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27日，咸丰皇帝过劳死，临死前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遗诏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共同辅佐幼帝。
11月8日，就在咸丰皇帝尸骨未寒之际，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訢，以幼帝载淳名义下诏，诛杀肃顺，赐死载垣、端华，流放其他大臣，一举掌控了朝政。
11月11日，载淳登基，废除了八大臣所拟年号“祺祥”，改明年为“同治元年”。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所以这一历史事件也称为“辛酉事变”。
“辛酉事变”不但是慈禧奠定其政治地位的开端，也是晚清政府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一次血腥博弈。
为咸丰寄予厚望的肃顺，却最终以谋逆之罪被斩于菜市口，成了慈禧太后上位的垫脚石。
都说是慈禧杀了肃顺，其实肃顺的死，也有自身的原因，一句话，慈禧杀他是有道理的。
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亭。清太祖努尔哈赤侄儿济尔哈朗七世孙。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正妻（嫡福晋）一人，侧福晋两人，侧侧福晋五人。
肃顺是侧侧福晋所生，排行老六，无权继承父亲爵位，每年领着俸银260两，禄米260斛勉强度日。如果生在太平岁月，肃顺的一生大概只能是做个闲散宗室，浑浑噩噩混吃等死了。然而，他所处的清季却不允许他永远沉沦下层。
机会出现在咸丰皇帝即位后，咸丰即位之初，颇有些新开茅厕三天香的意思。可惜先是有失心疯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造反，不久船坚炮利的英法联军又打上门来，内忧外患令咸丰皇帝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不管不顾不行，打又不是对手。后来，索性做了缩头乌龟，将朝政托付于两位宗室重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自己花天酒地去也。
怡亲王载垣是康熙十三子允祥的五世孙；郑亲王端华则是肃顺的三哥，虽然是同一个爹，但由于端华是侧福晋所生（嫡福晋不育），意外成了岁俸银一万两的世袭罔替的亲王。两个铁帽子王爷虽然名片上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够唬人，却都是天字号的草包。好在二人有自知之明，“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对于咸丰帝的意见，多不能发展，知肃顺习汉文，又多知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清史野闻》）。
咸丰召来肃顺一试之下，果断委以重任。很快，肃顺成了咸丰最信任的臣下，端华、载垣两位重臣则以肃顺马首是瞻。
肃顺久处下层，熟知“风俗利弊”，知道满人暮气沉沉，根本当不得大用，因此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大臣。
自顺治入主中原以来，清政权一直推行崇满排汉的政策，尤其规定，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人掌印，汉族官员只能任副职，有举手附和权无拍板权。传说故宫有一座专供满族官员观看的石碑，上书“本朝君临汉土，汉人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
汉人发明了以夷制夷，满人则针锋相对以汉治汉。在面临被夷人殖民的危急时刻，肃顺力主打破满汉观念，对汉大臣予以重用，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咸丰虽然昏愦，却也明白其中厉害，在肃顺的建议下，提拔重用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大臣。
肃顺还有一些常人不能及的地方，“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凭着知晓风俗利弊与过目不忘的本领，肃顺在得到咸丰皇帝的垂青后，很快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短短几年时间内即跃升为经筵值讲、乡试正考官等职，成为咸丰皇帝身边一日不可或缺的当红辣子鸡。
咸丰八年，大臣耆英被杀一事震惊朝野。
耆英是满清宗室，本身虽然没有什么才华，却因为生不逢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成为清末著名背锅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派他与英法联军交涉，事情尚没有眉目却擅离职守。
咸丰大怒，交有关部门议罪，以恭亲王为首的诸大臣认为适用绞监候（死缓）。大家都明白，耆英不过是在为大清王朝擦屁股，最好是做人留一线的好。哪知肃顺认为耆英“不顾大局，遽尔奔回……畏葸潜奔，成何事体？”，“不即行正法……国法何申，官邪何敬？”力主从严惩处。
在肃顺的坚持下，耆英最终人头落地。
此前，肃顺在任户部尚书的时候，发现户部官员贪污成风，“顷年度支百出，而官吏朋奸舞弊，亏至数千万两以上”。肃顺一查到底，户部官员及相关人员被抄家者数十人，就连汉尚书翁心同也被连降五级。
咸丰十年（1860），大臣柏葰涉科场舞弊案被查办。考虑到柏葰身居高位，又是蒙古大臣，咸丰就想放他一马。肃顺在咸丰面前陈说厉害，在他的坚持下，柏葰也被判处死刑。
为官之道，在于花花轿子众人抬，在讲究人情世故的晚清官场，坚持原则的肃顺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不但得罪了朝堂之上的高官显贵，就连普通旗人也得罪光了。身为满人，肃顺却最瞧不上满人的庸庸碌碌，几次建议咸丰降低旗人的薪俸。
肃顺整饬吏治铁腕反腐，引来朝堂侧目；触动普通旗人利益，更是成了旗人的全民公敌。
然而，肃顺的死并非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而是犯了大忌。咸丰临终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八大臣草拟的诏书，必须在首尾处有“御赏”和“同道堂”的印，否则视为无效。“御赏”印由东太后慈安保存，“同道堂”名义上是为载淳保存，实则由西太后慈禧掌管。
咸丰这样安排，是为防止肃顺等人坐大的未雨绸缪之举，也是有意制造矛盾。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平衡术，任何试图打破平衡的尝试都是冒险。
倘若是慈安，或许会沉默，而慈禧却是个不甘寂寞、任人摆布的寡妇。
咸丰死的当天，慈禧本来可以母以子贵，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后，可是肃顺等人有意压制她，直到第二天才尊其为太后，虽然两宫并尊，但慈禧比慈安晚了一天。
慈禧尝试着分一杯羹，当她问起顾命大臣黜陟刑赏如何处置时，肃顺当场顶撞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虽然最后迫不得已同意了将章疏送交两宫太后内览，但慈禧这种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岂会甘心只是做圈阅的表面文章？
慈禧与肃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最初，当咸丰带领后妃近臣一行逃往承德避乱时，仅有的一辆宫车自然是属于皇帝御用。其余上至皇后下至嫔妃宫女无不是乘坐从民间征调的车马。在行到山路崎岖时，那些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宫佳丽难以忍受车辆的颠簸，慈禧（时为懿贵妃）低眉顺目请肃顺给她换辆车。
本来追随主子逃难就令肃顺心烦意乱，这时见她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不顾身份疾言厉色地顶撞道：“尔何人？乃思驾中宫（指皇后慈安）上焉！”
当众被肃顺抢白揶揄，慈禧表面默然，心底却对肃顺恨之入骨。
咸丰病重的时候，肃顺担心“主少母壮”，奏请幽禁慈禧，或者如汉武赐死钩弋夫人故事，干脆直接赐死慈禧。优柔寡断的咸丰听了不置可否，却在一次酒醉后却说突噜了嘴，将事情讲了出去。史称“西后闻之，衔肃刻骨。”（另有一说，行“钩弋故事”为咸丰主动提出，肃顺当时听了“不敢置一词”）。
慈禧眼见染指最高权力无望，只得转而向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暗送秋天的菠菜。
奕訢是道光第六子，曾经是皇位有力的冲击者，因此始终受到咸丰的猜忌、打压。咸丰死前宁愿选择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也要将这个弟弟排斥在外。
咸丰逃到热河躲避英法联军，留下奕訢在北京与洋人展开外交斡旋，多少有借刀杀人的嫌疑。弄巧成拙的是，奕訢不但顺利完成了战败善后问题，甚至在与洋人折冲樽俎的同时结下了私谊。事实再次证明了明枪易躲、家贼难防的俗语，奕訢置之死地而后生，申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办理外交事务。事实上，奕訢在京城中培植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小团体。
慈禧明白，想要获得更多话语权，就得在朝堂之上有奥援，而小叔子奕訢无疑是最佳拍档。
奕訢也希望借扳倒肃顺等人趁机在朝堂上扩大影响，于是与慈禧一拍即合，双方联手共同对付肃顺等人。
1861年9月5日，奕訢以叩谒梓宫为由，赶往承德“伏地大恸，声彻殿陛”。奠祭礼毕，慈禧立即传旨召见，双方“奏对良久”，拍板决定回京动手。
慈禧担心政变会引来洋人的干涉，不同意她垂帘听政，试探的问奕訢：“奈外国何？”
奕訢当即拍胸脯表示：“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史料证明，在“辛酉事变”中，英法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在与奕訢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载垣）、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认了条约”。肃顺曾公开表示，“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通通赶出中国”，英人法人自然对他恨之入骨了。而扶植“处事表现很开明”的奕訢为代言人，无疑是最为符合侵略者利益的，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甚至主张将奕訢扶植为傀儡皇帝。
在针对肃顺等八个顾命大臣的政变中，侵略者完全站在了奕訢集团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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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奕訢、侵略者三方合力之下，肃顺不出意外的束手就擒，喋血菜市口。不久，为了扩大在华利益，英国人与慈禧、奕訢达成了妥协合作，“借师助剿”政策出台，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令奕訢始料不及的是，笑到最后的是他的寡嫂，慈禧在掌控朝政后，将他一脚踢开，开启了长达48年的专权模式。
咸丰驾崩后，在奕訢的授意下，京城内外形成一股吁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而肃顺等人坚持“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
杀肃顺时，罗列其罪状之一为贪墨受贿，哪知道在查抄肃顺家产后，发现一共价值不过区区二十万两，仅是和珅的五百份之一，搞得奉两宫懿旨拟稿的军机大臣曹毓英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一整天也无从下笔，最终只得在政治方面大做文章。
咸丰皇帝低估了慈禧，结果身前安排的政治格局成了空；奕訢小瞧了寡嫂，结果皇帝没当成，只捞了个“议政王”的职衔；肃顺低估了慈禧，结果失了身家性命。
设若肃顺不死，慈禧哪里有机会上位，更不要说垂帘听政数十年了。
可悲的是，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