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禹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名作家。2010年6月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散文集《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近年，他开始了对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其中中西方文化沟通，是李禹东这个青年海归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于2016年加入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
《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是李禹东为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和一战中付出血汗的华人劳工撰写的长文，全篇45000余字，将在“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等各平台持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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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似乎与地处遥远东方的中国，显得毫无干系。这场战争爆发于公元1914年的欧洲，在这以前，中国人刚刚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才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还如同襁褓里的婴儿——在尚且残留的内部矛盾和外来殖民者共同编织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其能量之小、体格之弱，世人皆知，实在没有什么底气，与那残酷的、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产生任何瓜葛。
除此之外，以情感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一边是被称作“同盟国集团”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另一边是被称作“协约国集团”的英、法、俄三国，再者，还有左右摇摆的意大利，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国——而翻开那充满血泪和耻辱的中国近代史，你会在满眼的烧杀抢掠、横尸遍野、以及那些压迫与凶残的过往中，找到所有属于它们的名字。
1840年，由英国人发起的鸦片战争，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耻辱的大门。1860年，在疯狂的劫掠过后，英法联军一把火焚烧了享负盛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150万件大小文物损毁或遗失，即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文物的身影，依然还常常出现在欧洲的文物交易市场上——但这，却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冰山一角。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它们仿照着“引路者”的样子，用洋枪洋炮，逼迫着脆弱的中国，与之签订了不计其数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不计其数的土地，赔偿了不计其数的白银。而到了1900年，这对中华民族的冷酷蹂躏，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由它们组成的“八国联军”集团，集体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尸横遍野，遍地哀鸣，他们将自己视作“上等人”，将中国人视作“下等人”，即便开展了一场血腥屠杀，也绝不会对这些惨死于屠刀之下的生灵，感到分毫歉疚。战争的结果，是入侵者的大获全胜，和守土者的涕泪横流。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的《辛丑条约》上规定，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国家，不得不向其支付更多的赔款、出卖更多的主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列强的屠刀下，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不得不将愤懑往肚子里咽，不得不忍气吞声、低着头，度过那一个个毫无自尊的日夜。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王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以及东亚的日本——他们共同组成了那个叫做“八国联军”的集团。放眼望去——在这罪恶的团体中，1914年，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名字，均在其列。
面对这样一群凶狠的豺狼，中国人没有任何必要、任何义务，向任何一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声援和帮助。同样的，在饱受苦难的中国人面前，所有这些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帝国主义列强，也都绝没有任何资格将自己摆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因为它们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罄竹难书。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在强弱的竞争中，弱者的道义，往往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生存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才摆脱了封建枷锁的中国，却依然不得不持续地应对来自外部力量的蚕食。在天津、在汉口、在上海、在镇江、在九江、在广州、在厦门、在鼓浪屿、在湛江、在山东… …
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警员
图片来源：flickr
——在所有那些天然的良港、富饶的土地上，西方列强的所谓“租界”，依然遍布在每一个角落。
1898年，德国人占领山东胶州湾。弱小的清政府不敢与之对抗，被迫签订了又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这块重要的良港“租”于对方99年。16年后，当德国人将其绝大部分精力，全部集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时，在亚洲，却有另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它的行动。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对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它早已垂涎多时。1914年9月23日，在英国人的默许和支持下，日军突然登陆山东，与驻扎在那里的德国军队爆发了激烈的战争。11月，德军全线溃败。那片为其控制的“租界地”，就这样，被那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吞入到了腹中。他们无理地驱逐那里的中国警察，并宣称，他们是德国在华权益的天然取代者。
那时的中国，能量之小、体格之弱，恍如婴儿。在内部矛盾和外部殖民者共同编织的夹缝中，她艰难地生存着。不论是从道义、从情感、还是从实力来看，对于那场爆发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她不能、也不该与之产生分毫的瓜葛。
可是，面对这千变万化的国际环境，面对那即将重组的世界秩序，面对四面八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这个早已千疮百孔、饱经风霜的国度，要想夺回那些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权利，这深陷困境的中华民族，却又不得不选择一条她并不愿选择的道路。
那便是孤注一掷——投身战火。
而即便是后来饱受诟病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当局，经过一番论证后也充分地认识到，唯有加入到战争的一方，才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如此，才有可能获得一个与世界各国公平对话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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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一战中国劳工旅成员与英国士兵在法国卡埃斯特尔的木场工作
图片来源：维基
他们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他们是一群被忽视的英雄。
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身为主战场的法国，其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呈现出惊人的13.3%和33.3%时；就在互不相让、血肉横飞的战争，造成了法军尉级以下军官，甚至无法在战场上存活三个月的惨状时——他们那黄色的皮肤、壮硕的身影，却突然出现在那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上。
他们时而手持铁铲、时而肩负重担，成为那个残酷的天地中，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勤劳勇敢、不畏艰难，服从命令，积极地工作在最为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铺设铁路、架设桥梁、搬运物资、挖掘战壕，被当时的西方媒体，称为最“顶呱呱的多面手。”
他们极大地缓解了协约国大规模减员的危机。在枪林弹雨中、在炮声隆隆中，为争取战斗的胜利，他们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付出着。对于回报，他们并没有过分贪婪的要求。他们只想赚取应得的薪水、获取应有的尊重，只想帮助自己远在故乡的一家老小，过上几天吃饱喝足的好日子。在那段太过漫长的屈辱中，他们习惯了压迫，面对一路的艰辛，虽偶有不满，却又常常会将那满心的委屈，狠狠压抑，藏于胸中。
他们是屈辱与骄傲的集合体、更是弱小与强大的共同体。
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工人，他们更是最伟岸的丈夫！
劳工在威海卫接收招募
图片来源：南华早报
——然而，在那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军官眼中，这最为优秀的工人，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军官们用以区分他们的唯一标识，被镶嵌在一支质地坚硬的铜箍上。
那是一串长长的数字。
当那些壮硕的工人行将启程的时候，在一个被称作“待发所”的地方，他们被要求伸出手腕，而后，满脸严肃的负责人，便会用一颗纽扣般大小的铁钉，将铜箍牢牢地铆在上面，并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宣布说，直到合同截止之日，他们才能在机器的辅助下，将这碍事的东西除去。在此之前，这些壮硕的小伙子，将不得不忍受它所造成的不便，也不得不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与之走过每一个不可琢磨的日日夜夜。
因为那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军官，从来不会在乎他们的名字。在这些军官的眼中，那串被镶嵌在铜箍之上的数字——就是他们唯一的身份。
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大规模的伤亡，使协约国集团在恐慌中，面对那即将到来的致命危机时——在港口、在码头、在后方、在战场、在这炮火中的每一个角落里，这一串串数字彼此相连——他们连成一个庞大的团体，一条长长的、连结着往昔与未来的延伸线。
也在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连成一个光辉、却又为人忽略的名字。
那就是——“华工”。
（待续……）
李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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