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铉翁在明代的影響，主要展現為以瞿佑《歸田詩話》為中心的讀者群的接受，以何喬新《椒丘文集》對家铉翁的記載及評價。考察瞿佑、何喬新等人的生平行實，亦可見出他們身上所具有的秉然正氣。瞿佑《歸田詩話》是明初著名詩話，其卷中載有“家铉翁持節”一事，不但對家铉翁的志節給以高度贊揚，亦以詩話的形式描述了文天祥與家铉翁在宋亡北解途中交往的一段史事，欽佩之意溢于筆端。瞿佑《歸田詩話》，有翰林院庶吉士錢塘木呐、翰林院學士蒲田柯潛、胡道識等為之作序，其中木呐、柯潛二序在肯定《歸田詩話》的價值時，亦對瞿佑以史料為依據而記載家铉翁事迹的方式給予贊譽。
二百餘年後，蔣一葵宗瞿佑《歸田詩話》之遺風，著《堯山堂外紀》，全文轉載了《歸田詩話》中對家铉翁的記載，可視為對家铉翁事迹的再次接受和傳播。是以可以說，以瞿佑《歸田詩話》的記載為載體，以柯潛、木呐二《序》為發展，以《歸田詩話》的讀者群為外延，形成了家铉翁事迹在明代的一個接受途經和傳播領域。瞿佑（1341—1427），字宗吉，一字存齋，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學博才贍，“嗜好問學”。“少不為其父所知”，适值“鄉人張彥複自福建檢校回家，佑父殺雞具酒待之。佑年十四，适自學舍歸，彥複指雞為題”，佑應聲以詩相對，“彥複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
父遂構傳桂堂，一時名人淩彥種、彥能、吳敬夫輩與為忘年交，名聲大振。瞿佑的叔祖瞿士謙與楊維祯是詩友，一口楊維祯遊杭，訪瞿士衡于傳桂堂，瞿佑見楊維祯《香奮八題》，即席倚和，俊語疊出，楊維祯歎賞，謂士衡曰：“此君家千裡駒也。”因以“鞋”、“杯”命題，瞿佑制《沁園春》一阕，楊維祯大喜，命侍妓歌以行酒，歡飲而罷，乃袖其稿而去。洪武中，瞿佑由貢士薦授仁和（今杭州市）訓導，“一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還在任”，以後又轉任浙江臨安（今浙江省臨安縣）教谕，洪武末任河南宜陽（今洛陽市西南）訓導，後升周王府長史。成祖永樂年間，瞿佑以詩禍下獄，滴戍保安（今陝西省延安市）十年。
瞿佑在保安時悲觀苦悶，“當興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聞者凄然泣下。又有《漫興》詩及《書生歎》諸篇，至今貧士失職者，皆諷詠焉。”洪熙元年（1425）,“英國公請赦還，令主家塾，三載放歸”。其時瞿佑已是年近七十的老翁，始釋歸，複原職。宣德二年（1427）卒，年八十七。著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詩集》行世。瞿佑《歸田詩話》作于洪熙元年（1425）或稍前，此時瞿佑剛從保安赦還，滴戍十年，“平口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十已忘其五六”，遂筆錄其有關于詩道者目曰《歸田詩話》。
《歸田詩話》凡三卷，一百二十條，“大略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歸田詩話》以記詩與事為主，上卷多記唐詩，中卷多記宋詩，下卷則重在元及明初，史料豐富。家铉翁事迹見載于卷中《家铉翁持節》文中，瞿佑首先歌詠家铉翁與文天祥交往的一段佳話。宋亡之時，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參政家铉翁，同知劉恩五人，捧表北庭”為祈請使，北赴大都，文天祥亦被“驅逐”同行。當時，文天祥一心求死殉國難，“家則以為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文天祥聽從了家铉翁的勸告，“猶冀一口有以報國”。文天祥看到吳堅等使心志各異，唯有家铉翁是一心救國，為趙祈請，遂作《使北》詩（八首并序）以記其事。
《使北》其二雲：“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争。當代老儒居首睽，殿前陪拜率公卿”，對以吳堅為“首睽”的亡國背叛的奸債之臣以辛辣犀利的諷刺;《使北》其五雲：“廷争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為情。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贊美家铉翁拒簽降署，并以程嬰托孤救趙的故事喻家铉翁此行之志。此後，文天祥在京口設計得脫，南下繼續抗元，直至五坡嶺兵敗被俘。而家铉翁在祈請未成之後，“抗節不屈，拘留河間”，年逾八十得被遣還鄉裡。家铉翁沒有辜負當年文天祥詩中的贊美，故瞿佑《歸田詩話》雲：“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
瞿佑生長錢塘，故對南宋亡國的史事多有所聞，而他又生于元末明初，元亡時他二十有八，入明後又以詩禍滴戍塞外，“羁窮困約”。這些經曆使他倍感摧折，或多或少有一些遺民情結。從瞿佑對家铉翁與文天祥交往的叙述中，可見瞿佑對家铉翁的由衷欽佩、贊美之情。同時，也因為瞿佑《歸田詩話》中對家铉翁事迹的記載，使家铉翁事迹得以在《歸田詩話》的讀者群中進一步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