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崔灿灿在山中天艺术中心策划的新展览“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开题明义，把“个体”作为开启方案的基点，这预示了它一定是相当个人、多义，缺乏统一性的。这一点，正是现代艺术以来，艺术家们所推进的方向之一。
现代艺术开启，艺术家们的创作成为客观和主观的一种对抗。美术史是客观的，艺术家是主观的最高级别。
展览所汇聚了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陈天灼、绘造社、葛宇路、何翔宇、李燎、梁琛、梅数植、倪有鱼、童文敏、王子耕、赵赵、周轶伦、朱砂，以及他们多种类型的创作项目和艺术实践。展览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被忽略的核心：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决定了艺术家个体展现的方向，一旦意识到所有作品是被推到前沿的表象，决定艺术家如何使用经验的思路才会从作品背后浮出。每一个艺术家代表的仅是自己：个体的经验，个体的情绪和理智，以及艺术家作为主体和材料之间的关系。其中行为艺术家把自己作为材料，是主体和材料消除界限的过程。艺术家自己是样本，被粘到了白墙上。
但他们在多大尺度上概括了新一代这个名词？
山中天是一个跟传统白盒子不一样的空间，它融合了造景的复杂与曲折，于是我们首先看到几位具备建筑学背景的参展人：绘造社（李涵和胡妍）、梁琛、王子耕对它的理解和再现。与艺术家不同，建筑学的专业习惯常常让“适应”和“适合”空间的念头首先冒出——但当他们在这里展示新的方式，恰恰首先要避免的就是这种惯性。
我们会在整个空间与作品的设置上看到他们反向思考的逻辑。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绘造社（与雪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的作品《京师全图》。
绘造社这次与雪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呈现一个想象中的《京师全图》建筑沙盘，蓝本从清代京师全图开始，“复制”基本的结构，并进行了部分调整。经典的西方建筑也被植入其中，与东方建筑融合，从沙盘里的平面中长出三维体块模型。设置一个梯形镜子悬挂于上方，利用视错觉形成工整的反射，建筑模型转化为装置。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梁琛"空间催眠"系列作品。
梁琛通过一系列催眠器（实则是动态灯光空间装置）作为介入，将山中天艺术中心的非展厅区域整体串联起来，空间本身的错落和复杂经由灯光装置得到提示，阴影成为一种手段，展露出空间尺度与连接的丰富性。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王子耕作品《1994年》。
王子耕在二层放置了一个机关精巧的箱型装置，外部空间消失了，装置内的空间开始运行。这件作品概念始于父子回忆，分别设置了父剧场和子剧场，用巧妙的投影邀请观众进入不同叙事，观众进入其中，自行理解人与人关系中的各种形态。
朱砂《口头设计》
朱砂用多个影像分别多线程地讲述自己的工作。装置的多线程应和着他本人对自己工作方法的省视：工作范围越来越模糊，总是左顾右盼，不再聚焦一件单一的工作，而观看形式就被简化为套娃一样，可以一层层地讲述下去。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梅树植作品《文字出口2》。
梅树植的《文字出口2》直接将文字作为图形媒介，把文字的趣味和抽象性与空间结合，直接地、侵入地展示出来。中文在细节上的更改，重新与本义融合，试图让形式和内容具有并存的模糊状态。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倪有鱼作品。
上图：《古老的闪电》
下图：《浮屠》（左）；l《巨人的黄昏》（右）
倪有鱼的几件作品既有装置雕塑也有绘画与装置的结合。他的作品显露他在平面空间的丰富和结构性，并且有意沉淀着历史的复杂细微的肌理。同时他的作品让人注意到，当二维空间与真实空间甚至想象空间链接时，并不需要一个真实之物，而是来自几者之间内部的结构和动态。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 展览现场，陈天灼作品《无题 - 手稿》、《33embyw + tianzhuo boilerroom set》、《尘埃-舞癔》、《adaha - 重生—— nft》、《幻化-nft》、《十亿砂-nft》。
陈天灼展示了近期的手稿、影像、nft以及派对上的dj演出等一些系列无序混杂的作品/声音素材。艺术家首先拒绝了寻找这些作品与素材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混沌的世界不存在清晰的线索，随机行为无需附加上一个创作动机——这是他理解自己和世界的观察方法。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赵赵作品《橱窗》。
赵赵给自己搭建了一个自传式的场景，用一个展柜陈列了他创作思想的来源，脚下不同的路径。将物品以“博物志”和“考古学”的方法展出，来说明他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线索，是通过对不同文明和器物的移花接木，重新发明自己和创造自己。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周轶伦作品《米开朗基罗的礼物》。
周轶伦假造了一场人群散去后的“一片狼藉”：用三组米开朗基罗的经典雕塑，在不同位置互相连接呼应。同时印有耶稣纹身图案的t恤配合着雕塑，来组成新的系统。t恤可直接售卖，取走。t恤逐渐少去，只剩单独的雕塑本身。目的之一，是还要利用美术馆大量人流量来产生销售。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 展览现场，何翔宇作品《may 14th, july 17th, august 27th》。
何翔宇的影像模拟了文化沟通过程中的艰难挑战。互相不了解的人们齐聚一堂玩游戏，艺术家把自己也融入其中。其场景既是表演的又是真实地困难的。
葛宇路、童文敏和李燎用身体和行为来展示自己的观察方法。都把自身作为材料和第一知觉，是迥异的视角：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葛宇路作品《假日时光》。
葛宇路进入了社会活动和某个运行节奏里观察。他的《假日时光》灵感源于艺术从业者荒诞的抱怨，认为艺术对于她们来说是工作而非创造，于是他在美术馆替班完成她们的工作。现场展出的是围绕葛宇路这次代班产生的日记、同事的游记等。
整个现场反射出社畜身份的荒诞感和必然性。工作需要人完成，并且这个人最好是一个稳定的、能持续负责的角色，可是这件工作本身无法为这个可以稳定的人，产生其需要的价值。这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该怎么办？我们于是创造出了工作的意义感和价值。工作的价值感是被造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等于这个人是被造出来的。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童文敏作品。
上图：《放风》
下图：《草坪》、《海浪》
童文敏则走出社会，以及人类关系所产生的结构之外。她在山顶放风，等风吹过身体，或者在沙滩蜷缩，等待海浪卷起身体等等，她所有的方向跟其他男性艺术家相反，于是成为一个出口的象征。她回归到身体，或者说回归到物理本身，不再处理那些社会化的标签。在她行为影像中体现出来的所有冲刷、吹过，都回到了末梢运动，观众不得不注视这些感受。感受不精贵，精贵的是看到她采取何种方式展示这些内部链接。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李燎作品。
上图：《腹肌》
下图：《每天八件事》
李燎的两件作品是一体两面的，“健身”和“学英语”与”每天坚持八件事就会成功”，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把健身、学习和坚持八件事的结果呈现出来，为自己锻炼出的腹肌拍照片，制作模型，并陈列如同广告，引向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中产阶级生活”这个印象本身就是个广告。作品满是滑稽和荒诞，同时又透露出执行力—— 一种属于中产生活的执行力。其中一件作品取名《做更好的人》引出展览的主标题。
山中天艺术中心“做更好的人——新一代的工作方法”展览现场，李燎作品《做更好的人》。
做更好的人。成为更上进的一个阶级。这词组带着淡淡的荒唐，淡淡的疼。“更好”是一个新的意义和目标，人在这个意义和目标里得到滋养，或者得到麻痹，能够暂时抚平心理上的某些波澜。敏感的或是躁动的人，有一部分会吃下鱼饵，叼起、吞下这些被造出的意义。还有一些死活都接受不了的，于是做了艺术家。
或者反过来看，这些艺术家创作者，在用一个尽量完全属于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来与世界运行中格格不入的那些面互相摩擦，也各自成为独一的试验体——社会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已经提到：个人经验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现在关键就是从哪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
它和自恋是相反的关系。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这些艺术家在多大尺度上概括了新一代这个名词？
策展人在前言里，已经给他们描了像：他们工作状态多元含混，生活在流动的世界。没有必须达到的地方，不再有彼岸和此岸的划分。有相同的方法，却没有相同的价值、兴趣。思想从不一致，也无太多交集。他的意思是，他们就是自己，每一个个体出现的时候，新一代也就成型。
1912年，康定斯基写《形式的问题》，来全面阐明自己为何把精神推到至高位置，当时现代主义正在风起云涌，将艺术家的个体继续偶像化。他退到一个冷静的位置写下自己的结论：艺术家们屈从于时代精神，时代精神驱使他们采用独特形式且互相关联， 这种关联因而具备了某种相似的外在……最终结论是：无论形式是个人的、民族的还是风格化的，并非最重要。不管它是否呼应了时代的主流运动，是否或多或少与别的形式相关，是否完全独立存在等等。相反，在形式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形式是否来自内在必要性。
必要性就直接指向个体的精神，内部的抽象。无论每一个艺术家具体的工作方法如何，是否相交，当它是一个内在核心的具体辐射时，方法才有效，面貌的多样性才叫人无从辩驳。
卷宗wallpaper＊简称 w＊
崔灿灿简称崔
w＊：山中天的空间对策展人来说，挑战在哪里？
崔：空间挑战比较大，这个建筑作品不是一个传统的美术馆空间，不是一个多个“白盒子”的空间。它更像是园林，有许多有趣的错景和曲折，它是一件非常独立、完整的建筑空间。但也由于这种“完整”，它变得非常有挑战，如何让作品在里面成为“主场”，不显得多余，如何让空间围绕作品叙事，就成了一个挑战。具体说，这个展览要解决空间的多动线，非常多的细节、起伏和洞孔，没有白墙的展厅如何安置作品，不同的层高怎么处理等等。但这些“技术”也都不是问题，我需要的是顺着空间的力走，把它想象成13个艺术家独立的世界，各自高低不平，但又彼此能看到，有关照，整个展厅像是个游乐场或是神奇的魔方一样，和这个时代一样五花八门的破碎，含混不清的独立。
w＊：主题是“做更好的人”，在你看来，更重要的是“更好”，还是“人”？
崔：更重要的是不同吧。“新”并不代表好，但一定代表着不同，旧也不代表差，但它确实容易陷入对经典的崇拜。“做更好的人”更像是一个愿望，一个想要相信未来的愿望。我们如果愿意相信未来，就是愿意相信“新”，相信“新”可能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路径、空间和想象力，有了这些寓意着大家可能成为更好的人。
w＊：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里提到类似的问题，“个人经验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个体经验一直是创作的内因和基石，从策展角度来说，选择艺术家“新一代”的标准是什么？
崔：他的这个理论我并不太了解。但对艺术家来说，个体经验是个临时状态，它始终是个变量，没有一成不变的自我。我们是坚持自我？还是通过学习、思考、认识来创造更好的自我？这是两件事。艺术家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人，拥抱可能性的人。而且我也不太相信有所谓的“本质的自我”，自我很多时候是一种关系，特别在今天，表象就是本质，我们处在既不这样，又不是那般的流变之中。所以，“新一代”就是我在副标题说的新工作，新身份，新方向和新生活，就是一种和传统的艺术家、职业身份、专业人生相比，他们一直在做加法，而不是过去精英式的减法，他们有着更多的工作，跨越多个领域，不断创造全新的身份，寻找各种具有可能性的方向，拥有由此带来的全新生活。
w＊：在这次群展里，女性艺术家只有童文敏一位，这个选择被质疑过吗？从策展的角度最开始是如何考虑的？
崔：一开始还邀请了几位女性艺术家，但由于时间和档期的原因，没办法参加展览，这非常的遗憾。在之后写作文章里，我会将这些艺术家的变化放进去，特别是和过去的女性艺术之间的变化。
w＊：如你所说，新一代的工作方法是多元和广泛的，“新一代”假如并没有统一标准或特征的话，这个词义是不是就消解了？时代性也就无从说起？
崔：这一代人有一个挺大的区别，就是他的代表性在缩小，以前一个个体或事件，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但在今天很难，中心虽然在，但它的辐射面和决定性在缩小，而成为过去那种“中心”也变得困难。所以，“新一代”之间相似，但不统一，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圈层，他们和这个时代一样，再也没有了时代性的共识。如果我们还能称“现在”为一个完整世界，它的精神特征一定是分裂和含混。不同的体系，多重的标准，差异性的价值，已经最大可能的动摇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和艺术。所以，“新一代”不再是过去历史梯队里的，“各领风骚三百年”的模式，而是化整为零的断层。我们不再有集体运动的风向，也没有趋之若鹜的潮流，我们只代表自己，但又似乎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使我们被称为“新一代”，但那些更重要的不同，才真正让我们自我、自由，成为更好的人。
撰文：韦坤劼
编辑：盛文嘉
排版：alarei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