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成立13周年纪念日当天，一位年仅20岁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不过在台上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便被国民党右派雇佣的暴徒殴打，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硬石上面，当场口鼻流血，不省人事。
然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不但制造机会让暴徒逃走，还将身受重伤的学生与他的同学囚禁起来，致使该同学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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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陈独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由此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然而，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却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反对推行新三民主义和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早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曾深受孙中山赞誉的同盟会元老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
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国民党右派弹劾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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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的嚣张气焰，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沉着应战，坚决予以反击。比如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方瑞麟曾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国民党党章上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
很明显，这个提案就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
面对方瑞麟的刻意刁难，李大钊用事实予以坚决地反击，最后他又以诚恳的态度解释了共产党员“跨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李大钊的发言得到了廖仲恺等左派的大力支持。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
8月19、20、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与右派国民党人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
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
这就意味着，国民党右派所谓“弹劾案”的阴谋暂时破产了。该年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其党职、党籍；谢持灰溜溜离开了广州，跑到了上海；邓泽如不甘心失败，干脆称病撂了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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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右派眼见着“弹劾案”无法凑效，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暂时无法逆转，便开始转变策略，除了日常的争权外，就是在工作中给共产党人使绊子。
比如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灰溜溜从广州跑来上海的谢持及叶楚伧等人，便千方百计给同样在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瞿秋白、沈泽民、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人制造麻烦。如在党员重新登记的问题上，按照原则，不管新老党员，必须重新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并发给党证的。然而谢持仗着资历老，竟然叫嚣说，“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还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虽然经过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细致而耐心地工作，谢持最终还是填了表，但这些人所制造的麻烦，实在让在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疲于应付，心力交瘁。
谢持、叶楚伧不满足于仅在工作上给共产党人制造麻烦，竟开始酝酿流血暴力事件。由于毛泽东事先得知右派雇佣了流氓打手准备破坏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预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导致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叶楚伧竟怂恿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要知道，邵力子与叶楚伧同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两人还曾一同创办了《民国日报》。而今，为了破坏国共合作，他竟然不惜对故人大打出手。
结果，因执行部数月未发经费，求助于孙中山未果后，毛泽东心力交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得请病假回湖南老家养病。他此后昼眠夜作，晨昏颠倒的病根，便是在此时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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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殴打邵力子，克扣经费只是前奏，那么10月10日在天后宫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国民大会上发生的“黄仁惨案”，则是国民党右派反动暴行的一次大爆发。
黄仁，字人觉，1904年9月8日出生于四川富顺。六岁丧父，与母亲、妹妹三人相依为命。五四时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起初，他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离家乡，先后考入江苏第二工业学校和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在此期间，黄仁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活动，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经组织研究决定，由黄仁负责国民党第二区党部（南市）工作。同年9月底，黄仁正式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成了瞿秋白的学生。
黄仁
10月10日，天气极好，由上海各界三十多个团体筹备的“双十节”纪念大会如期在河南路桥北面天后宫召开。
会议开始前，黄仁、杨之华、何秉彝等六名上海大学学生代表已预先得知，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黄仁、杨之华等学生劝说准备赴会的瞿秋白暂时回家，由他们先到会场去看看动静再说。
天王宫不大，正中有个主席台，现场聚集了3000余群众。当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控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张助卢倒齐，喻育之尖声说道：
诸君，卢公为正义而战，应拥护他……
喻育之的话还没说完，台下已一片哗然，“打倒军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些学生爬上主席台发表演讲，称应支持大革命，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时，黄仁也爬上了主席台，一面聆听着同学们的演讲，一面准备应对不测事变。耳听得同学们慷慨激昂的演讲，黄仁不由大声叫好，连连鼓掌。
这时候，一群流氓冲进会场，见人就打。因见黄仁正在鼓掌，立即有几人冲过来对他拳打脚踢，并将他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头部撞上了坚硬的地面，当即口鼻流血，昏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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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早已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这时不但制造机会让暴徒逃走，还将已然昏迷不醒的黄仁和其他受伤的同学关进了“囚室”，并污蔑他们为“奸细”。
得知消息的学生群情激愤，开始围攻“囚室”，国民党右派迫于压力，不得不将黄仁等学生释放。杨之华等人急忙将黄仁送往同仁医院救治，然而，由于伤势过重，又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同仁医院拒不收留。没有办法，同学们只好又将黄仁送往宝隆医院。
在宝隆医院，黄仁曾短暂苏醒过来，旋即又陷入昏迷，并且鼻出黄水，呕饭溺血，境况可谓是惨不忍睹。
医生经过一番仔细检查，最后得出结论：伤及脑部，回天乏术。
当晚午夜，处境已极其危险的瞿秋白冒险来到医院看望黄仁，他眼含热泪，轻轻抚摸着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然而，这位年轻的弟子兼同志再也无法答应他了。
坚持到第二天凌晨二时，黄仁永远停止了呼吸。后来经过尸体解剖，发现黄仁胪骨已破，脑质损坏，内脏多处受伤。
黄仁，是第一位在上海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之前，他曾发下这样的誓言，“男儿生不成名，则当拼此大好头颅与民贼孤注一掷耳，胡为戚戚终日，若待决之囚耶？”如今，他用年仅20岁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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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牺牲当日，中共中央成立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行动委员会，组织全社会进步人士揭露和反抗暴行。上海大学学生会稍后通电全国，电文中说：
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乃先全国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与贼不两立，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
10月27日，在上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正中挂着黄仁遗像，四周挂满挽联，追悼会由陈望道主持，瞿秋白、恽代英、刘念初及上海各团体代表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
这次追悼会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唤醒了民众，澄清了真相，在上海青年学生中引起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随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揭露和指责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不久，瞿秋白也上书孙中山，指出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最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讨论，决定重组《民国日报》编辑部，革命力量在《民国日报》逐渐占据优势，叶楚伧则仓惶退出了《民国日报》。
第一次国内革命正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着，尽管取得了创建黄埔军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军政人才；工农运动得以大力开展；两次东征和南征胜利等丰硕成果；但随着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廖仲恺8月在广州遇刺，加之陈独秀一味地妥协退让，最终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然而，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为首的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革命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纪念八一建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