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与家人的一次告别，或是对逝去亲人的纪念，都变得充满困难。今天（2 月 22 日）是来信者李秀萍的公公的忌日，疫情阻断了李秀萍一家前往拜祭的道路，然而无法被阻挡的是记忆与文字。我们特意选在这一天推送这封来信，希望将亲人的思念传递给逝者。
隔离·纪念
撰文：李秀萍
时常听到老辈人在某些生死攸关的境况下感叹：这是老天要收人呢！
我忍不住会想老天要收什么样的人呢？民间的道德律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普通老百姓通常是怀着这个朴素的信念为人处世的。现实有时候能印证这个信念的真理性，有时候也颠覆它的真理性，因为常常看到好人凄惨黯淡的生活，坏人踌躇满志的得意。可是，好人和坏人又如何来定义呢，人事复杂多变，谁人眼中的好人是好人？谁人眼中的坏人是坏人？很多人在看到或听到别人的悲欢离合时，其实和看戏一样，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在看似同情或悲悯的心绪中其实包含着“幸亏不是我”的庆幸。还有更多的人，处在苦难的边缘，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内心有深深的内疚和罪恶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一点，在死神那里都是无可逃脱的猎物，谁比谁的荣誉多，谁比谁的钱多，谁比谁的地位高，谁比谁活得久一点也没什么可得意的，那样的既得利益里面也不乏相伴而来的他人的虚伪，恭维，嘲讽，蔑视，厌恶和憎恨；而有多少人感激着你，惦记着你，尊敬着你，爱戴着你，怀念着你却是最真实纯粹，得来不易的。
在此刻的隔离时期，人们经历着恐惧、愤怒、悲伤、郁闷、无聊、颓丧等等复杂的情绪，无数的生离死别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时间久了，我们会麻木无感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来过一个亲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讲在战场上，无数战友倒下，活着的战友继续战斗，情急之下，把战友的尸体当掩体……当时我心里震动很大，太不符合我幼小的道德观了，不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对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吗，怎么能拿战友的尸体做掩护啊！多年以后才理解了人在特定情境里的思想和行为的合理性。就比如现在，瘟疫蔓延，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人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有人醉生梦死，浑浑噩噩；有人尝试美食，漫圈凉皮……你看，瘟疫笼罩下的人类生活依然千姿百态，欢乐可以分享，苦难只有独自承担。
自从我儿子安安出生后，我们一大家子人某些时候都失去了自己的姓名，通常被称呼为安安爸爸，安安妈妈，安安爷爷，安安奶奶，安安姑姑等等。从安安出生到现在 8 岁，我们每年都乘火车到北京婆婆家过年，今年也不例外。疫情之初，我们全家并不慌乱但有点疑神疑鬼，身体一丁点不适都能变成疑似。有人咳嗽一声，其他人立刻警觉起来；有人流鼻涕，其他人满腹狐疑的望着。我们相互诊断着自己的和对方的症状，热情而有分寸。安安大姑姑调侃说：“咱们不吃野味，不做坏事，怕什么！”我倒是希望病毒能主动惩恶扬善，会避开“不吃野味，不做坏事”的人找宿主。安安小姑姑笑说他们吃过野味，是孔雀肉，若干年前，家里养了一只孔雀，为了方便照顾，把孔雀和一群鸡关在一起饲养，雀立鸡群，鸡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生生把孔雀叨扰欺负死了，于是全家得以吃顿孔雀肉。我心里暗笑圈养的动物世界关系和圈养的人际关系是相通的。
去年 2 月，香港海关查获一批创纪录的穿山甲鳞片。科学家认为，这种动物可能是中国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照片来源：法新社
随着确诊病例人数的攀升，担忧北京会重蹈 17 年前非典的覆辙，也担忧疫情蔓延回不去自己的家，大年初二我们三口人果断离开北京回到哈尔滨，买了一些菜和一些感冒药，药店酒精口罩早已卖光，我家没有任何消毒的东西，药店店员把她自己的 84 消毒皂赠我两块用来应急，告诉我他们老板很快就会进货并且下令：任何防疫物品都不许涨价，不能发国难财！我心里温暖，震撼，充满希望。
隔离生活开始了，在此实录安安的一段日记：“自从我回家之后我听说好像那些人都很闷，但是我一点也不闷，因为我已经在家憋习惯了。”坦率的说，除了购物不方便，我家三口人对隔离生活并无不适，在平时工作中，如果没有课，我们全家也都是宅在家里各自做事，我们各自看自己的书，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或电视剧，我和安安轮流练琴，通常我先饶有兴致的练啊练，醉不罢手的样子，故意激起安安练琴的兴致，他会把我挤下去，自己坐到琴凳上弹几遍示范给我看。有时我的策略也不奏效，我练了很长时间，他装聋作哑躲在自己房间偷看《庆余年》。经由安安，我也实现了小时候弹钢琴的梦想。因为两个人过日子会有决断上的麻烦，如果我自己要买钢琴，安安爸会觉得荒唐，可是，安安喜欢的话，把火箭买回来也合情合理。
疫情让我们无法如期再回北京拜祭安安的爷爷。安安爷爷逝世三周年忌日对全家很重要，中国人的孝道无非体现在对长辈事生与事死的问题上，而安安爷爷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忠孝传家远，诗书处世长”，安安爸是个孝子，每次回到父母身边，都亲自给父母洗脚，剪脚趾甲。
安安爷爷是三年前的 2 月 22 日走的，从此看不到春天。他真是一个好人，温良仁厚，沉默寡言，他的离世让左邻右舍都顿足惋惜，悄悄饮泣。他活着时邻里有需要他帮忙的，他总是不遗余力，倾心相助；而他自己一生面临某些困境时，往往不露声色，安之若素。安安爷爷年轻时因为他父亲“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备受牵连，远走他乡，从河北到东北，在小县城做过建筑，在大兴安岭淘过金子，最后二十年是在北京谋生并且在北京郊外建了宽敞的宅院安顿晚年。那一代人早年受点教育，青年学业中断，无所依傍，完全凭借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生存能力以及生存智慧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安安奶奶把他们的搬家史记录下来，足足有 6 页，最后总结出他们一生搬家 21 次，盖房 14 次。和他们比我真是有点惭愧，我搬家两三次就有点苦不堪言，实在缺乏他们做事勇于行动的魄力，也缺乏他们对生活实实在在，元气满满的热爱。他们一辈子按照自己的品性过着简朴的生活，从前的柜子和被子还保留着，津津乐道它们的使用历史；家里使用的碗橱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完全有资格和安安爸称兄道弟，也四十余年了。甚至，女儿们给他买很多贵重的新衣服，他也不穿，只穿我婆婆自己做的衬衫裤子。（我婆婆也曾经给我做过很多件衬衫）
安安爷爷是个细心有趣味的老人。家里有很多外来的猫和狗，他每天不遗余力的给那些猫狗准备吃喝，买一堆馒头，一堆鸡肝，做熟揉碎，猫狗吃饱了，心满意足在院子里耍闹、打盹、晒太阳。安安爷爷擅长养花鸟虫鱼，他的小院里，暖棚里养植了很多花草树木，无论哪个季节去，我们都能一饱眼福，他会如数家珍的给你讲解各种草木的品性，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看到各色山茶花开得正艳，拍了几张照片，为了拍的角度好看一点，顺手把花盆转了一个小角度，他扫过一眼，就能发现差异，叮嘱我不能随便转动花盆，山茶花比较娇气，换了角度就不想活了。有一次，我索要他的一个小盆景，如茶杯般大小，精致可爱，他高兴地给了我并告诉我那是蒲草，从潘家园买的，适合放在文人案头桌上的。旁边的婆婆立即揶揄他：“他是被人家忽悠成文人，来了虚荣劲才花 50 元大头钱买一小撮破草！”我把这草拿到外面，和地面上匍匐的小草对照一下，还真没多大区别。安安爷爷不是文人，但有时普通老百姓的那点雅趣爱好比所谓的文人更纯粹，更无功利性，若论对诗词的熟悉程度，我中文系毕业的也未必如他，我唯一确定比他强的就是知道从主题，结构等方面给学生讲课的套路。而他不以此为生，只是单纯热爱，单纯体验，普通人也需要精神上的某种诗性。
他一辈子很少喝酒但特别爱喝茶，衣服可以穿不好的，但茶一定要好的。各种各样的好茶时常备着，有时也催促我们品尝一下，介绍各种茶的特性和口感。这种关于茶的知识和特性并不吸引我，我还是愿意躲在安安小姑姑的房间里，看她摆弄茶具，泡茶过滤，两人闺蜜似的，边喝茶边聊点体己话。有一次我在王府井买了一件很古典的瓷酒杯，上面印着古诗，既有烫酒又有喝酒的功能，我注意到安安爷爷每次喝酒时都用这个酒杯，心里感觉很快慰。他在酒酣之余，不再寡言，讲讲家事，讲讲过去，讲他父亲（李洁亭，别号清顺）任某个伪分局局长时，救了八路军学员近二三百人的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救了那么多人的命。文革时他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历史反革命”，平反后返回抄家物资，给他们安排工作，但是他早已背井离乡，自寻生路，并且业已成家，无法再走回头路了。我和安安爸讨论“历史反革命”这个名词时，觉得很荒诞，乱世里兵荒马乱，很多人为生活所迫，环境所迫做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怎么来判断哪个阵营是正义的，哪个阵营是非正义的？即使是解救那些老百姓，多是凭着个人的良知，觉得那些普通老百姓被枪杀太无辜了，从而想办法救出他们。而历史上的罪名，往往不去看细节，只根据胜利者的阵营单方面的逻辑判断来裁定好坏。不过特定时代的病症很疯狂具有传染性，个人被裹挟其中，无力挣脱；但作为个体，做个什么样的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的，好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好人。以前听这类家事是心不在焉，他们把相关资料和照片交给我们保存也没当回事，觉得都是小人物，一切俱往矣。有了安安后，安安时常追祖溯源，使我的心思也转移到这个家庭中，感觉有必要知道得清楚一些，至少让安安了解自己家族的长辈，小人物也得有个出处。
安安爷爷最后的二十余年每天练书法，从不间断。他练书法的目的不是成为书法家，而是自娱自乐，每年家里过年的对联都是自编自写，我们兴师动众地搬桌子梯子，从大门到屋里房门都贴上对联，房厅里高挂起大红灯笼，真有过年的仪式和氛围啊。他的大哥是某市书法家协会的，他佩服自己大哥的书法，在大哥的熏陶下像小学生一样练字。据婆婆讲，他本来就是单纯练字，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称自己是书法家，并当场泼墨挥毫写下几行字，安安爷爷看了看书法家的字，觉得自己也不太差，遂有了信心把自己的书法装裱起来变成作品。我听了哈哈大笑，怀疑那是假冒的书法家，想起我大学时上书法课，练了一个月的“永”字，最后结课时连描带画勉强凑了十个字蒙混过关。本着鼓励的原则，我对他说，把书法装裱起来挂在我家里，挂自己家人写的，比较有意义，总比买印刷品好。结果，老人家练得更勤奋，书法装裱了一大堆，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搬出来让我们挑选，我挑选出其中最好看的，想赞美一番，仔细一看落款，是他大哥的名字。好在他有自知之明，以不断提高书法水平，不断提供我们条幅激励自己勤奋练字。我们回哈尔滨，一堆吃食，一堆条幅，赶火车很沉重不好拿，他会抢先拎着最重的那个包把我们送上火车，然后转身离去。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八年，直到前年我们有事不直接去火车站，也没拿什么东西，他也就不送我们了。那是他唯一不送我们的一年，十几天后，他心肌梗塞突然走了。
安安爷爷遗体火化时，其中一个环节要求亲人捡拾骨灰，我犹豫着自己应不应该去，婆婆对我说，你应该去，你是重要的人，是这个家传宗接代的人！这话放在平时听着并不太顺耳，但在当时悲戚的场景下，听着特别有力量，莫名让人感动，仿佛消弭了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间隙和距离。亲历着老人的一切丧葬细节，我才真正明白仪式的重要，它不但体面的送走了逝者，也安抚了生者的内心和情绪，让你从不愿相信他真的走了的怀想中解脱出来，真正的告别逝者，从此正常面对新的生活，当然，心里对亲人的思念是永远不绝如缕的。
安葬完老人家，站在墓碑前环顾四周，整个陵园洁净清幽，草木葱茏，玉兰花安静地开放，白色、紫色，清雅迷人，墓地里遍植杏树，正值春天，杏花开到极盛开始纷纷飘落，有风吹过，花瓣雨不断飘洒飞扬，恍惚如世外桃源。生命的春天结束了，自然的春天还在。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借由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对话探讨什么是美，其中说道：“对于一切人，无论古今，一个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里钱多，身体好，全希腊人都尊敬，长命到老，自己替父母举行过隆重的丧礼，死后又由子女替自己举行隆重的丧礼。”虽然这说明不了苏格拉底的美的本质问题，而且可能致苏格拉底挨一顿棍子，但至少它是人生一种美好的现象，美好的期待。我以为安安爷爷告别了纷扰的尘世，未经历疾病的折磨和痛苦，躺在这清幽寂静之地，也应该算作一种福气吧。
安安爷爷走后，我总会疑惑到底有没有灵魂？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安安奶奶笃定地说他已进了天堂。他写的条幅依然挂在我家的墙上，写得好坏我们都挂着。我仔细回想自己在老人活着时是否有不周到之处，总能找到几件让自己内心有点内疚的事，不知他是否介意。不过，我清楚的记得，我和他的儿子结婚那天，宾客散尽，只剩下自己家人时，我声音响亮自然而然的喊他：爸——。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封面图来自电影《四个春天》
《单读 23 · 破碎之家》已经上市
它又意外地应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