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个人的家族记忆，我母亲的亲表舅就是被抓壮丁带去海峡对岸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回到了青岛，还给当时生活都很窘迫的长辈亲戚们每人带了一个金戒指，这个记忆肯定还有别人也有，比如现在被称为“教主”、娶了一个“外国名”媳妇的某演员，因为我说的这个亲戚也是他家的亲戚，后来我母亲还在两家共同的亲戚后辈结婚时见到过“教主”本人的祝福。
青岛是中国长江以北解放最晚的城市，比上海还要晚，因为当时本地还驻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兵，处理起来要比较麻烦一点。上海解放后，美国大兵先撤了，青岛的国民政府人员和守军分批全部撤到了海峡对岸，算起来，外围有过激烈战斗，城市本身并没有遭到破坏，青岛基本属于和平解放。
青岛的这次“大撤退”，不包括政府人员，仅部队就撤走了8万多人，其中有3万左右是临时抓的壮丁，我母亲家的表舅，我父亲家也有一个亲戚，都属于其中之列，可见范围之大。以至于后来高雄的小港还有一个专门的“青岛村”，就在离台北101大楼不远处，还坐落有一个叫“四四南村”的眷村，它是台北的第一个眷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前身——位于青岛的四四兵工厂。千百个“眷村”里，也生活着几万名青岛撤退而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没有什么立场，他们也没有端枪上过战场，可是从此他们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抓壮丁”现象在抗战中是可以理解的，抗战初期，很多热血学生和其他有志青年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加入军队，走向战场，他们和老兵们构成了抗战的主力。到了抗战中后期，国统区大幅萎缩，前方抗战减员严重，义务招募的兵员陷入枯竭，很多普遍百姓也对未来的抗战前景惶惶不安，宁肯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缺少上阵杀敌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抽壮丁”成为兵员补充的最主要方式。
早在1933年国府颁布的《兵役法》中，就规定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和“孤独子缓征”的征兵制，现实的操作过程远没有那么理想，“贿赂”、“指标买卖”、“逃壮丁”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到了抗战最后期和后来的内战中，由“抽”改“抓”，在交战区和拉锯区抓壮丁“补充兵员、提供劳役”，就成为一种最现实的操作方式，为此也饱受人民百姓的反抗和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