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隆昌杨梅
去年的粽香还唇齿留香，日历又转向五月五，又该是母亲忙碌的时候了。
几十年来，母亲总把端阳节当作一件“大事”，无论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物质丰厚的当下，她总能把端午经营成一个节日。
还在端午前夕，她就要开始酝酿“灰包蛋”。母亲在集市里转悠，选择老实农民的鸭蛋，她先让鸭蛋在米汤里溜哒一圈，全身挂一层米浆，放进捣碎的草灰里滚。
多年不当农民，天知道她在哪找的草灰？裹了一身草灰的鸭蛋瞬间成了“黑娃”，母亲抓起鸭蛋，将大的那头在油碟子蘸点清油，再往另一个碟子蘸点盐和和八角香料，犹如给灰包蛋扣顶小帽，轻放坛里封存。封存一月的鸭蛋就可以吃了，盐的多少母亲拿捏得恰如其分，她的咸鸭蛋不咸不淡，蛋黄绯红还“翻砂”，这翻砂的红蛋黄是我的最爱。
端午节来了，母亲早早将糯米泡得白白胖胖，粽叶洗涮得干干净净，然后裹粽。她将粽叶翻卷成一个三角形的窝，往里装糯米，无论叶片大小，都尽着量装，单薄的粽叶瞬间鼓鼓囊囊，母亲用棉线交叉捆绑，粽子做成了。也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反正她裹的粽就是紧实、耐煮，也不粘叶。我曾尝试着做过，那米粒老要“闹独立”，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任由母亲施展。
煮粽时，母亲附带一小袋草灰，当锅中的粽子噗噗沸腾时，母亲关为小火，慢慢煮，煮着煮着，那粽香就飘满了屋，香得我们满口生津。当粽子滚进盘时，那白里透黄的香粽腆着肚皮，憨态可掬，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我都舍不得夹开它。
母亲倒是大手笔，左手抓粽，牙中衔一根白线，右手往粽子上一缠，顺势一勒，一片里白外黄的粽片就滑落下来，一片又一片重叠成小山。米粒完全融合在一起，边界几近透明。
我们哪里还按耐得住，往水糖碟中一滚，滴着糖的粽就送进了嘴。水糖是母亲早就熬制好的，浓稠润滑，蘸糖的粽子入得口来，又糯又甜，滋润而绵实，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清香，让人欲罢不能。有时候，我们还等不到粽子冷，就吃撑了，母亲说“热粑冷粽”，要冷了才更好吃呢，母亲说得对，冷了的粽子更有嚼劲，也不容易焖心。看我们吃得欢喜，母亲就锅呀盆的做得多多，让我们端午过后还可以继续享用。
市面上的粽子多了去，什么腊肉粽、五香粽、花生粽，任其花枝招展、五味俱全，却从没有一种能赶超母亲无任何添加的普通“家粽”，谁也不能。特别是那回味悠长清香，在别的粽里怎么也找不到。
端午这天，闻着菖蒲陈艾，吃了鸭蛋粽子，母亲还有下一个节目——做端阳香包。架上老花镜，她开始拼拼凑凑。她从针线包里翻出一堆布条，摆放在沙发上，比比划划，裁裁剪剪，一缕，一绺，然后开始穿针引线。老花镜滑落到鼻翼，她偶尔扶一下，眼睛却一直盯着手中的活计，因为太过专注，后颈的“富贵包”突兀着，那是年轻肩挑背磨留给她的“纪念”。拼成型的端阳包还要往里装“端阳香粉”，母亲手指粗，她小心地用三个指头轻轻捻一撮，灌进香包里，再补一小撮，凑到鼻尖闻闻，深深吸一口气，一股陶醉的样子。
别小看这些无用的碎布条，母亲却能把它们做成各式各样的“鸡心”、“小猴子”、“荷包”，心形的、方形的、颜色各半的、浑然一色，一一在她妈妈手中开了花。特别是那“小猴儿”，圆呵呵的头，四肢合抱，还有调皮的尾巴，真是爱不释手。年轻时的母亲大多在农田里奔忙，无论多忙，她都要在端午那天放下农活为我们赶做端阳包，那一串端阳香包挂在我们胸前，引来小伙伴的围观，他们用手摩挲着端阳包，凑近鼻子贪婪地呼吸，“好香啊！”恨不得这串香包挂在他们自己的胸前。这端阳香包当然也成了儿时小心翼翼的珍藏，洗衣时，将它从纽扣上解避免打湿；睡觉时将它挂在床头，临睡前还要使劲闻闻那股子药香，再枕着香味入睡。那端阳香包就这样伴随着我们三姐弟的童年与青春，直到现在，母亲说那是避邪的吉祥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
端午是母亲的端午，她为这个日子调制了特有的味道，因了她的坚持，我们不敢怠慢端午，反而有了期待，有了向往，于是端午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