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39年9月顾颉刚受聘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第一要务就是“动手动脚”去找人,延聘国学研究领域的顶尖高手,钱穆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出生于1895年的钱穆,字宾四,是那个时代自学成才的励志榜样。后人评价说:“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更未出洋留学,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由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走向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名教授、一代学术大师。”
钱穆
顾颉刚与钱穆相识于1929年四五月,那时顾颉刚请假离开中山大学,带着家人返乡苏州,钱穆正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员,主讲“国学概论”。当年4月15日,应苏州中学邀请,顾颉刚前往演讲,题目是《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当时顾颉刚在史学界名气已经非常大,能到一所中学演讲,着实令人吃惊。估计,这样高深的话语,苏州中学的学生们理解起来有难度,但是作为讲授“国学概论”的钱穆而言,会有所指导和触动,对他日后继续历史学研究是有启迪作用的。此次会面成为钱穆走向史学大家行列的始点。当年夏季,顾颉刚再回苏州,看见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非常看好,嘱其为《燕京学报》撰稿,并力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因苏州中学校长力挽未成。
1930年秋,钱穆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赴燕京大学就职,顾颉刚对初来乍到的新“北漂”钱穆给予了足够的照顾,使钱穆感到“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1931年夏,钱穆收到北京大学聘书,并得清华大学兼职,钱穆认为这一定是顾颉刚从中洽定,但是他并未就此事当面问过顾颉刚,两个人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之类。1937年7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集会,决议通电拥护抗战,钱穆参加,并于当年10月离开北平,辗转到衡州南岳衡山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长沙临时大学解散后,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直到1939年暑期接顾颉刚聘书,赴西迁至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
钱穆在《师友杂记》一书中专有《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文,大致介绍了自己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一些情况:1939年钱穆在昆明避战,正准备返回家乡苏州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钱穆返回苏州后,因著作《国史大纲》出版不顺,未能在当年秋后到齐大就职,于是写信给顾颉刚:“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
虽然钱穆着手编辑《齐鲁学报》是1939年,但第一期出版时间是1941年1月,读者看到学报的时间会更晚。钱穆亲撰《发刊词》:“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本有无定期刊物一种,名曰《国学汇编》,十余年来,几度刊布。国难以逮,学校播迁蜀中,研究所改弦更张,于是有学报之结集。年定出两期,兹当首期创刊,谨缀短辞以稔读者。夫学问研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护持赓续之望。此其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发刊词》文采飞扬,用词不像钱穆平日著作那样深奥,读来流畅上口。第二期出版的时间比上期晚了半年,页码由第一期的221页增加到254页。是不是在编辑这期时,钱穆已经知道了要停刊的消息,余外加量,以便消化约来的文章?第二期作者阵容更齐整,文章类型更加丰富,使《齐鲁学报》更趋完整与丰满。齐大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风气极盛,对当时国学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顾颉刚
钱穆到达成都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时间大概是1940年秋天,他记录道:“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二十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1941年6月,顾颉刚接受朱家骅邀请到重庆主编《文史杂志》,国学研究所内事务由钱穆具体主持,时至当年9月,顾颉刚正式赴重庆就任,钱穆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当时所内设两个研究室,十多名研究生,严耕望、杜先简、钱树棠跟钱穆研究明清学术流派和历史地理考证。接掌国学研究所工作,钱穆沿袭旧制,继续着顾颉刚的研究、治学、治所方略。稍有不同的是钱穆与顾颉刚个人性格迥异,因而治所风格与顾颉刚很有出入。
钱穆的学生兼助手严耕望回忆当时的一些情景说,这两位先生对同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顾先生把一切人员都视为同事,平时称为先生,除夕吃年夜饭时,举杯向大家说:“一年来都辛苦了,谢谢各位!”钱先生却完全是另一番态度,他把所有助理员、书记都当做学生,平时直呼姓名。又顾先生负责所务期间,规定门房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上自他本人,下至书记,轮流当值。自己当值时,自上午八时起就拿了简单文具、书本,坐在门房书桌工作,有客人来自己传呼。钱先生就懒得值班。这些小节就显得两位先生的性格、作风有很大差别。
方诗铭是顾颉刚和钱穆的学生,在《钱宾四先生散忆》文中他对两位恩师的印象是,钱穆先生“对颉刚先生有知遇之感,相处甚得,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颉刚先生亦倚之如左右手……宾四先生善言辞,长于演讲,而颉刚先生则反是,上课时多写黑板,略加解释而已。时我年龄甚轻,学问之道仅初窥藩篱,对两先生的渊博浩瀚惟有瞠目震惊罢了。宾四先生讲课时颇带乡音,蜀人初听之下,颇有茫然之感。其后我尝举以告友人石念海,感同身受。念海山西人,往年初听演讲时,先生多次提到‘王今翁’,念海亦茫然,不知此为何人,后始知所谓‘王今翁’,实系王荆公(安石),又为之粲然。久之,我对先生的乡音渐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觉先生言辞中有乡音,如听一般的普通话。先生授课,于兴致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
钱穆对年轻学者给予很多鼓励,就研究所的正式工作而言,不论研究员或助理员,都各自选定论题,自由钻研,只是每个星期六举行一次讲论会,分组轮流讲演,或作读书报告。
《责善半月刊》原意在供本所青年学子练习撰文,但同学写文章的并不多,倒是很多已经成名的学人投稿刊出,因为当时大后方的经济困难,学人论文刊出的机会不多。严耕望来所之后,钱穆让他多为杂志写稿,最好每月一篇。每有一篇文章刊出,钱穆总是很兴奋地说:“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如能如此,《责善》前途有望了。”严耕望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在讲论会上,固然常常这样提醒大家,在师生成群外出散步、旅行或与我个人闲谈中,也一再强调这些意见。1942年9月28日,师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赏桂,当日途中,先生谈得很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两千多字。例如先生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地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过了几天的一个晚饭后,钱穆在大门外又与严耕望闲谈,钱先生说:“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霸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严耕望记得最深刻的是钱穆对他的告诫:“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严耕望
严耕望也没有辜负钱穆对他的期待与鼓励,跟随钱先生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研究学习三年后,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中研院史语所追随傅斯年,逐渐历练成为治史大家。更为可贵的是,受钱穆先生影响至深的《治史三书》至今还是畅销书,是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入门必读书。
自1939年秋至1943年秋离开,钱穆只有1941年上半年去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讲学半年,其他时间一直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和历史系做研究、教书。1943年秋,齐大国学研究所因故停办,钱穆率弟子转投华西大学。翌年齐大国学研究所复建,顾颉刚再任国学研究所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遗憾的是顾颉刚此次重掌国学研究所,并未再邀只有一墙之隔的钱穆共事。抗战结束,顾颉刚到复旦大学任教,钱穆于1947年返回苏州,在此两位又见了一面,乃平生最后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