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丈夫因為“線人”身份被人刺死，時至今日，姬豔花仍頻繁往返于延安、西安、北京，隻為給丈夫讨一個公道
文 | 《财經》記者張倩
編輯 | 朱弢
故事要從19年前說起。
2002年農曆十月初二（11月6日），晚上7點，烏魯木齊的晚霞映紅了半座城市，路燈初亮，昏黃的燈光下，街道影影綽綽。
面館老闆周春紅聽到門外的嘈雜聲，起身推門而出，模糊中看到三個男人拿着鋼管和刀在追一個瘦高的男人，并在周春紅面館旁邊的豫東飯店門口擒住了他，連捅三刀，随後揚長而去。
瘦高男人就着身後的電線杆倒下，說了一句“我們兒孫不會放過你們的”。“血不是在流，是在往外噴湧”，周春紅回憶說。這個瘦高男人因傷到腿部動脈，失血過多當場死亡，他倒下後說的那句話成了遺言。
40天後，一個身材瘦小、面容枯黃的陝北農婦找到周春紅，想要知道瘦高男人臨死的情景。周如實相告，婦人沒什麼表情，離開，繼續找其他人詢問。當時周春紅并不知道，這名婦人是死者的妻子姬豔花。
那天晚上的死者名叫景有成，時年41歲，在新疆做煤炭生意，同時是陝西省延安市甘泉縣警察局的“線人”。
多年後，回想當年重走丈夫遇害地點的情形，姬豔花說，景有成死後她暴瘦18斤，哭笑都沒有力氣，到達烏魯木齊天津路豫東飯店門口後突然就有了力量，“如果當時旁邊沒人的話，我會放聲大哭”。
丈夫慘死街頭像一座山一樣壓在姬豔花身上。為消解丈夫驟然離世帶來的悲傷，姬豔花開始寫日記，并于景死後40天北上新疆為夫申冤。時至今日，她仍頻繁往返于延安、西安、北京，隻為給丈夫讨一個公道。
歲月漫長，個中艱辛無處傾訴，她便把所有的經曆記錄在了日記中，時間跨度近20年。日記有對丈夫的思念，也有她這些年奔走的不忿與無奈，以及對與世俗和解的抗拒。
2018年12月29日，景有成遇害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姜永德在事發16年後被抓捕，2020年4月8日，另一名涉案人郭二娃被收監。
得到消息後，姬豔花和子女抱着丈夫的照片痛哭。
2021年5月，延安市紀委監委釋出消息稱，甘泉縣看守所原所長郭向東，看守所原民警張平，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據《财經》記者了解，2001年10月12日，當時還是搶劫嫌犯的郭二娃從甘泉縣看守所逃脫，當天值班看守之一正是張平。（詳見“陝西版“孫小果案”：搶劫越獄後殺害警方“線人”，離奇出獄成煤老闆”）
19年前，姬豔花39歲，而今年她已58歲。對她來說，穿過層層幽暗隧道後，迷霧漸退，天光乍現。對于這一線光亮，她想拼命抓住，卻又擔心轉瞬即逝。
最後的通話
“2002年十月初八，晴。夫，今天是你的火葬日，妻給你打一個長途電話，說說我心裡的實話。得到你的不幸消息，本該馬上來到你的身邊。可不知什麼原因，我沒有來。我舍不得兩個孩子，我要保護他們，讓他們平安長大成人。如果有靈魂，你一定要保護我們娘仨。這個仇一定要報，今年報不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隻要有一絲線索，我給你讨回這個公道。”
這是姬豔花的第一篇日記，寫在景有成死後的第6天。對于丈夫的死，她心裡始終有一根刺。
2002年農曆十月初一，也就是景有成遇害前一天的晚上，他給帶着兩個孩子在陝北老家生活的妻子打了個電話：“好（姬豔花小名），給我借6000塊錢去”。沒一會兒，又回了一個電話，“不用了”。沒過多久他又追加一個電話，“你和（找）甘泉縣警察局要錢去”，随即電話挂斷。姬豔花回撥過去，電話卻始終沒再接通。對于丈夫沒頭沒尾的幾句話，姬豔花一氣之下拔了電話線，“不想理他”。
當時的沖動之舉，讓她悔恨至今。“你和甘泉縣警察局要錢去”也成了她和丈夫之間最後的密語。
而電話的另一端，景有成将一直戴在手上、很少取下的金戒指摘下來，和存折一塊兒壓在了出租屋的枕頭底下。待一個多月後姬豔花到達烏魯木齊，戒指和存折被作為丈夫的遺物由警察交給她。
多年後，姬豔花還在不斷回想和反問，丈夫當晚要錢是不是被人威脅了？他又說不要了，是不是已經意識到自己有危險，擔心我以後還不起？我當時如果借到了錢，他是不是就不會死？他讓我去跟甘泉縣警察局要錢，是不是已經意識到自己“線人”的身份被出賣了？
這幾個問題像千萬隻螞蟻一樣持續噬咬着她的心，但不管是烏魯木齊、延安還是甘泉，檢察院和警察局都沒有給她答案。
在景有成生前，姬豔花說自己就是一朵被丈夫精心呵護的花。過的是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做飯、照顧孩子、打點家人的衣服、打掃衛生，其餘什麼都不用做、什麼都不用管。丈夫在家時，會在淩晨4點就起床去山上打水，把家裡的水缸全部裝滿。“地裡有農活的時候，我也會去，但是他會說，你什麼都不用做，坐在樹蔭下跟我聊天就行，有時候下山路不好走，他就堅持背我下去”。
2000年4月，景有成走出了位于陝西省榆林市子洲縣苗家坪的老家，暫别了黃土高坡上的四間窯洞、妻子和一雙兒女，一人前往新疆做煤炭生意。這個時候，景有成的子洲同鄉、在逃嫌犯郭二娃也在新疆做煤炭生意，但此時二人并不認識，也沒有任何交集。
子洲縣地處陝西省北部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地區，煤炭資源豐富，為不甘于在土地裡刨食的鄉民提供了去外鄉闖蕩的資源和底氣。正因為如此，新疆烏魯木齊和庫爾勒聚集了大量前來謀生的子洲“煤販子”。
販賣煤炭賺了些錢，景有成為妻子置辦了全套的黃金首飾，以彌補他們結婚時什麼都沒買的遺憾。現在姬豔花右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便是景有成那時為她買的，縱使往後歲月艱難，姬豔花始終沒舍得将戒指賣掉換錢，“這是他留給我最後的念想”，她說。
生活的轉變始于2001年初春的一個寒冷清晨。據姬豔花回憶，有一天，一個陌生人突然來到她家，和景有成說了會兒話後兩人就出去了。三四天後景回來，她問他幹什麼去了，景回答，甘泉縣警察局在抓人（郭二娃），他幫忙去了。害怕被對方報複，姬豔花當場和景有成大吵了一架，覺得他不應該這麼做，景當即答應以後再也不做了。
不過姬豔花擔心的事情最終還是發生了，一年半後，景有成被刺死在烏魯木齊的街頭。
在得知景有成死亡的那一霎那，姬豔花沒有哭，相當冷靜，“太過着急的時候，人是不會哭的”。相較于景有成的後事，得知消息的瞬間讓她最揪心的卻是周邊的人會怎麼看待景有成，“人家誰都不殺，隻殺你，是不是你幹了壞事了？我特别害怕别人認為他是個壞人”。
“我老公是警方的‘線人’，是為正義而死，是不丢人的吧？不能說他是壞人吧？”直到現在，她仍反複追問這個問題，想要從他人口中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被當街獵殺的“線人”
“2003年元月3号，星期五。夫，你已經走了整整兩個月了，在這漫漫的兩月之間，你的妻是怎樣度過來的，我不敢回憶。你就那麼無情無義的走了。進入天堂，不在人間受苦受累了。如果有靈魂，你就給妻托一個夢以後該怎麼生活好不好。我現在在天津路，你死去的地方，已經三次了，每次的感覺都不一樣。我一個無能婦人，面臨着所有困難。所有問題，妻是不敢面對”。
事發後40天，姬豔花第一次到景有成遇害的烏魯木齊市天津路豫東飯店門口，死亡的痕迹已被清除，兩個電線杆之間有一堆雪，在距離景倒地死亡4米左右的地方，姬豔花定定站住。
之後，在烏魯木齊市新市區新市區分局重案隊刑警給她的資料中，姬豔花發現資料中寫現場有一隻掉落的棕色皮鞋。“他隻有一雙黑色的皮鞋，根本沒有棕色皮鞋，他所有的衣服我都知道，哪來的棕色皮鞋？”
同時，這份資料向她心口插入了另一根無法拔除的刺。“這說明他走（死）的時候連鞋都沒有，是光着腳的”，時隔近20年，她對這一點仍心存芥蒂，認為丈夫無法體面離世。“很多人，包括辦案的警察對這一點毫不在意，但是我和他做了11年9個月28天的夫妻，我無法做到不在意”，她說。
景有成遇害時，他和姬豔花的兒子11歲，女兒8歲。多年來，在兒女面前，姬豔花一直在拼盡力氣克制眼淚，兒子哭的時候也不敢發出聲音擔心刺痛媽媽，但偶爾會有不受控的嗚咽聲流出。每當這個時候，女兒便會拿起膠帶将哥哥的嘴封住，“粘住嘴就不會發出聲音了”。
“她那時候還太小，哪知道真正的痛一直藏在心裡”，姬豔花說。
2007年4月26日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釋出的判決書披露了景有成的被害經過。2002年11月6日下午（農曆十月初二），景有成與朋友到烏魯木齊市五家渠運送煤炭時，恰遇郭二娃在此聯系生意。郭二娃懷疑其2001年被逮捕是景有成舉報，便質問景，景承認是自己告發所緻。郭二娃便将景拉到他們乘坐的桑塔納轎車上，在一起傳回烏魯木齊市區的途中，郭二娃打電話告知高懷定和姜永德，已經把告發他的人抓住了。到烏魯木齊市豫東飯店門前下車時，高懷定攜帶鋼管，姜永德攜帶匕首前來。景有成見狀轉身跑離，高拿鋼管砸景有成，未砸中，景被鐵欄杆絆倒，郭二娃、高懷定、姜永德上前對景拳打腳踢。其間，姜永德持刀在景有成大腿部連刺三刀，緻其失血性休克死亡。
截至判決時，姜永德仍在逃。對于另外兩名犯罪嫌疑人郭二娃和高懷定，判決書顯示，郭二娃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高懷定犯故意傷害罪判有期徒刑3年。
《财經》此前曾報道，出生于陝西省子洲縣的郭二娃曾于1994年夥同他人實施搶劫。在其他人歸案後，唯獨郭二娃漏網。為了抓捕郭二娃歸案，甘泉縣警方曾派人到新疆偵查。2001年初，甘泉縣警方主動與景有成聯系，希望他通過子洲縣老鄉的關系，打探郭二娃的消息。2001年6月20日，在“線人”景有成的幫助下，潛逃7年的郭二娃在新疆庫爾勒市落網。
按照甘泉縣警察局時任主要上司的要求，該局當時的刑警大隊長李忠聯系了景有成。李忠曾出具書面證明稱，他與“線人”景有成取得聯系後，對方來到了他所住的飯店，領走了5000元線人費，但景有成不願意暴露身份和筆迹，沒有打收條。
對于這種說法，姬豔花堅稱他們夫妻沒收過警方一分錢。“他（景有成）死的前一晚還說讓我和甘泉縣警察局拿錢，證明他之前根本沒收錢，我後來也沒去找甘泉縣警察局要”。
事情的真相如何，以及當年景有成接受警方的遊說成為“線人”，到底是出于正義感還是金錢的誘惑，随着景有成的死亡已無從知曉。但對活着的親人來說，亡者身後背負着的種種“莫須有”猜忌卻令生者蝕骨撓心。
姬豔花認為，隻有案件被公平、公正的審理，還原真相，丈夫才能得到應得的尊重和公道。
人的命，天注定？
“2003年4月19日晚12點30分。夫，明天是你的生日，我就不給你過了。聽人說，人死了後不過生日，你在那邊過得好嗎？妻真想你，不僅想你抱一抱，而是從各個方面都想。如果有靈魂，你看見我一天的可憐生活，經濟上還沒有緩，生活壓力上，我實在受不了了。我用了我前所未有的力氣。如果你在，我是不會這樣可憐。真的好想你，用妻的語言是表達不出的。我得睡覺了，不然我又會哭的，我真的不能再哭了”。
景有成死後，姬豔花一度覺得生活無法繼續，想過自殺。當時，她認為丈夫是因甘泉縣警察局而死，他的孩子自然可以交給當地政府代為撫養。但是極度的悲痛過後，她否定了這種想法，覺得如果自己真這樣做，對不起孩子，也對不起丈夫。
而事發後，她第一次覺得可以稍稍喘口氣，是在決定從西安出發去新疆探尋丈夫死亡真相的時候，這讓她覺得自己還活着。
出發前一晚，為省錢，她借宿在西安的姑姑家，姑父勸慰她：“人的命，天注定，是老天爺要把他（景有成）收走的”。姑父的話當即讓她心裡的苦悶減輕了許多，但也僅僅隻是一瞬。迅速的，她判斷出這是在用阿Q精神進行自我麻痹。而她，拒絕認命。
這是一種深入骨血的“倔強”。
姬豔花小時候，因為家裡窮、兄弟姐妹多，她12歲才開始讀國小，24歲第一次參加聯考，落榜後，接連複讀兩年，直到26歲第三次聯考落榜。相較于當時陝北地區農村女子20歲之前便結婚生子的常态，她無疑是一個“異類”。對于那時的心境，姬豔花回憶說自己有個大學夢，而為夢想全力以赴并沒什麼丢人的。
這種韌性和為目标全力以赴的執着也貫穿在為夫申冤的過程中。“沒了老公，我就沒了依靠，我又不想讓孩子搭上他們自己的人生，隻能強迫自己堅強起來”，她說。
2004年之前，姬豔花多次前往新疆和延安，詢問案件的進展，督促警察盡快辦案。回想起當年的那段日子，她緊皺着眉頭接連感歎：“太難熬了”。
西安到烏魯木齊的1043次列車承載了太多她不願回首的過往。“我都是帶着鋪蓋卷上火車，晚上就把被子鋪開睡在人家的座椅下邊”。綠皮車車廂狹窄，氣味混雜，地上瓜子殼、塑膠瓶、包裝袋、雞爪骨頭散布，去新疆的53個小時中，姬豔花大多數時間需要與這些垃圾共處。
相較于噪雜的環境，更讓姬豔花不能忍受的是“不公正”的判決。2007年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判決後，姬豔花開始持續在延安、西安和北京上訪，在她看來，郭二娃為報複景有成向甘泉縣警察局舉報自己，夥同他人殺害景有成，殺人意圖明顯，應當認定其為故意殺人罪。
另外，在她看來，當年是誰向郭二娃洩露景有成的“線人”身份，直接導緻景被惡意報複殺害，也應徹查。
據《财經》此前的報道，2001年郭二娃被警方逮捕後，被羁押于甘泉縣看守所。該所原看守員高炳勝給郭二娃辦完收監手續後，收到李忠叮囑他要多照顧郭二娃的“吩咐”，李忠還給了高炳勝500元現金。
據高炳勝稱，郭二娃屬于重型嫌犯，收監時腳上帶着腳鐐。但三天後，輪到他值班時發現，郭二娃的腳鐐不見了，而且有人送了很多東西。他後來得知，郭二娃被押回甘泉當天，其女友黃小平也抵達了甘泉縣，就住在李忠家的窯洞裡。黃小平屬于典型的南方姑娘，不僅長相俊俏，出手也很大方，很快成為了甘泉縣警察局幾位上司的朋友。
2001年10月12日，高炳勝與同僚張平一同在看守所值班。中途張平借故離開，高炳勝在甘泉縣警察局時任主要上司授意下，将郭二娃從監室裡提出來，還親自送出看守所大門。
而2007年被延安市中院以故意傷害罪、搶劫罪、脫逃罪，數罪并罰判處18年有期徒刑的郭二娃，卻于三年後就再次出現在新疆，繼續做煤炭生意。此外，姜永德的網上追逃資訊也離奇失蹤。2017年，郭二娃回到子洲縣裴家灣村老家，先後耗資1000多萬元，買地修路準備建别墅，從重刑犯搖身一變成為了煤老闆。而裴家灣村距離姬豔花現在居住的子洲縣城僅20多公裡。
這種颠覆性的轉變，讓姬豔花寝食難安，在她看來，如果郭二娃都可以逍遙法外，甚至以成功人士的身份重新整理鄉人的認知，那景有成的死又算什麼？
“一切都還不能結束”
“2019.3.10号，早。我給縣委書記打電話不接，給紀委書記打電話也不接，并發了資訊。上天有眼，請盡快搜集直接和間接證據證言。要推翻傷害緻死案的原判決定，還原報複殺人案的案情，必須要有一定的直接證據，跪求邱局長重視再重視。我的這輩子無能為力報答你的恩情，下輩子做牛做馬也要報答您的大恩大德。我每天一直堅持看新聞讀報紙學法律了解政策形勢上訪，我覺得他（景有成）死的不明不白”。
2007年至今，姬豔花一直輾轉延安、西安、北京多地上訪，向各方陳述案件判決的不合理之處，同時舉報郭二娃提前出獄。
景有成遇害後很長一段時間，姬豔花沒有經濟來源，上訪途中為省錢，她有些時候會乞讨，晚上則睡在街頭、公園甚至公共廁所。在旁人甚至親戚眼中，她卑微、渺小的如同一粒塵埃。但她不以為意，并以自己的方式堅守着個體尊嚴。“我要過飯，但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要過一分錢”，她說。
初到北京上訪時，因為太過容易相信人，她好幾次被同行的上訪者或搶走或騙走随身攜帶着的幹糧。對于這些，她現在已經釋懷，“都是可憐人，那些人也不容易，否則怎麼會搶東西吃”，随後她又笑着自言自語，“我是個心軟的人，死後應該可以上天堂吧？”
對于申冤的這些年，中途有沒有猶豫過、想過放棄的問題，姬豔花想了想說，有。常年上訪，她自顧不暇，便把一雙兒女送到了父母家。“老人帶孩子的标準就是有口吃的，餓不死就行”，她說。
2004年冬天，當她從北京上訪回到子洲的父母家中，發現兒子、女兒的衣服脖領處、棉襖的袖口、棉褲褲腰上到處都是來回爬動的虱子，兩個孩子身上布滿了被虱子咬出的紅疙瘩。她當即抱着孩子大哭，想着再也不上訪了，官司也不打了。那時她覺得，不能把孩子健康地撫養長大，同樣對不起丈夫。
但這樣的念頭僅僅存留了兩天，第三天，她改變了想法：“孩子的人生可以靠他們自己奮鬥，可我老公的人生呢？一條人命啊，就那麼沒了，誰來為他做主？”随後，她又登上了去北京和西安的綠皮車。
但是前路艱難。姬豔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經曆是，2008年一個夏天的夜晚，她實在餓得不行了，舔着幹裂的嘴唇，吞咽着口水，跟旁邊同樣上訪的、渾身泥污的老人讨要了一個窩頭，借了對方的塑膠瓶接了點涼水喝。
多年後，她反複告誡女兒：“隻要有一口吃的，一口水，人就可以重新充滿力量，這就是車到山前必有路。人生，是沒有絕境的”。這是2008年饑渴交加的夏夜她頓悟出的道理。
多年的上訪經曆，她還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規律，“拿延安來說，相關的部門周一上午要開晨會，是以上午是找不到人的，下午才能見到人，這樣的話周一早上從家（子洲）出發就行，之前不懂，導緻多花一晚上的冤枉錢。周四下午就可返程了，因為周五常常找不到管事的人”。
2019年夏天，姬豔花在去甘泉縣警察局的路上手機被偷，她原想自認倒黴，但越想越氣：“我的手機被偷是誰造成的？如果案子進展順利，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手機又怎麼會被偷？我現在的境況又是誰造成的？”于是，她在辦公室“堵住”了時任甘泉縣警察局局長，在後者授意下，甘泉縣民政局給了姬豔花1000元用于購買手機。
一年後，張平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消息讓姬豔花看到了希望，但卻無法讓她就此止步。“姜永德被捕兩年半了，至今沒有宣判；郭二娃還沒被收監；當年甘泉縣警察局内部到底是誰洩露我老公‘線人’的身份，也還沒有定論。一切都還不能結束”。
在過去的将近20年，無數個日日夜夜，她懷揣着案件資料乘坐綠皮火車穿越秦嶺隧道，四處尋找答案，山巒間偶爾透過的光線有時會令她恍惚，但她很快确定那不是終點。
有人跟她說，隧道是唯一的路。但隧道的彼岸是否是天堂，她不确定。
“我的一生都被偷走了”
“2021年6.5，早六點。睜開眼睛看手機是我的習慣。看見媳婦問：媽，你這幾天在哪？家裡呢？還是去延安了。我高興而流淚，有媳婦真好，有她的關心更好，我女兒也是。我有三個孩子我很自豪。不求他們的吃、穿、喝，隻求他們平安健康，也求他們在不忙之中的一個簡短的微信和電話，就知足了。因為我一直沉浸在案子中，是以我沒有時間因孤單而脆弱”。
在子洲、在苗家坪，沒有人了解姬豔花。
很多時候人們甚至會在她面前毫不掩飾的說：“都那麼多年了，哪還有什麼感情，不知道怎麼想的”。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聲音越來越多，姬豔花反而越來越沉默，很少辯解，“我也不指望你們了解我”。
“我不想一遍又一遍重述他的冤情。你看祥林嫂，到最後根本沒有人同情她，甚至沒有人耐心聽她說話。人們更多的是将她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嘲笑她和她的不易，我不想自己和丈夫落入同樣的田地”。
對于是什麼支撐她為案件多年奔波的問題，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應該是我老公的靈魂，别人感受不到，但我知道他從未離開”。
她弟弟開玩笑說：“世界上要是有忘心草就好了，這樣姐姐就可以把姐夫忘掉了”。
但是要徹底抹去一個人在世界上的生活痕迹、消除他曾經存在的事實，并不現實。
景有成死後，他的骨灰被姬豔花埋在高高的黃土坡上，那裡可以俯瞰來來往往進出苗家坪的村民，“這樣他才不會孤單”，她說。
而當不知道生活該怎麼繼續、甚至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活着的時候，姬豔花便會來到景有成的墳頭，跟他說說自己的苦悶，哭上一場，有時候哭累了，便就地仰身躺在山坡上。
黃土高坡綿延不斷，北風吹過，風沙中，姬豔花的哭訴消失殆盡，一如她這麼多年的掙紮般徒勞，沒有任何回響。
多年來，姬豔花的父母、兄弟、子女都不贊成她繼續為案件奔波。回歸正常人的生活，是家人對她最大的期許。
姬豔花這些年一直跟着父母居住在子洲縣城哥哥為父母準備的房子裡，兒女讀中學時便開始寄宿，不知是出于對母親的抗拒亦或是其他原因，讀大學後孩子們很少回家。姬豔花的日常生活則依賴兄弟姐妹的接濟和自己打零工的收入，兒女的大學學費和生活費則由舅舅、姨媽負擔。出于對兄弟姐妹的感激，她主動攬下了伺候父母的任務。
在和《财經》記者約定見面的前一晚，姬豔花的母親因急病住院，滂沱大雨中，她獨自撐傘将母親送到了子洲縣醫院，到醫院後，醫生判斷病情危重，需要轉院。淩晨3點，姬豔花給《财經》記者發來資訊，對自己将無法按時赴約表示抱歉。在後續與《财經》記者就老人身體狀況進行溝通時，她罕見的沒有控制住情緒，大哭：“我現在特别害怕，我真的不想失去媽媽”。
她的母親已經86歲，父親91歲，她對父母的依賴遠超同齡人。對此，她解釋到：“父母是我的旗幟、我的依靠。父母在，家就在。”
其實，她是渴望擁有一個家庭的。前年，她甚至重新整修了一間當年公婆為她和景有成在苗家坪修葺的窯洞，窯洞内挂着她撿回去的粉色窗簾。她很喜歡那間窯洞，一邊展示照片一邊興奮地說，“你看，這是我家”。
但是親人更希望她能走出景有成的影子，再找個伴兒過尋常的生活。正在讀研究所學生的女兒甚至給她寫過協定，說：“媽媽，你找一個老伴，我們不讓你花他的錢，等我掙錢了我給你錢花。你生病後，我們也不會把你丢給對方，我們會照顧你。我們不會讓你成為任何人的負擔，就是想讓你有個人陪，過正常的家庭生活”。
姬豔花也向親友們表了态，等丈夫的案子塵埃落定後就馬上找個老伴，否則她一天到晚為案子奔波，“有幾個人能受得了呢，人家又憑什麼包容我”。
理想的生活一直停留在想象中，她做飯、洗衣服，老伴幫忙打掃下衛生，兩個人聊聊天，他陪她跳跳廣場舞，她覺得這就足夠了。
這是她夢寐以求的最尋常的人間煙火。
在姬豔花的潛意識中，自己的生活原本應該就是這樣——如果景有成沒有遇害的話。“可他卻死了，隻留給我兩個娃娃和一條命案。這個案子偷走了我20年的時光，你說，我上輩子是不是欠他的？”她反問。但更多時候，她在一直訴說景有成的好，“以前鄰居花100塊錢買條褲子，他會立即給我100塊錢，讓我也去買。他肯定想不到，他死了以後，我再沒買過一件衣服，一直在撿别人不要的舊衣服穿”。
問起案件了結後，她是否會真的改嫁，她又笑了，這次很笃定：“不會，我的一生都被偷走了”。
“如果上帝有靈魂，一定要讓我老公在那邊過上好日子，他真的是個好人”，她補充道。但如果壞人沒有伏法，好人的“好”又該如何展現？
知情人告訴《财經》記者，陝西省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開始後，郭二娃所涉案件受到高度重視。目前，有多人被專案組帶走調查，包括甘泉縣警察局多名幹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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