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二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人们还笼罩在战争带来的阴影中。1月26日下午3点，位于东京都丰岛区长崎町的帝国银行，门可罗雀，显得异常冷清。今天来上班的16位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收拾整理手里的各种表格资料，准备下班。
正在这时，一位男子径直从员工通道走到了银行柜台前，手臂上戴着“东京都防疫班”的臂章，大声问道：“你们的支行长在哪里？我是东京都派来的，有事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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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支行长身体突然不适，将行里的工作交给了副手吉田，赶往医院去了。吉田忙不迭地迎了上来，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来人大约50多岁，一头花白的头发，身穿整洁的白色衬衫，显得儒雅而有风度。
在亮明身份后，来人递上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东京都卫生课并厚生省厚生部医学博士”。他接着说道：“有一个感染了赤痢的人，曾经在上午来过这家银行，美国占领军司令部要对此处做消毒处理，我奉命提前赶来向大家发放预防药物。”
由于赤痢传染性极强，加上这位男子又打着占领军的旗号，吉田只好认真对待，将职员们召集到了大厅里。
在得知现场只有16名工作人员后，男子叫吉田准备了17把勺子，他要现场给大家示范预防药的服用方法。他取出随身携带的金属药盒和一瓶药水，用注射器往勺子里注入了几毫升药液，一仰头将药液一饮而尽。随后，男子又取出一瓶药水，解释道：“这是一种中和剂，能减轻第一种药对你们牙齿珐琅质产生的疼痛，需要在服用第一种药物一分钟后才能服下。”
现场所有人，都乖乖地依葫芦画瓢，喝下了全部药物。在喝下第二种药后，银行里的16位职员全部倒下了，有12人当场死亡。其中身体素质较好的4人昏死去过后，侥幸存活下来。
男子随后不慌不忙地拿走了十六万四千元的现金，和票面为一万七千元的支票。接着在现场逗留了十多分钟，带着全部的作案工具和那张名片，溜之大吉。
警方随即介入调查。从现场遗留的遇害者的勺子中，警方找到了氰化钾的成分，证实男子实施了投毒并抢劫银行的行为。
而第二种药物，警方怀疑是水。是罪犯为了减轻职员们身体的不适，又能保证所有人不离开大厅而故意设置的。
警方由此判断，罪犯是一个对剧毒药品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他能精确把握氰化钾对人体的致死量和时间，以确保在第一种药物服下后，无人死亡情况的出现。否则，现场就将失控，他的抢劫计划也会落空。
正当警方紧锣密鼓调查案件的时候，罪犯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安田银行板桥支店取走了支票上的钱，并在支票签名处，留下了假名和不存在的地址。这让警方大为光火。
在后来的深入调查中，警方发现，相同事件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10月份的安田银行里，相同的剧情和手法已经上演过一次。所不同的是，职员们在喝下药物后，并没有死亡事件发生，银行也没有遭受损失。
第二次事件发生在帝银事件前一周，同样的人物和同样的理由，出现在了三菱银行。不过该银行负责人多长了一个心眼，对男子要求服药的缘由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并没有一个感染赤痢的人来过银行。该男子只好以记错店名为由，悻悻离去。临走时，还不忘将随身携带的药水洒在地面上，声称为以防万一，先对现场进行消毒。
警方推测，之所以第一次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可能是罪犯在做彩排，第二次是谨慎的行长救了大家的命。
不过这两次行动，罪犯都将名片留在了现场。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警方大致刻画了凶手的几个特征：此人精通药剂学，受过高等教育，对银行工作熟悉，或许还曾在部队服役过。
但调查持续了大半年，案件依然扑朔迷离。很多人相信，这又将成为一件无头公案。
不过，在当年的8月21日，警方突然宣称抓住了凶手。他是一个名叫平泽贞通的东京彩蛋画家。此人不但画技高超，在日本国内还小有名气。
平泽贞通的归案，让日本人纷纷质疑，他们不相信这位名画家会犯下如此血腥残暴的罪行，要求警方公布调查过程。
原来，警方抓住了平泽贞通遗留的名片展开了调查，将目标锁定在了名片主人“松井蔚博士”身上。而这位严谨的医学博士恰好把他送出去的名片都做了记录，于是，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平泽贞通。
最为关键的是，三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指认了平泽贞通是出现在现场的男子。在案发后，平泽贞通的银行账户上莫名地出现了一大笔钱，并且无法解释这笔钱的来源。
不过，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平泽贞通购买氰化钾的证据。平泽贞通也一直声称自己是冤枉的，在狱中不断地上诉，最后病死在了监狱里。
（参考资料：《帝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