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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作者身份
我发现，这种相似（例如拱顶的尺寸和立方体形状）的例子实在太多，太过于细节化，而不是巧合。而且，在英格拉姆随后执笔的故事中，还有很多明显的共济会暗示，与贝尔的《家族烦恼》夹裹在一起。英格拉姆是一位资深的共济会人士，于1909年“在共济会的支持下”安葬。证据表明英格拉姆确实是在以贝尔的身份进行写作！
大约在1891年之前，所谓的贝尔手稿并不存在，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份手稿无论纸张、墨水还是字迹至今都无法查证。它出现时只是文字的形式——而且是由英格拉姆所写。
首先，“贝尔”的叙述——据传由一篇“日记”扩充而来，并于1846年“根据记忆”进行了增补，但是试图叙述几十年前的事情——包含许多明显的年代错误。例如，它似乎在现代唯灵论的语境下写成，而现代唯灵论是当福克斯姐妹引发了对所谓精神交流的兴趣之后，直到1848年后的几十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
此外，《职业侦探》和《侦探生意》这两则故事中，关于私家侦探的许多描述对于1817-1821年来说，是明显年代上不合理，因为侦探这个词直到1840年才出现，而且当时在英国用作形容词，最早作为名词使用是在美国，时间大概是1853年。大约那时，艾伦·平克顿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公司。显然，这些都强烈表明“贝尔”的叙述完成于非常晚的年份，认为作者是英格拉姆显然很合理。
英格拉姆的“贝尔”身份
此外，“贝尔”和英格拉姆都使用相同的特色鲜明表述方式——比如，两个人都将事件称为“尽情狂欢”。“贝尔”认为这些事件代表着“最伟大的秘密”和“最大的神秘之事”，而英格拉姆则称它是“这最伟大的秘密之事”和“全世界所记录最伟大的秘密和奇迹”。他们两人都将一个人的面部特征称为“面相”，对老约翰·贝尔的描述也如出一辙——“贝尔”写到，他“总是很节俭，现收现付”，英格拉姆写到，他“现收现付……总是很节俭”。我们可以说英格拉姆仅是受到了贝尔的影响，但英格拉姆还在其他地方使用了“节俭”这个词，此外我们还将在后文看到，还有许多写作风格的相似之处。
“贝尔”和英格拉姆都使用的多达几页的段落。而且，两个文本都有一些多达一百多个单词的单句。虽然贝尔是一个农夫，但他所写的文章却有大量学术词语（比如人格化、雄辩、宣嚣者、善行和幸福），这些用词和作家英格拉姆一模一样（例如寓所、不能救赎、不屈不挠、讽刺和敏捷）。
“贝尔”的文本中，常常宣扬《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英格拉姆的写作手法也是如此。他们都使用文学隐喻，“贝尔”提到了“从人身体出来后进入猪身体”的恶灵，英格拉姆提到了“来自深渊”的魂灵（引申自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部分）。“贝尔”在最后对老贝尔的盘问中写道，“有什么隐秘或未知的原因让他饱受这般折磨”，是在唤起《约伯记》，而英格拉姆急迫地认为“要看墙上的警示，无论是魂灵所写，还是良知发出的控诉”，明显是引申自伯沙撒的盛宴和著名的不祥之兆（墙上的字迹）的故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学元素。
如果使用标准的“可读性公式”对这两个文本进行分析（基于单句的平均长度以及三音节和四音节词的数量），便会发现“贝尔”的文字水平与英格拉姆不相上下。他们读懂文章——或写出这样的文章——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限，分别是14.3和14.4年。这两个年份不仅相当近似，而且所需的教育水平相当高，都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对英格拉姆来说，这不足为奇，但对农夫贝尔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尽管英格拉姆表示贝尔“很有文化”），因此推测出英格拉姆可能就是“贝尔”。
一些写作风格也能表明两个文本是由同一作者创作的。例如，两篇文本都经常把i（我）说成myself（我自己），在定语从句中经常使用that来替代who。同样，两个文本还使用了大量逗号来连接文本，并且有几处问号和分号使用的并不恰当。有时，两者还都会出现主谓语不一致的问题。
鉴于两文之间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加之其他证据，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英格拉姆就是“贝尔”。
民间故事还是伪民间故事？
这并不是说整个“贝尔女巫”的故事都是伪造的，但却应当警惕，故事的主体部分有可能大部分是杜撰的。很遗憾，英格拉姆所写的一些其他部分也值得怀疑。例如，他宣称《星期六晚报》就“1849年”的事件发表过长篇报道，但cfi图书馆负责人蒂姆·宾加在网上检索后，1849年（所有期刊都是完整的）根本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在1840至1860年间（这一期间有部分期刊遗失了）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章。田纳西一位律师所绘声绘色描述的，案件发生时安德鲁·杰克逊将军视察贝尔农场的情景根本就在历史上查无此证。（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共济会领袖。）
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故事根本就是“传说”（民间故事），完全是由英格拉姆“虚构来的”（用词上自相矛盾），但基本的故事确实发生在早于英格拉姆1894年成书之前的几年。故事的梗概在《田纳西古德斯比史传》中有所记载：
约翰·贝尔一家于1804年定居在如今的亚当斯车站附件。他们一家发生了一件引发广泛兴趣的著名事件。这件事让人们异常兴奋，以至于有些人从好几百英里的地方赶来，观看著名的“贝尔女巫”显灵。贝尔女巫据说是个有着女性声音和特征的鬼魂。虽然人们看不见她，但她却能够和人谈话，甚至还能和一些人握手。她做出种种神启之怪事，似乎专门要捉弄这一家人。她把糖从碗里拿出来，打翻牛奶，从床上取下被褥，对孩子们又打又掐，然后嘲笑被她吓得惊慌失措的受害者。一开始，人们以为她是个善意的幽灵，但她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以及她做出的一系列诅咒，却让人们觉得恰恰相反……
英格拉姆在他的《回忆和证明》一书中，用两章记录了许多“证明贝尔女巫这段历史为真的市民”的陈述。可惜，很多证言——包括雪松山地区43位签名者的证言——都只是表明，英格拉姆所提到的几个人是早期定居者，并“值得信赖”；他们的所有证言并没有提到关于“贝尔女巫”的说法。
然而，其它一些人在1891至1894年间都称自己从可靠的人或者已故者那里听到过贝尔女巫的故事，这些人包括查尔斯·w·泰勒、马哈拉·达登、牧师詹姆斯·g.伯恩斯、南希·艾尔斯、约书亚·w.费瑟斯顿、r.h.皮克林、约翰·a.冈恩、佐夫·史密斯、詹姆斯·霍尔曼、w.h.加德纳和a.e.加德纳。至少其中一个人，即约翰·a.冈恩，表明最近看到了所谓的理查德·威廉姆斯·贝尔的《家族烦恼》的手稿。而他也听自己的父亲、祖父和其他亲戚说起过这件事，确定手稿大部分都是准确的。（这也能够证明，记者英格拉姆把事先打印好的手稿交给了那些提供证词的人，从而无疑影响了他们的记忆。）不过，英格拉姆也不大可能杜撰出这么多仍然在世的人的证词，或者这些人也不太可能蓄意欺骗。
结论
因此，如果像一些证据显示，贝尔农场上确实出现过类似的灵异的事件——大约从1817年开始，并且贝琪的父亲约翰·贝尔1820年去世后便很快便停止——那么仍然很难说清发生过什么，也很难解释这些事。
所幸，怀疑论者没有反驳证据不足的事件的压力。当英格拉姆在1894年撰写了这本虚构的寓言式的书时，我们最多只能从还健在的人的转述中分辨出，这些事是围绕着贝琪·贝尔展开的。的确，英格拉姆坦陈，许多与贝琪同时代的人当时都怀疑她，“认为她是神秘事件的始作俑者”。给他提供证据信息的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包括露辛达·e.罗尔斯和马哈拉·达登。
同其他“灵异”事件一样，贝尔女巫的故事听起来很像是“扰灵伪装综合症”，有人在搞些恶作剧，通常是孩子。正如术语表明，科学还从未证实鬼灵的存在，但由心理不正常的人和不成熟的人捏造出的闹剧却总是层出不穷。
致谢
cfi图书馆员丽莎·诺兰和图书馆主任蒂姆·宾加为本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
（译者简介：王丽慧，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乔.尼克尔 （joe nickell），怀疑探索委员会（csi）的资深研究员、《怀疑探究者》杂志“调查档案”专栏作家。他曾当过舞台魔术师、私家侦探和教师，出版过多著作的书籍包括《探寻图林谜团》《钢笔、墨水与证据》《未破解的历史》以及《超自然现象调查历险》。他曾多次参与电视纪录片的录制，《纽约客》杂志和nbc《今日秀》节目都对他进行过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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