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过：对我影响很大的一部书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历史作品 ，这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民国时代影响很大，居然是一部让国民党当局害怕的历史书 。《中央日报》社论如此评论:“这部书如流传于青年之间，使青年厌恨中国、崇尚杀戮、主张割据、倾心外向”，“指斥其为亡国主义著作，决非过甚之辞。”
因为在这部历史书里，范文澜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历史著作,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范文澜是第一个以革命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构了革命史学的基本框架。
范文澜是个革命史学家，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称“五老”。
范文澜是在延安写的这部通史，本来是个政治任务，以供干部学习用的，没想到反应强烈。后来几十年里，范文澜的著作总计出版达数百万册，教育了几代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戴逸赞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两部著作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
范文澜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政治色彩过于浓厚，阶级斗争理论过于单一，在今天的时代里快被人遗忘了。
在当今的学术界，钱穆的《国史大纲》颇受欢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战时史学”的代表而备受冷遇。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范文澜的史学在今天到底过时了没有？
钱穆代表的是精英史学观，范文澜代表的是人民史学观。
范文澜认为，自周秦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历史，看作一部“农民反对地主斗争史”。
正好相反，钱穆则认为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反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更不要说太平天国了。
范文澜与钱穆的史学观点成了两个极端的对立，范文澜以农民为历史动力，钱穆以士大夫为历史动力，各有偏颇。历史的主体不能说单纯是那一方面来创造的，钱穆是儒学史观，眼里只有精英；范文澜是人民史学，抛弃传统的帝王家史，对过去是一个批判。但是把农民提到一个过度的高度，过于美化拔高。
过去范文澜的作品如日中天，现在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开始喜欢青睐钱穆的精英史学，过度贬低范文澜的人民史学。钱穆的腐儒气太重，儒学观点根深蒂固。范文澜虽然是政治史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不是一无是处。范文澜的唯物史学是很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在今日也是有很大价值的。
一、批判佛教
范文澜认为，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 ，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 。
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
范文澜对佛教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的观点是一致的。
范文澜认为，中国书籍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谎话。庄子着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
胡适认为佛教对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提高是有害而无益的，而且还危害很深很巨大。禅宗一直被认为是大彻大悟的法门，能够彻见自性本源，能够让人见性成佛。可是胡适却认为中国的禅宗大多数都是胡说伪造、诈骗、装腔作势。
胡适认为自己非要挺身而出，做一个破坏家，去破坏他所认为的虚假的伪造的佛教。
二、民族主义的史学家
范文澜是北大毕业的，在学术上深受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在政治上是毛泽东的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为纲。
范文澜坚持民族气节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上。1935年，他选择了历史上一些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编成历史通俗读物《大丈夫》，来鼓舞民族抗战精神。书里列举历史上20多位英雄的事迹，呼吁民众做“大丈夫”，为抗日救国挺身而出。
范文澜民族主义表现在敢于挑战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又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
斯大林的观点太荒谬，在当时却是理论权威。范文澜认为中国“自秦汉起，汉民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具备了斯大林所指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
范文澜作为一个史学家，建立了一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通史体系，也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不能全盘否定。
范文澜否定了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观，确立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并没有完全过时。只讲阶级斗争拔高农民固然不对，但是完全否定农民起义的进步性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有暴政就会有反抗，农民不是永远的奴隶和沉默的羔羊。所以是逼上梁山。当然像黄巢这样的人间魔鬼，永远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对历史的进步性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主观认定。
没有人民的历史学肯定是一部瘸腿的历史学，毕竟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家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