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筆之神：蒙田（上）

【筆墨事功】

一

古斯塔夫·榮格曾用熱烈的語言提及一種人物：現代人。根據他的定義，那其實是一個極度稀罕的種群，榮格補充道：“一個人單憑生活在現在并不就有資格被稱為現代人。因為果真如此，凡是每位現在活着的人都可算是現代人了。”真正的現代人不妨是一位古人，而一個手拿新款手機玩自拍的當代人，說不定隻是“僞現代人”。榮格寫道：

我們所謂的現代人，一位感覺最現代的人……他是一位伫立在高崗上，或站在世界最邊緣的人，他眼前是茫茫一片未來的深淵，頭頂上是蒼穹，腳底下是其曆史已籠罩着一層原始霧的全體人類。現代人——或且讓我們再重複 “最現代的人”一句話吧——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千載難逢的。很少人有資格被冠上此一頭銜，因為這種人應該是覺醒程度最高的人。

說到西方現代随筆的創立者蒙田——“随筆”（essay）之名即得自他的書名《随筆集》——我雖一刻沒有忘記他是位古人，但隻要心神稍有恍惚，就覺得作者是一位現代人，一位榮格意義上“感覺最現代的人”。

法國人蒙田生于1533年，我國還處于明朝嘉靖年間。他在高聳的蒙田城堡執筆寫作時，現代人文主義觀念才剛剛在天際翻出一點魚肚白，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千年前的古希臘、古羅馬，生活在蒙田之前的知名作家寥寥無幾，薄伽丘、拉伯雷是可以提及的兩位，當然還有《神曲》的作者但丁，不過蒙田好像沒有受到他的影響。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都是他的後人。19世紀的美國随筆大師愛默生曾歡呼道：“我高興地聽說，在新發現的威廉·莎士比亞的親筆簽名中，有一個就是簽在一本費洛裡奧譯的蒙田的《随筆集》上的。這是我們所确認的這位詩人收藏的唯一的一本書。”愛默生是蒙田的知名粉絲。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有一個著名的立論偏好：恨不得把所有生活在莎士比亞之後的西方知名作家都說成莎翁文學遺産的繼承人，但他竟然承認，莎士比亞筆下最著名的悲劇主人公哈姆雷特，性格“部分地源于蒙田”。我猜，這是他最難啟齒的一句話，說出它需要超常的勇氣。如果布魯姆教授是對的（我不敢确定），哈姆雷特有多現代，蒙田就有多現代。

蒙田是西方世界最早深入關注自我的人。這個“自我”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極為具體地針對一個人：蒙田自己。他自稱：“其他作家常愛教訓人，我卻描述人，而且專門描繪他們中的一個；此人教育得很不成功，倘若我能重新塑造他，一定把他造就成另一個樣子。”有位學者曾把自己對蒙田的研究“恰如其分地命名為《蒙田對人的發現》”，布魯姆教授意猶未盡地補充道：“更困難的是為蒙田找到真正的先驅。”他幾乎想說，“人的發現”始于蒙田。

讀蒙田時，即使遇到乍看之下顯得蒙昧的意見，細想也有可敬之處。比如，蒙田對醫學啧有煩言，文章裡數落不停。但了解到當時的醫術裡充斥着各類鬼畫符，我們又會感歎蒙田見識的先進了。蒙田例舉過醫生開出的若幹處方：“烏龜的左腳、壁虎的尿、象的糞便，鼹鼠的肝、白鴿右翼下抽出的血。”蒙田本人長期遭受腎結石之苦，醫生建議他服用的竟然是“老鼠糞便粉和其他怪東西”。類似《紅樓夢》裡“冷香丸”的怪誕藥物，也出現在歐洲醫生的方子中，如強調“某些藥丸非要單數服用，一年中某天某個節日的不同療效，草藥采摘的不同時間”，等等。簡而言之，那玩意“看上去像是魔術變出來的，而不是科學創造的”。于是我們發現，蒙田抵制醫術，原是為了向科學和理性緻敬。想到一些國人直到今天都會随便相信任何一種被吹噓得神神叨叨的玩意——有時竟然是“綠豆湯”——我們更能服膺榮格的警告：現代人不僅僅是“生活在現在”那麼簡單。

我多次在微信上見人轉發一張圖檔，内含一組對話，轉發者想必認為大有深意。内容是：

“大師，什麼是快樂的秘訣？”

“不要和愚者争論。”

“大師，我完全不同意這就是秘訣。”

“是的，你是對的……”

我立刻想到了蒙田。類似智慧，在蒙田筆下比比皆是，差別在于，他說話時絕不會做須發飄飄、閉目沉思狀。蒙田倒是不反對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糙漢——“身材矮壯”、“雙腿和胸部都長滿了毛”——但他習慣于用一種絕無神秘氣息的口吻，把意思表達完整：

喜歡争辯會把事情弄糟。常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經意說出的話如果遭到反對，我們就會惱火，就會堅持這句話，甚于堅持一件對我們至關重要的事。而且這樣做，會給你着手的事一個艱難的開端。

讀到“我抓到一頭活動物，總是把它放回曠野”時，我意識到，即使在一些現代觀念的枝節部分，蒙田的“感覺”也足夠現代。這位古人精神上距我們相當近，偶爾，我們還可能跟不上他的現代性。

二

也許可以把蒙田的三卷本《随筆集》定性為“缺乏外在使命感的寫作”，因為他公然聲稱，自己窮二十年心力寫成的文字與他人無涉。他在前言《緻讀者》裡如此告白：“我一上來就要提醒你，我寫這本書純粹是為了我的家庭和我個人，絲毫沒考慮要對你有用，也沒想赢得榮譽。……我是為了友善我的親人和朋友才寫這部書的。”這等于在說，如果你不是他的親朋，你就是無關閑人，擅自閱讀就有私闖禁宅、偷窺私域之嫌。他确有這個意思，是以勸阻讀者道：“讀者，我自己是這部書的材料，你不應該把閑暇浪費在這樣一部毫無價值的書上。”

人都有品嘗禁果的沖動，一本經提醒不必閱讀的書，在多大程度上會誘使讀者魚貫而入，多智如蒙田，肯定心知肚明；我們也不必将這位天生的随筆家想得過于老實巴交。他多次提到自己作品的影響，還曾“頗為煩惱”地表示：“我的《随筆》隻是貴婦們的一件共同的擺設，而且是客廳裡的擺設。”蒙田有一個仆人，擔任過他的口授秘書，有一次居然偷了他好幾篇文章，想借此“大大撈一把”。這個例子更能見出蒙田的影響。如果我不曾把他的書讀過不止一遍，我或許會認可有些學者（如季羨林）的觀感：矯情。

在中國作家裡，我很難找到蒙田的合适參照；就我有限的閱讀，至少在蒙田之前，西方世界也缺乏可資取法的榜樣。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說，自魏文帝曹丕吼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曠世奇音後，文章之道更與“千古盛事”直線相通。在我們的認知傳統裡，作者總是需要一些氣概和豪情的，也被鼓勵對自己的寫作抱有浩大期許；文人騷客說點豪情萬丈的話，隻要吐詞漂亮，朗朗上口，讀者也會不吝掌聲，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哪怕詩人李白說此話前曾在唐朝宮廷裡受過些窩囊氣，人們也不予計較。這類高擡文章功用的傳統當然絕非缺點，也未必中國獨有——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先生認為：“早在草創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就給人以這樣的承諾：優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夠身垂不朽。”——比蒙田稍晚的弗蘭西斯·培根在向英國海軍大将巴金漢公爵解釋自己的随筆集為何會有英語和拉丁語兩種版本時，也表達了類似願望：“拉丁既為天下之共同語言，則拉丁文本或可永垂後世而不朽也。”但無論如何，蒙田是一個例外，他不屬于該傳統，他自創了一個全新作派。在緻德·杜拉夫人的信中，蒙田寫道：

我不追求人們對我死後比對我生前更為熱愛和尊敬。……我學習是為了學習做人，不是學習寫作。我一切努力都在于培養我的人生。

蒙田也缺乏中國傳統文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國師念頭，盡管，他若有此念想，條件倒還不錯。他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當時他正在意大利等地旅遊，為了治療腎結石，幾乎把歐洲著名溫泉泡了個遍），被波爾多市民選舉為市長，後來還得到連任。連任并不多見，在他前後擔任市長的兩位先生，都曾是法國元帥。法國國王亨利三世為此特地給蒙田寫了親筆信，“信中不乏恭維之詞，”指令他盡早赴任。他與法國國君的關系也非泛泛，在法國内戰期間，曾替兩位君主居間調停；他還有過“陪同國王四處流浪”的經曆。但是，這又如何？他非但從未有過片刻自豪，隻要稍有可能，就想着馬不停蹄地回到自己的蒙田城堡，讀書寫作，做一名逍遙莊園主。從性情上看，他甯可與貓、狗玩耍，也不耐煩和達官貴人周旋。

這也有他的話為證：“每當我的那條狗就是在不适宜的時刻跟我嬉戲，我也不會拒絕。”關于貓的說法更有趣，隐然透着股莊子意味，盡管他多半不了解莊子：“當我跟我的貓玩時，誰知道是它跟我消遣時間還是我跟它消磨時間？”

蒙田說過：“對君主們毒害最深的莫過于阿谀奉承，”是以，君主們不必指望從蒙田嘴裡聽到奉承話。他還說：“我不大可能為某個人而背棄君王，更不會為君王而背棄任何個人。”蒙田在“諸侯之間斡旋”時，總是“拿出旗幟鮮明的觀點和我本人的行事方式”，“甯可有負于談判也不願愧對自己的良心，……該說的話，不管多麼難以接受，多麼尖銳辛辣，我都要說，當事人不在場，我也不會說得更難聽。”就是說，秉持自己信奉的事實和道理，正道直行，誰也不取悅。他淡然地表示，“我對達官貴人沒有過分的愛或憎，……我僅以百姓的正當感情看待君王。”法王亨利三世讀到這些話時（他肯定讀到了），表情多半有點怪異，尤其是這句話：“我們踩高跷是白費力氣，因為在高跷上也得靠自己的腿走路。坐上世界最高的寶座也隻能靠自己的屁股。”

以蒙田的行事風格，他不屑采納涉嫌表演的激進語言，更無意塑造自己的偉岸身軀。在他看來，何必聲稱“蔑視王侯”呢？“平視”足矣。就理性而言，蔑視好比熱戀，最可能影響判斷力，而“判斷力”恰是蒙田最為倚重的才能。他認為，“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當責任的範圍，便是一種狂熱，”是以他的态度是：“對公衆的正義事業，我也隻抱溫和的态度，絕不頭腦發熱，我生性不輕易作過深的、内心的介入和許諾。”擔任波爾多市長期間的蒙田大人，奉行一種無為而治的統治術，他自我認可的政績，隻是使群眾免受滋擾，安居樂業。一俟卸任，他即回家。回首自己的公職生涯，他不僅拒絕給自己貼金，還設法撣去上面的金屑，比如将波爾多市民對自己的認可，歸功于他們對父親的懷念——他的父親之前也擔任過該市市長。我不知道他的說法是否合乎事實，我知道的是，别人不會這麼說；即使要說，也常有一番扭捏。

蒙田的強項是好說小語，回避大言。他對自己工作狀态的描摹，近乎自污。我們聽說，為了培養兒子，他那位極度迷戀意大利文藝複興成就的貴族父親，奉行一種“君子不親教其子”的政策，在蒙田“還在喂奶和開口說話前”，就重金禮聘一位精通拉丁語的德國人，要求他對蒙田“耳提面命”。這個德國人不會說一句法語，為了配合兒子的教育，他父親還“立下一條不可違背的規矩”：即“父親本人、母親、仆人、侍女隻要跟我一起，盡量用他們每人學到的拉丁詞混在句子裡跟我說話”，這條規矩執行得如此徹底，後來“連得四鄰的村莊也受到了影響，有不少工匠和工具的拉丁名稱在當地生了根，還沿用至今”。如此訓練的結果是，拉丁語成了蒙田的母語，他在感情沖動時脫口而出的話，不是法語，而是拉丁語。讀者從他的随筆集裡也會發現，書中每一頁都會出現不少于三處的拉丁語格言，大多來自西塞羅、塞涅卡、賀拉斯等古羅馬賢哲，足以說明他的博聞強記和驚人博學。

然而，蒙田似乎對傳統文人趨之若鹜的儒雅造型抱有深仇，屬于蒙田的招牌濫調就是強調自己記憶力差勁，不甚喜歡讀書，無意鑽研學問，寫作則是無可無不可。以下這些話都貼着如假包換的蒙田商标：“背出三行詩，我要花費三個小時。”“我待在家中窮極無聊的時刻，才提筆寫文章。”“沒有一樣東西我願意為它嘔心瀝血，即使做學問也不願意，不論做學問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他才寫下“我剛一口氣通讀了塔西佗的曆史書”，馬上在括弧裡補充道：“我從未這樣讀過書，還在二十年前我已沒有連續閱讀一個鐘頭的習慣了。”他還以一種令我們想到陶淵明的口氣寫道：“閱讀時遇到什麼困難，我也不為它們絞盡腦汁；經過一次或兩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我記得英國最好的随筆家查爾斯·蘭姆也有類似剖白，曾提到自己無意學問，對愛德華·吉本的史學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毫無興趣翻閱。蘭姆當然是蒙田随筆最出色的傳人之一。我們還知道，傳統文人通常不是這麼做的，他們最喜歡誇耀自己博覽群書，來不來就是一句“經史子集無所不窺”，好像自己深受博學之累，非得鼓腹高歌一把，方得舒坦。

身為随筆家而不擅長自嘲，如同身為熊貓卻拒絕賣萌，是一種災難性的角色錯位；但把自嘲推進到自污程度，則令人瞠目結舌了。更神奇的是，自污過後，雨過天青，作者的人格反而更加峥嵘峭拔。

天生不是小人物的蒙田，性喜以“小人物”、“普通人”自居，還表示自己不必刻意培養那些大人物才需要的品質，如“毅力”。他“談什麼都采取閑聊的方式，從不以發表意見的方式作任何講話”，理由是：“我并沒有傲慢到希望用我的見解去引導那麼重要的事。”與之相應，他也反感那種拼命惹人重視的文風，仿佛文字裡有一名古羅馬的傳令兵在頻頻叫喊“注意啦”。他自認是一名富于理性的讀者，他不是一頭西班牙鬥牛，非得受到一片紅綢布的招惹才能集中鬥志，“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他說，“我最愛讀的兩部書，還有大普林尼和類似的著作，都是沒有什麼‘注意啦’的。這些書是寫給心中有數的人看的。”

自然，他本人的書裡更不可能出現傳令兵的喊叫，他的理想讀者也是“心中有數的人”，他們不會喜歡那種“總以格言和決議的方式談論所有的事”的粗暴文風，同時又能欣賞蒙田特有的委婉和節制，即：

我喜歡下面這些可以減弱并緩和我們提議中的輕率性的字眼：“也許，在某種情況下，某些，據說，我想……”

我得承認，我也是蒙田的迷戀者，并且總能從他猶疑不定的表述裡感受到一種不屈不撓的堅韌。就随筆而論，這類猶疑和飄忽，價值連城。

三

蒙田竭力排除作品的外在使命感，意在更好地達成内在使命感，即以自我為考察對象，用一種前無古人的勇氣和規模，把“我的本質”（而不是表象上的“一舉一動”）展示在讀者面前。

蒙田好用“也許”“我想”等字眼來給論斷降溫，從随筆家角度，固然能搖曳出更多的筆墨風姿，但考察其初衷，則與他的自我認知有關，我們不宜在文詞趣味角度加以過度玩味。在對自我的反複審視中，蒙田得出的原則性結論是：人皆好變，罕有定評。他曾以古羅馬暴君尼祿為例，證明“人的行為經常自相沖突，難以逆料，簡直不像是同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尼祿的例子是這樣的：

誰會相信殘暴的象征尼祿皇帝，當有人按照慣例把一份死刑判決書遞給他簽字時，竟會說：“上帝啊，我真願意不會寫字！”判處一個人死刑叫他心裡那麼難過？

蒙田确信，“我們人人都是由零件散片組成的，通體的組織是那麼複雜多變，每個零件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我們跟自己不同，不亞于跟其他人不同。”他竭力觀察并分析自我，卻從不敢确定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向讀者保證的，隻是寫作中的誠實。他說：“我把握不住我描繪的對象。他渾渾沌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同一個永不清醒的醉漢。我隻能抓住此時此地我所關注的他。”他告訴讀者，“倘若我的思想能穩定下來，我就不探索自己了，而是總結自己，然而我的思想始終處于學習和試驗的階段。”蒙田堪與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媲美的名言是：“我知道什麼？”

雖然蒙田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永不清醒的醉漢”，一個幾乎每分鐘都有所不同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終注重培養和發展自己的判斷力，“每個人都希望因思想的活躍和迅速而受到稱贊，而我卻希望因思想的嚴密而受到贊揚。”這是蒙田特有的豪邁。他在與文人氣相關的地方說話有多洩氣，在與判斷力攸關的領域說話就有多自信。

他不在乎自己的描述充滿沖突，因為沖突的存在恰好證明了他的認知：“如果我談到自己時常常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我看到自己時也常常有所不同。”“我也說不出自己身上哪一點是純正的，完整的，堅定的，我對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我的邏輯中的普遍信條是‘各不相同’。”

謙虛根本不是他的品德，他“主張議論自己要謹慎，不論褒與貶态度都應該毫無差別”。他懶得說豪言壯語，同時又鄙夷假惺惺的謙虛。“我覺得自己善良、智慧，我會大聲說出來；有意少說，這是愚蠢，而不是謙虛。”他認同亞理士多德的意見，“低估自己是怯懦和吝啬。虛僞成不了美德，真實從來不是錯誤。”他曾表示：“我在兩部價值相同的著作面前，總是會對自己的著作更加嚴厲。”這同樣不是謙虛，當他強調“我是個不要人們把我看得比真實的我更好的人”時，我甚至看到了他的非凡傲骨。盡管，他的口氣依舊那麼悠然，不會有咚咚的鑼鼓為之開道。

蒙田最讓我感奮的名言是：“我是一個不讓先入之見左右判斷的人。”依我小見，正是這個特質，確定他晉階為随筆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