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與家人的一次告别，或是對逝去親人的紀念，都變得充滿困難。今天（2 月 22 日）是來信者李秀萍的公公的忌日，疫情阻斷了李秀萍一家前往拜祭的道路，然而無法被阻擋的是記憶與文字。我們特意選在這一天推送這封來信，希望将親人的思念傳遞給逝者。
隔離·紀念
撰文：李秀萍
時常聽到老輩人在某些生死攸關的境況下感歎：這是老天要收人呢！
我忍不住會想老天要收什麼樣的人呢？民間的道德律令，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者說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普通老百姓通常是懷着這個樸素的信念為人處世的。現實有時候能印證這個信念的真理性，有時候也颠覆它的真理性，因為常常看到好人凄慘黯淡的生活，壞人躊躇滿志的得意。可是，好人和壞人又如何來定義呢，人事複雜多變，誰人眼中的好人是好人？誰人眼中的壞人是壞人？很多人在看到或聽到别人的悲歡離合時，其實和看戲一樣，是無法感同身受的，在看似同情或悲憫的心緒中其實包含着“幸虧不是我”的慶幸。還有更多的人，處在苦難的邊緣，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内心有深深的内疚和罪惡感。無論是什麼樣的人，我隻知道一點，在死神那裡都是無可逃脫的獵物，誰比誰的榮譽多，誰比誰的錢多，誰比誰的地位高，誰比誰活得久一點也沒什麼可得意的，那樣的既得利益裡面也不乏相伴而來的他人的虛僞，恭維，嘲諷，蔑視，厭惡和憎恨；而有多少人感激着你，惦記着你，尊敬着你，愛戴着你，懷念着你卻是最真實純粹，得來不易的。
在此刻的隔離時期，人們經曆着恐懼、憤怒、悲傷、郁悶、無聊、頹喪等等複雜的情緒，無數的生離死别變成了一個個數字，時間久了，我們會麻木無感的。我記得小時候家裡來過一個親戚，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戰争，給我們講在戰場上，無數戰友倒下，活着的戰友繼續戰鬥，情急之下，把戰友的屍體當掩體……當時我心裡震動很大，太不符合我幼小的道德觀了，不是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無情，對朋友要像春天般溫暖嗎，怎麼能拿戰友的屍體做掩護啊！多年以後才了解了人在特定情境裡的思想和行為的合理性。就比如現在，瘟疫蔓延，有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人兢兢業業，忠于職守；有人醉生夢死，渾渾噩噩；有人嘗試美食，漫圈涼皮……你看，瘟疫籠罩下的人類生活依然千姿百态，歡樂可以分享，苦難隻有獨自承擔。
自從我兒子安安出生後，我們一大家子人某些時候都失去了自己的姓名，通常被稱呼為安安爸爸，安安媽媽，安安爺爺，安安奶奶，安安姑姑等等。從安安出生到現在 8 歲，我們每年都乘火車到北京婆婆家過年，今年也不例外。疫情之初，我們全家并不慌亂但有點疑神疑鬼，身體一丁點不适都能變成疑似。有人咳嗽一聲，其他人立刻警覺起來；有人流鼻涕，其他人滿腹狐疑的望着。我們互相診斷着自己的和對方的症狀，熱情而有分寸。安安大姑姑調侃說：“咱們不吃野味，不做壞事，怕什麼！”我倒是希望病毒能主動懲惡揚善，會避開“不吃野味，不做壞事”的人找宿主。安安小姑姑笑說他們吃過野味，是孔雀肉，若幹年前，家裡養了一隻孔雀，為了友善照顧，把孔雀和一群雞關在一起飼養，雀立雞群，雞們團結一緻，同仇敵忾，生生把孔雀叨擾欺負死了，于是全家得以吃頓孔雀肉。我心裡暗笑圈養的動物世界關系和圈養的人際關系是相通的。
去年 2 月，香港海關查獲一批創紀錄的穿山甲鱗片。科學家認為，這種動物可能是中國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中間宿主。照片來源：法新社
随着确診病例人數的攀升，擔憂北京會重蹈 17 年前非典的覆轍，也擔憂疫情蔓延回不去自己的家，大年初二我們三口人果斷離開北京回到哈爾濱，買了一些菜和一些感冒藥，藥店酒精口罩早已賣光，我家沒有任何消毒的東西，藥店店員把她自己的 84 消毒皂贈我兩塊用來應急，告訴我他們老闆很快就會進貨并且下令：任何防疫物品都不許漲價，不能發國難财！我心裡溫暖，震撼，充滿希望。
隔離生活開始了，在此實錄安安的一段日記：“自從我回家之後我聽說好像那些人都很悶，但是我一點也不悶，因為我已經在家憋習慣了。”坦率的說，除了購物不友善，我家三口人對隔離生活并無不适，在平時工作中，如果沒有課，我們全家也都是宅在家裡各自做事，我們各自看自己的書，看自己喜歡的電影或電視劇，我和安安輪流練琴，通常我先饒有興緻的練啊練，醉不罷手的樣子，故意激起安安練琴的興緻，他會把我擠下去，自己坐到琴凳上彈幾遍示範給我看。有時我的政策也不奏效，我練了很長時間，他裝聾作啞躲在自己房間偷看《慶餘年》。經由安安，我也實作了小時候彈鋼琴的夢想。因為兩個人過日子會有決斷上的麻煩，如果我自己要買鋼琴，安安爸會覺得荒唐，可是，安安喜歡的話，把火箭買回來也合情合理。
疫情讓我們無法如期再回北京拜祭安安的爺爺。安安爺爺逝世三周年忌日對全家很重要，中國人的孝道無非展現在對長輩事生與事死的問題上，而安安爺爺的人生座右銘就是“忠孝傳家遠，詩書處世長”，安安爸是個孝子，每次回到父母身邊，都親自給父母洗腳，剪腳趾甲。
安安爺爺是三年前的 2 月 22 日走的，從此看不到春天。他真是一個好人，溫良仁厚，沉默寡言，他的離世讓左鄰右舍都頓足惋惜，悄悄飲泣。他活着時鄰裡有需要他幫忙的，他總是不遺餘力，傾心相助；而他自己一生面臨某些困境時，往往不露聲色，安之若素。安安爺爺年輕時因為他父親“曆史反革命”的身份備受牽連，遠走他鄉，從河北到東北，在小縣城做過建築，在大興安嶺淘過金子，最後二十年是在北京謀生并且在北京郊外建了寬敞的宅院安頓晚年。那一代人早年受點教育，青年學業中斷，無所依傍，完全憑借着頑強的生存意志和生存能力以及生存智慧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安安奶奶把他們的搬家史記錄下來，足足有 6 頁，最後總結出他們一生搬家 21 次，蓋房 14 次。和他們比我真是有點慚愧，我搬家兩三次就有點苦不堪言，實在缺乏他們做事勇于行動的魄力，也缺乏他們對生活實實在在，元氣滿滿的熱愛。他們一輩子按照自己的品性過着簡樸的生活，從前的櫃子和被子還保留着，津津樂道它們的使用曆史；家裡使用的碗櫥油漆已經斑駁脫落，完全有資格和安安爸稱兄道弟，也四十餘年了。甚至，女兒們給他買很多貴重的新衣服，他也不穿，隻穿我婆婆自己做的襯衫褲子。（我婆婆也曾經給我做過很多件襯衫）
安安爺爺是個細心有趣味的老人。家裡有很多外來的貓和狗，他每天不遺餘力的給那些貓狗準備吃喝，買一堆饅頭，一堆雞肝，做熟揉碎，貓狗吃飽了，心滿意足在院子裡耍鬧、打盹、曬太陽。安安爺爺擅長養花鳥蟲魚，他的小院裡，暖棚裡養植了很多花草樹木，無論哪個季節去，我們都能一飽眼福，他會如數家珍的給你講解各種草木的品性，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樣。有一年冬天，我看到各色山茶花開得正豔，拍了幾張照片，為了拍的角度好看一點，順手把花盆轉了一個小角度，他掃過一眼，就能發現差異，叮囑我不能随便轉動花盆，山茶花比較嬌氣，換了角度就不想活了。有一次，我索要他的一個小盆景，如茶杯般大小，精緻可愛，他高興地給了我并告訴我那是蒲草，從潘家園買的，适合放在文人案頭桌上的。旁邊的婆婆立即揶揄他：“他是被人家忽悠成文人，來了虛榮勁才花 50 元大頭錢買一小撮破草！”我把這草拿到外面，和地面上匍匐的小草對照一下，還真沒多大差別。安安爺爺不是文人，但有時普通老百姓的那點雅趣愛好比所謂的文人更純粹，更無功利性，若論對詩詞的熟悉程度，我中文系畢業的也未必如他，我唯一确定比他強的就是知道從主題，結構等方面給學生講課的套路。而他不以此為生，隻是單純熱愛，單純體驗，普通人也需要精神上的某種詩性。
他一輩子很少喝酒但特别愛喝茶，衣服可以穿不好的，但茶一定要好的。各種各樣的好茶時常備着，有時也催促我們品嘗一下，介紹各種茶的特性和口感。這種關于茶的知識和特性并不吸引我，我還是願意躲在安安小姑姑的房間裡，看她擺弄茶具，泡茶過濾，兩人閨蜜似的，邊喝茶邊聊點體己話。有一次我在王府井買了一件很古典的瓷酒杯，上面印着古詩，既有燙酒又有喝酒的功能，我注意到安安爺爺每次喝酒時都用這個酒杯，心裡感覺很快慰。他在酒酣之餘，不再寡言，講講家事，講講過去，講他父親（李潔亭，别号清順）任某個僞分局局長時，救了八路軍學員近二三百人的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救了那麼多人的命。文革時他父親被當地政府定為“曆史反革命”，平反後傳回抄家物資，給他們安排工作，但是他早已背井離鄉，自尋生路，并且業已成家，無法再走回頭路了。我和安安爸讨論“曆史反革命”這個名詞時，覺得很荒誕，亂世裡兵荒馬亂，很多人為生活所迫，環境所迫做了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他們怎麼來判斷哪個陣營是正義的，哪個陣營是非正義的？即使是解救那些老百姓，多是憑着個人的良知，覺得那些普通老百姓被槍殺太無辜了，進而想辦法救出他們。而曆史上的罪名，往往不去看細節，隻根據勝利者的陣營單方面的邏輯判斷來裁定好壞。不過特定時代的病症很瘋狂具有傳染性，個人被裹挾其中，無力掙脫；但作為個體，做個什麼樣的人還是有選擇的權利的，好人放在什麼地方都是好人。以前聽這類家事是心不在焉，他們把相關資料和照片交給我們儲存也沒當回事，覺得都是小人物，一切俱往矣。有了安安後，安安時常追祖溯源，使我的心思也轉移到這個家庭中，感覺有必要知道得清楚一些，至少讓安安了解自己家族的長輩，小人物也得有個出處。
安安爺爺最後的二十餘年每天練書法，從不間斷。他練書法的目的不是成為書法家，而是自娛自樂，每年家裡過年的對聯都是自編自寫，我們興師動衆地搬桌子梯子，從大門到屋裡房門都貼上對聯，房廳裡高挂起大紅燈籠，真有過年的儀式和氛圍啊。他的大哥是某市書法家協會的，他佩服自己大哥的書法，在大哥的熏陶下像國小生一樣練字。據婆婆講，他本來就是單純練字，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客人，稱自己是書法家，并當場潑墨揮毫寫下幾行字，安安爺爺看了看書法家的字，覺得自己也不太差，遂有了信心把自己的書法裝裱起來變成作品。我聽了哈哈大笑，懷疑那是假冒的書法家，想起我大學時上書法課，練了一個月的“永”字，最後結課時連描帶畫勉強湊了十個字蒙混過關。本着鼓勵的原則，我對他說，把書法裝裱起來挂在我家裡，挂自己家人寫的，比較有意義，總比買印刷品好。結果，老人家練得更勤奮，書法裝裱了一大堆，每次我們回家的時候都搬出來讓我們挑選，我挑選出其中最好看的，想贊美一番，仔細一看落款，是他大哥的名字。好在他有自知之明，以不斷提高書法水準，不斷提供我們條幅激勵自己勤奮練字。我們回哈爾濱，一堆吃食，一堆條幅，趕火車很沉重不好拿，他會搶先拎着最重的那個包把我們送上火車，然後轉身離去。這種情形持續了七八年，直到前年我們有事不直接去火車站，也沒拿什麼東西，他也就不送我們了。那是他唯一不送我們的一年，十幾天後，他心肌梗塞突然走了。
安安爺爺遺體火化時，其中一個環節要求親人撿拾骨灰，我猶豫着自己應不應該去，婆婆對我說，你應該去，你是重要的人，是這個家傳宗接代的人！這話放在平時聽着并不太順耳，但在當時悲戚的場景下，聽着特别有力量，莫名讓人感動，仿佛消弭了人與人之間很多的間隙和距離。親曆着老人的一切喪葬細節，我才真正明白儀式的重要，它不但體面的送走了逝者，也安撫了生者的内心和情緒，讓你從不願相信他真的走了的懷想中解脫出來，真正的告别逝者，從此正常面對新的生活，當然，心裡對親人的思念是永遠不絕如縷的。
安葬完老人家，站在墓碑前環顧四周，整個陵園潔淨清幽，草木蔥茏，玉蘭花安靜地開放，白色、紫色，清雅迷人，墓地裡遍植杏樹，正值春天，杏花開到極盛開始紛紛飄落，有風吹過，花瓣雨不斷飄灑飛揚，恍惚如世外桃源。生命的春天結束了，自然的春天還在。柏拉圖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借由蘇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對話探讨什麼是美，其中說道：“對于一切人，無論古今，一個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裡錢多，身體好，全希臘人都尊敬，長命到老，自己替父母舉行過隆重的喪禮，死後又由子女替自己舉行隆重的喪禮。”雖然這說明不了蘇格拉底的美的本質問題，而且可能緻蘇格拉底挨一頓棍子，但至少它是人生一種美好的現象，美好的期待。我以為安安爺爺告别了紛擾的塵世，未經曆疾病的折磨和痛苦，躺在這清幽寂靜之地，也應該算作一種福氣吧。
安安爺爺走後，我總會疑惑到底有沒有靈魂？到底有沒有另一個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安安奶奶笃定地說他已進了天堂。他寫的條幅依然挂在我家的牆上，寫得好壞我們都挂着。我仔細回想自己在老人活着時是否有不周到之處，總能找到幾件讓自己内心有點内疚的事，不知他是否介意。不過，我清楚的記得，我和他的兒子結婚那天，賓客散盡，隻剩下自己家人時，我聲音響亮自然而然的喊他：爸——。
疫情不僅深深影響了我們當下的生活，也将長期占據着我們的記憶、改變我們的思想。我們需要更多雙眼睛，繼續觀察、記錄時代中的危機與轉變。這些真摯而沉重的紀錄，我們會留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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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來自電影《四個春天》
《單讀 23 · 破碎之家》已經上市
它又意外地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