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铉翁在明代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瞿佑《归田诗话》为中心的读者群的接受，以何乔新《椒丘文集》对家铉翁的记载及评价。考察瞿佑、何乔新等人的生平行实，亦可见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秉然正气。瞿佑《归田诗话》是明初著名诗话，其卷中载有“家铉翁持节”一事，不但对家铉翁的志节给以高度赞扬，亦以诗话的形式描述了文天祥与家铉翁在宋亡北解途中交往的一段史事，钦佩之意溢于笔端。瞿佑《归田诗话》，有翰林院庶吉士钱塘木呐、翰林院学士蒲田柯潜、胡道识等为之作序，其中木呐、柯潜二序在肯定《归田诗话》的价值时，亦对瞿佑以史料为依据而记载家铉翁事迹的方式给予赞誉。
二百余年后，蒋一葵宗瞿佑《归田诗话》之遗风，著《尧山堂外纪》，全文转载了《归田诗话》中对家铉翁的记载，可视为对家铉翁事迹的再次接受和传播。因此可以说，以瞿佑《归田诗话》的记载为载体，以柯潜、木呐二《序》为发展，以《归田诗话》的读者群为外延，形成了家铉翁事迹在明代的一个接受途经和传播领域。瞿佑（1341—1427），字宗吉，一字存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学博才赡，“嗜好问学”。“少不为其父所知”，适值“乡人张彦复自福建检校回家，佑父杀鸡具酒待之。佑年十四，适自学舍归，彦复指鸡为题”，佑应声以诗相对，“彦复大加称赏，手写桂花一枝，并题其上以赠”。
父遂构传桂堂，一时名人凌彦种、彦能、吴敬夫辈与为忘年交，名声大振。瞿佑的叔祖瞿士谦与杨维祯是诗友，一口杨维祯游杭，访瞿士衡于传桂堂，瞿佑见杨维祯《香奋八题》，即席倚和，俊语叠出，杨维祯叹赏，谓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驹也。”因以“鞋”、“杯”命题，瞿佑制《沁园春》一阕，杨维祯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欢饮而罢，乃袖其稿而去。洪武中，瞿佑由贡士荐授仁和（今杭州市）训导，“一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还在任”，以后又转任浙江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县）教谕，洪武末任河南宜阳（今洛阳市西南）训导，后升周王府长史。成祖永乐年间，瞿佑以诗祸下狱，滴戍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十年。
瞿佑在保安时悲观苦闷，“当兴河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泣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洪熙元年（1425）,“英国公请赦还，令主家塾，三载放归”。其时瞿佑已是年近七十的老翁，始释归，复原职。宣德二年（1427）卒，年八十七。著有《春秋贯珠》《诗经正葩》《阅史管见》《鼓吹续音》《存斋詩集》行世。瞿佑《归田诗话》作于洪熙元年（1425）或稍前，此时瞿佑刚从保安赦还，滴戍十年，“平口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十已忘其五六”，遂笔录其有关于诗道者目曰《归田诗话》。
《归田诗话》凡三卷，一百二十条，“大略似野史，有抑扬可法之旨，非汗漫无稽之词。”《归田诗话》以记诗与事为主，上卷多记唐诗，中卷多记宋诗，下卷则重在元及明初，史料丰富。家铉翁事迹见载于卷中《家铉翁持节》文中，瞿佑首先歌咏家铉翁与文天祥交往的一段佳话。宋亡之时，以“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枢密使谢堂，参政家铉翁，同知刘恩五人，捧表北庭”为祈请使，北赴大都，文天祥亦被“驱逐”同行。当时，文天祥一心求死殉国难，“家则以为死伤勇，祈而不许，死未为晚”。文天祥听从了家铉翁的劝告，“犹冀一口有以报国”。文天祥看到吴坚等使心志各异，唯有家铉翁是一心救国，为赵祈请，遂作《使北》诗（八首并序）以记其事。
《使北》其二云：“至尊驰表献燕城，肉食那知以死争。当代老儒居首睽，殿前陪拜率公卿”，对以吴坚为“首睽”的亡国背叛的奸债之臣以辛辣犀利的讽刺;《使北》其五云：“廷争堂堂负直声，飘零沙漠若为情。程婴存赵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赞美家铉翁拒签降署，并以程婴托孤救赵的故事喻家铉翁此行之志。此后，文天祥在京口设计得脱，南下继续抗元，直至五坡岭兵败被俘。而家铉翁在祈请未成之后，“抗节不屈，拘留河间”，年逾八十得被遣还乡里。家铉翁没有辜负当年文天祥诗中的赞美，故瞿佑《归田诗话》云：“可谓不负文山所期矣”。
瞿佑生长钱塘，故对南宋亡国的史事多有所闻，而他又生于元末明初，元亡时他二十有八，入明后又以诗祸滴戍塞外，“羁穷困约”。这些经历使他倍感摧折，或多或少有一些遗民情结。从瞿佑对家铉翁与文天祥交往的叙述中，可见瞿佑对家铉翁的由衷钦佩、赞美之情。同时，也因为瞿佑《归田诗话》中对家铉翁事迹的记载，使家铉翁事迹得以在《归田诗话》的读者群中进一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