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同胞罹难。
时至今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了45年，但提起那场地震，许多人对当时惨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2010年，冯小刚把改编自张翎小说《余震》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搬上荧屏。
电影中，一位母亲只能选择姐弟中的一个人，最终选择了救弟弟方达，但姐姐方登奇迹的生还，后来被解放军收养。
32年后，汶川大地震发生，家人意外重逢，女儿心中的裂痕却难以弥补，通过这场灾难，女儿终于体会到灾难面人的渺小，最后终于原谅母亲的故事。
如今45年过去了，这场巨大灾难的“余震”尚未平息。更有数倍于伤亡者的幸存者伤痕累累。
心灵上的折磨，那种疼痛疼到极致——用作家张翎描写唐山大地震的书《余震》里的话来说，这“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到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它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
心灵的“疼”
张翎曾用一个字来总结这部小说，那就是“疼”。
小灯七岁时在地震中所受身体的伤痛不久就治愈了，而心灵的疼痛却延续到三十年后，那梦魇里有许多窗，一扇套着一扇，“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土”，小灯推开了一扇又一扇，到了最后一扇，怎么也推不开，上面似乎有铁锈，都锈住了。
为心灵除去锈斑，如果仅停留在心理学教科书上，大约有着纸上谈兵的淡定与从容，不过一旦落到实处，面对痛入肺腑的幸存者，教条式的规则无济于事了，我们需要的是心对心的治疗与慰藉。而外力的帮助也仅仅为皮毛而已，解铃终须受伤者自己。
小灯心里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结，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职业，因为她的疼痛，她不能持续地与人打交道，以致很多工作与其无缘，成为一名作家反而是唯一的选择了。
写作可能缓解了一些疼痛的碎片，但那种尖锐却无法抑制，因为这是一种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疼痛。
回到唐山似乎是小灯的救赎之道，其实这也是源于作者张翎的善良与无奈，她“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彻底治疗的药方”。
破镜重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因为疼痛的倔强存在。
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疼痛，是生活在常态环境中的我们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未经历过躺在大灾难后的废墟下体尝人性撕心裂肺的痛苦。“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
灾难过后，心灵的疼痛并未随之消失，或许那“狐狸尾巴”导致一个幼小的生命无法在常态的社会中常态地生存了。
所以张翎比喻“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到世界上”是一种无奈的准确，触碰或不去触碰均无法可想，这“余震”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隐隐发作。
人性的纠结
在影片《唐山大地震》的最后，一名唐山大地震亲历者骑着自行车，从纪念墙面前经过，十二块纪念墙上，密密麻麻刻着的，都是遇难者的名字。
整个电影风格暗沉，一开始电影蝗虫泛滥，奠定了整个压抑基础，通过方登一家人的人物，描述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痛苦，剧情看似平淡，却异常震撼。
影片画面的色调，一开始是柔和的灰黄调子，犹如老照片一般象征着已逝的岁月；
然后是大地震发生时，色调转为沉郁的黑白调子，除了鲜血几乎再没有其余的彩色，暗示着大地震抹去了一切美好，残酷可怕；
再之后，贯穿全剧的是淡淡的灰白调子，如一缕缕深渊中的薄雾，象征着人们心底压抑着的弥久的哀伤 。
电影刻画最震撼的场面是姐弟俩被压在石板下，母亲的纠结选择。可怕的地震死死压住两个孩子，小女孩带着对生的渴望，一直敲击石头，让人们发现自己。
然而母亲选择了救弟弟，女孩留下眼泪，闭上了双眼。那滴眼泪是对整个世界的绝望，而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妈妈。
母亲声嘶力竭的说了无数次两个都得救，但是最后别人说，再不选择就要去救另外的人了。可想而知母亲是多么的痛苦。
作为年仅几岁的小女孩她怎么知道这种行为，她只知道她的妈妈不要她，选择了弟弟。
一场地震，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夺走了无数人的人生，唯有当下，好好活着，平平安安，不留遗憾，才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
或许，对灾难带来的心灵疼痛最好的纾解办法并不是掩着藏着，埋到一个不透气息的所在，而是掘开若干小小的口，让艰于呼吸的心灵获得对疼痛的感知，不管几许的释放，总能稍稍抚平心灵的创伤。
而文学中的大地震，不仅让我们进入了那复杂的历史情境，触摸废墟的枝枝节节，更感同身受心灵的“余震”和人性的纠结。
那片暖意
2006年7月末的一天，作者张翎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
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她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她轻轻地拨过人流，让她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她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她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她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
地震那年，她还处在懵懂的年岁。北方的消息通过精密宣传机器的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也为那些口号激昂过，可是激昂的情绪如鸟的翅翼总也无法栖息在一片结实的地面上。
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她眼前。她被击中了，她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她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后她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并和居住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们进行过多次交谈。
她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
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于是这个个叫王小灯的女人坚强的活了下来。
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
见识了真相之后的王小灯，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
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纵然拾回了每一块碎片，她也无法重新拼组回来一个童年。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了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拽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
可是她拽得越紧，就失去得越多。王小灯不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而且现实世界里火和鸟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的伤痕，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存留得更久，更久。
中篇小说《余震》，就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展开的。
作者说：“小说写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下那种疼痛了。……我还是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这光亮源于我们的心灵，疼痛不能摧毁之，因为希望并不等于虚妄。
《余震》的末尾，小灯从唐山发出一份传真：“我终于，推开了那扇窗。”
此时，我们欣慰地知晓，她感受到那片暖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