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这时，我将
永远凝视着目标
追寻，前进——
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途，
我知道，虽然总有一天
血会干，身体要累倒！
——穆旦《前夕》
穆旦，本名查良铮，曾是中国最耀眼的现代诗人。但是1942年至1943年，被人一直称为“poet”的穆旦生命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本应该在书斋里的诗人、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一位抗日战士，一位九死一生归来的英雄。
自从1937年鼙鼓声动，中国的大地上便再也没有一块净土。1940年穆旦从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在叙永分校开启了他作为老师的职业生涯。然而抗战的局势瞬息万变，1941年的昆明格外不平静。学生们上街举行抗日游行，外文系的同学纷纷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翻译训练班。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当时已有许多青年入伍从军，抗日救国。联大校长梅贻琦的长子当了美军翻译，长女担任军队看护；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子、南开校长张伯苓之子也均在部队服役。联大外文系的同学中许多人都在美军中做翻译，1943年教育部更是征集联大所有外文系的男生紧急入伍，承担美军的翻译任务。当穆旦1942年从老师吴宓那里得知远征军在征集英文系的教师从军之后，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这是他一生的荣光，也是一世的噩梦。
1942年穆旦入伍之后在远征军第一路司令杜聿明麾下做军部少校翻译官，后来又到第五军给207师参谋长罗又伦做翻译。虽然在军中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穆旦和长官兵士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入伍仅仅三个月，他就和远征军一起经历了最可怖的“野人山”。
对于中国而言，滇缅公路无异于抗战的生命线，这场战争的胜负关乎着国运。可这又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了悲剧命运的战争。首先是盟军内部的合作问题，没有明确的部署，缺乏统一的指挥，彼此之间的配合与默契都不足。这甚至是一场没有空军支援，也没有当地向导指引的战争。名义上的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其实谁也指挥不了，大家各自为战。在缅甸的对日作战中，中国军队不可谓不勇敢，也不可谓不坚强，但是面对着复杂的丛林环境，不告而退的盟军，不恰当的远程指挥，巨大的伤亡还是到来了。或许谁也不曾想到，中国部队最大的伤亡是在撤退的途中。一个从野人山撤退的错误决策就葬送了数万英灵。
野人山位于缅甸胡康河谷，在缅语中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那里丛林密布，瘴疠肆虐，蚊虫横行，方圆百里都是无人区。洪水、疟疾、蚂蟥夹击下的部队一路上留下的都是累累白骨。超过1.5万人从野人山撤离，最终走出来的生还者仅有三四千。部队中随军的女性中仅有4人生还。杜聿明是这次大撤退的亲历者，也是这幕人间惨剧的见证者。他回忆道：“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冲刷，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当时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让铁血军人都不忍目睹，何况是一个整日里舞文弄墨的诗人？
穆旦经历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那些野人山的日日夜夜他是怎样度过的也难以想象，但是从他日后三缄其口的沉默，从他夜夜惊醒的噩梦，从他诗句中一再的祛魅或许可以窥见一点当年的惨象。
1950 年3 月，穆旦夫妇（右）与来芝加哥访问的原抗日远征军将领罗又伦夫妇（左）
据说穆旦生还之后曾经在吴宓的询问下讲过一些战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师生都谈了什么。关于远征军，关于缅甸，穆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性的文字。仅有的一点片段是朋友王佐良的记录，以及多年之后穆旦之女的回忆。
1946年6月刊的英国杂志《life and letters》上面发表了王佐良记录的穆旦在野人山撤退中的经历，这是他在朋友们的逼迫下讲的其中一点点。在缅甸野人山的日子，他第一次对大地和自然产生了惧怕，那种原始的丛林，原始的雨，和丛林中无处不在的蚂蟥蚊虫一点点地吞噬了他的战友。在繁盛的枝叶之下，是战友的腐烂的湿身，是沿途的累累白骨。穆旦的马死了，然后传令兵也死了。在胡康河边时间似乎停滞了，空间似乎也凝滞了，那种阴暗和死寂一天天地加重，仿佛是一个永不能醒来的噩梦。在热带的毒雨里穆旦疲倦地不知所以，“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
我们不能够想象8天的断粮加上不间断地行军对人的身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何况脚边是白骨，身边是不断倒下的战友。他曾在途中看见一具穿着靴子的白骨，那靴子是他朋友的。最终抵达印度之后，穆旦整整休养了3个月，差点又死于饥饿之后的暴食。
穆旦的女儿查瑗讲述过一个父亲和杜聿明的故事。在野人山行军中患上疟疾的穆旦奄奄一息，他的长官拿出了一粒救命的药。这药只有两粒，杜聿明告诉穆旦，如果他足够幸运就能活，实在活不了自己也尽了力了。好在诗人最终还是熬了过来。
一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穆旦才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缅怀那些死难的战友。他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