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阙佛龛之碑》亦称“褚遂良碑”。篆额题《伊阙佛龛之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这里因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伊阙佛龛之碑》通高约 5.00米、宽1.90米。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这通碑原应为北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关于该碑的记载，始见于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之《集古录》及赵明诚之《金石录》。
《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书的代表作。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此碑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刻石。两者功用相同，都是为歌功颂的。但在创作时条件不同，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它们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摩崖书风。
传世墨拓以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初拓本为最佳，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所载犹多五十余字，曾经清代毕泷、沈志达、费念慈等递藏，现藏北京图书馆。有影印本行世。
屋檐式建筑，屋脊中刻有迦陵频伽鸟，即佛教中的大鹏金翅鸟，是佛的护法。屋脊下是蟠螭碑首，碑体已相当残缺，字迹也较难辨认。碑的下部原为龟趺座，也早已残损。碑额上用篆文镌刻出“伊阕佛龛之碑”六个大字，这就是颇为知名的“伊阕碑”。
关于“伊阕碑”，早在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的《集古录》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唐起居郎褚遂良书《三龛记》，字画尤其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壁间凿石为像，后魏及唐所造，惟此三龛最大，乃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造也。”
“三龛”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宾阳三洞，《三龛记》也就是《伊阕佛龛之碑》——如今重看伊阕碑，仍能感受到它厚重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价值。
据记载，“伊阕碑”刻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是魏王李泰开凿宾阳南洞时的发愿文。但据专家考证，在此之前，这座石碑应是北魏时期宾阳中洞的造像碑，而碑文则是宾阳中洞雕造年代、造像内容等。当李泰继开宾阳南洞时，磨去了原来的碑文，刻上了他的发愿文，既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又为自己“树碑立传”。
文德皇后出身北魏皇室贵族，复姓长孙，又称长孙皇后，《伊阕佛龛之碑》盛赞她“道高轩曜，德酌坤仪，淑圣表于无壃，柔明极于光大”，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一幅太宗皇帝贤内助的形象。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颇有才华，《伊阕佛龛之碑》中说他“发晖才艺，兼苞礼乐。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摛三赋，备万物于词林”，远高于太子承乾，而显现出他对皇位的图谋。但是在后来的宫廷争斗中，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自视才高的李泰也被贬出京城，反由晋王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后来的唐高宗——李泰的目的虽然没达到，但这篇发愿文则为后人留下了宾阳洞修造的演变和唐王朝权力争斗的珍贵史料。
伊阕碑的文学艺术价值表现的更为突出。长达1800多字的铭文大致可分为四节，第一节宣扬佛法，第二节赞美文德皇后的“盛德”，第三节叙述开窟造像的情况，美化魏王李泰，第四节是“颂”。全文不仅造句工整，辞风华丽，而且书法潇洒，笔力劲挺，被称为是文辞家和书法家的“天合之作”。
碑文的撰稿人是唐太宗时宫中掌管诏令的中书舍人（侍郎）岑文本。他14岁时为父打官司，当堂辩屈，因言辞通畅，无懈可击而冤案得以昭雪。有司官员见他年少奇才，命他当堂作《莲花赋》而大为赞叹，一时才华名重，被唐太宗亲手提拔为中书侍郎，“专典机要”。他为李泰捉刀起草的这篇《伊阕佛龛之碑》，用骈体文体裁，对仗工谨，文采斐然，全篇一气呵成，滴水不漏，堪称岑文本的代表作。
书写碑文的更是号称唐初楷书大家的褚遂良。唐太宗时，他经相国魏徵举荐，累官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受唐太宗遗诏辅政，高宗继位后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贬斥，忧郁而终。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继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自成一体，尤其是晚年的楷书，清秀娟好，瘦劲有力，《伊阕佛龛之碑》便是其最知名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褚体碑——正因为褚遂良书法的闻名，伊阕碑又被称为“褚遂良碑”。
《伊阙佛龛碑》，唐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唐贞观十五年立。楷书。此碑为摩崖刻石。其结体雄浑秀逸兼而有之，笔力挺劲，端庄奇伟，气韵广严博大，与其晚年书法之变化多端、婵娟婀娜迥异其趣。
清 刘熙载：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至《慈恩》、《圣教》拟之。然王书虽缜密流动，终逊其逸气也。（《艺概》）
清 梁 巘：褚河南书《龙门三龛记》，中年笔也，平正刚健，法本欧阳，多参八分，碑头字尤佳。（《评书帖》）
清 杨守敬：方整宽博，伟则有之，非用奇也，盖犹沿陈、隋旧格，登善晚年始力求变化耳。又知婵娟婀娜先要此境界。（《平碑记》）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通直散骑常侍亮子。隋大业末，为薛举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参军。贞观中，累迁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隶楷。太宗尝叹曰：“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白见遂良，帝令侍书。帝方博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真伪。遂良独论所出，无舛冒者。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时飞雉数集宮中，帝问：“是何祥也？”遂良以秦文公得其雌遂雄诸侯，汉光武得其雄有四海，今雄雌并见，以吿明德对之。帝悦，曰：“人立身不可以无学。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俄授太子宾客。进黄门侍郎，参综朝政。父丧免，起复，拜中书令。
帝寝疾，召遂良、长孙无忌曰：“汉武帝寄霍光，刘备讬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忧。”因命遂良草诏。高宗即位，封河南县公，进郡公。坐事出为同州剌史。再岁，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尚书右仆射。因谏改立武昭仪事，俟武氏立，乃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徙桂州，未几，贬爱州剌史。遂良内忧祸，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自陈，帝昏懦，牵于武后，讫不省。岁余卒，年六十三。古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褚公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