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淩晨3點42分，中國唐山市發生7.8級大地震，造成二十四萬同胞罹難。
時至今天，這場災難已經過去了45年，但提起那場地震，許多人對當時慘烈的場景還曆曆在目。
2010年，馮小剛把改編自張翎小說《餘震》的電影《唐山大地震》搬上熒屏。
電影中，一位母親隻能選擇姐弟中的一個人，最終選擇了救弟弟方達，但姐姐方登奇迹的生還，後來被解放軍收養。
32年後，汶川大地震發生，家人意外重逢，女兒心中的裂痕卻難以彌補，通過這場災難，女兒終于體會到災難面人的渺小，最後終于原諒母親的故事。
如今45年過去了，這場巨大災難的“餘震”尚未平息。更有數倍于傷亡者的幸存者傷痕累累。
心靈上的折磨，那種疼痛疼到極緻——用作家張翎描寫唐山大地震的書《餘震》裡的話來說，這“疼痛像是一個球滾到世界上，滾過歲月，又沾染了其它的疼，最後這個球越滾越大，大得幾乎超越了生活本身”。
心靈的“疼”
張翎曾用一個字來總結這部小說，那就是“疼”。
小燈七歲時在地震中所受身體的傷痛不久就治愈了，而心靈的疼痛卻延續到三十年後，那夢魇裡有許多窗，一扇套着一扇，“灰色的，上面蓋滿了土，像棉絨一樣厚的土”，小燈推開了一扇又一扇，到了最後一扇，怎麼也推不開，上面似乎有鐵鏽，都鏽住了。
為心靈除去鏽斑，如果僅停留在心理學教科書上，大約有着紙上談兵的淡定與從容，不過一旦落到實處，面對痛入肺腑的幸存者，教條式的規則無濟于事了，我們需要的是心對心的治療與慰藉。而外力的幫助也僅僅為皮毛而已，解鈴終須受傷者自己。
小燈心裡有一個難以言說的結，影響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職業，因為她的疼痛，她不能持續地與人打交道，以緻很多工作與其無緣，成為一名作家反而是唯一的選擇了。
寫作可能緩解了一些疼痛的碎片，但那種尖銳卻無法抑制，因為這是一種幾乎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疼痛。
回到唐山似乎是小燈的救贖之道，其實這也是源于作者張翎的善良與無奈，她“并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徹底治療的藥方”。
破鏡重圓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期望，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達到，因為疼痛的倔強存在。
幾乎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疼痛，是生活在常态環境中的我們難以了解的，因為我們未經曆過躺在大災難後的廢墟下體嘗人性撕心裂肺的痛苦。“天災把生存推入了極限，在這樣的極限中一個七歲的靈魂過早地看見了人生的狐狸尾巴。”
災難過後，心靈的疼痛并未随之消失，或許那“狐狸尾巴”導緻一個幼小的生命無法在常态的社會中常态地生存了。
是以張翎比喻“疼痛像是一個球滾到世界上”是一種無奈的準确，觸碰或不去觸碰均無法可想，這“餘震”在“時間的嚴密包裹下”，隐隐發作。
人性的糾結
在影片《唐山大地震》的最後，一名唐山大地震親曆者騎着自行車，從紀念牆面前經過，十二塊紀念牆上，密密麻麻刻着的，都是遇難者的名字。
整個電影風格暗沉，一開始電影蝗蟲泛濫，奠定了整個壓抑基礎，通過方登一家人的人物，描述了唐山大地震帶來的痛苦，劇情看似平淡，卻異常震撼。
影片畫面的色調，一開始是柔和的灰黃調子，猶如老照片一般象征着已逝的歲月；
然後是大地震發生時，色調轉為沉郁的黑白調子，除了鮮血幾乎再沒有其餘的彩色，暗示着大地震抹去了一切美好，殘酷可怕；
再之後，貫穿全劇的是淡淡的灰白調子，如一縷縷深淵中的薄霧，象征着人們心底壓抑着的彌久的哀傷 。
電影刻畫最震撼的場面是姐弟倆被壓在石闆下，母親的糾結選擇。可怕的地震死死壓住兩個孩子，小女孩帶着對生的渴望，一直敲擊石頭，讓人們發現自己。
然而母親選擇了救弟弟，女孩留下眼淚，閉上了雙眼。那滴眼淚是對整個世界的絕望，而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媽媽。
母親聲嘶力竭的說了無數次兩個都得救，但是最後别人說，再不選擇就要去救另外的人了。可想而知母親是多麼的痛苦。
作為年僅幾歲的小女孩她怎麼知道這種行為，她隻知道她的媽媽不要她，選擇了弟弟。
一場地震，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也奪走了無數人的人生，唯有當下，好好活着，平平安安，不留遺憾，才是對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
或許，對災難帶來的心靈疼痛最好的纾解辦法并不是掩着藏着，埋到一個不透氣息的所在，而是掘開若幹小小的口，讓艱于呼吸的心靈獲得對疼痛的感覺，不管幾許的釋放，總能稍稍撫平心靈的創傷。
而文學中的大地震，不僅讓我們進入了那複雜的曆史情境，觸摸廢墟的枝枝節節，更感同身受心靈的“餘震”和人性的糾結。
那片暖意
2006年7月末的一天，作者張翎在北京機場等候飛往多倫多的班機。
班機因大雨推遲了一次又一次，百無聊賴的等待中，她想起了機場裡的一家書店。那天書店裡人極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隻手将她輕輕地撥過人流，讓她一眼就看見了擺在高處的一本灰色封皮的書——《唐山大地震親曆記》，她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紀念日。
坐在候機廳裡，她開始讀這本書。周遭的嘈雜漸漸離她而去，隻覺得心開始一點點地墜沉下去，墜到那些已經泛黃的往事裡去。
地震那年，她還處在懵懂的年歲。北方的消息通過精密宣傳機器的層層過濾，終于傳到江南小城時，隻剩下了一組意義模糊的數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号。也為那些數字傷痛過，可那卻是山高海遠的傷痛，并無切膚的感覺。也為那些口号激昂過，可是激昂的情緒如鳥的翅翼總也無法栖息在一片結實的地面上。
1976年的唐山離溫州很遠。
可是那天在北京機場，那本書三下兩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時光和幾千公裡的距離，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她眼前。她被擊中了，她感覺到了痛。痛通常是她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
回到多倫多後她動用了全部資源，考察了包括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張慶洲的《唐山警示錄》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關于那次大災難的資料，并和居住在多倫多的地震親曆者們進行過多次交談。
她的眼睛如饑餓的鷹，在亂石一樣的圖檔堆裡搜尋着一些身體，一些帶着某種猝不及防神情的身體（如龐貝古城的遺迹）。可是沒有，一個也沒有。
她固執地認為一定還有一些東西，一些關于地震之後的“後來”，在歲月和人們善良的願望中被過濾了。
于是這個個叫王小燈的女人堅強的活了下來。
天災把生存推入了極限，在這樣的極限中一個七歲的靈魂過早地看見了人生的狐狸尾巴。
見識了真相之後的王小燈，再也沒有能力去正常地擁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
她那飽滿地擁有過一切的童年，被一場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縱然拾回了每一塊碎片，她也無法重新拼組回來一個童年。她渴望再次擁有，可是地震隻教會了她一種方式，那就是緊緊地拽住手心的一切：愛情、親情、友情。
可是她拽得越緊，就失去得越多。王小燈不是浴火重生的鳳凰，而且現實世界裡火和鳥并不存在着因果關系。天災帶給建築物乃至地貌的摧毀和改變，終究會漸漸平複。而天災在孩子們的心靈上留下的傷痕，也許會在時間的嚴密包裹之下，暗暗存留得更久，更久。
中篇小說《餘震》，就是沿着這樣一個思路展開的。
作者說：“小說寫到最後，我已經忍不下那種疼痛了。……我還是願意這個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讓你走過漫長的隧道時能依稀看見前面有一點光亮。”
這光亮源于我們的心靈，疼痛不能摧毀之，因為希望并不等于虛妄。
《餘震》的末尾，小燈從唐山發出一份傳真：“我終于，推開了那扇窗。”
此時，我們欣慰地知曉，她感受到那片暖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