

誠然,一個人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風險是比較大,但如果能在達成維護集體利益的共識後與他人協作行動,往往能夠共擔被報複或噤聲的風險,取得比單打獨鬥更好的效果。格林菲爾德在書中講述了一個例子:美國反性騷擾運動開始後,在一家性别歧視猖獗的大公司裡,一位女性高管在多年目睹種種無疾而終的性别歧視事件後采取了一個政策。她聯絡了公司的女性員工,敦促她們在同一天的同一時間段一起送出個人投訴。對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而言,這是一個猝不及防的“突然襲擊”。事情的後續是,公司在幾周内就調整了薪資,昔日的作惡者要麼被開除要麼被要求離職,公司文化被徹底改變。

是誰在濫用權力,有誰能挺身而出:從阿裡員工涉嫌性侵女同僚說起

格林菲爾德還提供了一些實操性的反抗權力濫用的政策,比如用幽默诙諧的方法來阻止人際交往中的不當行為。“幽默這種方法既可以向當權者傳遞你的真實意圖,同時又可以加強人際關系。關鍵是要找到一種方法,讓冒犯你的人也能參與其中……幽默诙諧是用一種包容的方式來誇大權力的影響:它可以在肯定某人屬于這個群體的同時,讓他們降低一個檔次。”另一個政策是打造“受罰席”,在生活或工作中的同輩行為不端時将其剔除出圈子,向對方施加群體壓力,強化社會規範意識。

操弄權力、剝削他人的行為從未像今天這樣遭人唾棄,然而要推翻結構性不公依然長路漫漫。我們難以忘記阿裡女員工向公司申訴而得不到回應的絕望,一位上級甚至表态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隻招男生不招女生了”、“你覺得不喝酒,這個濟南華聯和一些北方的商戶以後的業務能談下來嗎”。我們需要意識到,讓抽象的平等概念落到實處、讓權力不被濫用、讓犧牲女性利益不再被視作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美】德博拉·格林菲爾德.《權力》.中信出版集團.2021.

【英】娜奧米·阿爾德曼.《力量》.東方出版社.2021.

【法】邁赫迪·穆薩伊德.《新烏合之衆》.中信出版集團.2021.

“'The Power’ Author Naomi Alderman Answers Your Questions,” PBS, May 28, 2019.

https://www.pbs.org/newshour/show/the-power-author-naomi-alderman-answers-your-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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