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的一生充满着传奇和争议，他是中共早期党组织重要领导人，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的亲历者、见证者。
在北大，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志趣相投，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五四运动后，他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北京、巴黎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和李大钊。
他与毛泽东同年出生。作为同龄人，他们在北大的地位悬殊。张申府代理北大图书馆事务时，毛泽东在图书馆当临时管理员。解放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张申府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是数学家、哲学家，他追随罗素，以“中国的罗素”自居，他的哲学充满着改造世界、改造人生的激情，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
他们追求民主科学，忧国忧民，他们曾经奋不顾身投入革命洪流，在挫折中脱离革命，他的心路历程是这一时期中国“左派”知识分子的缩影。
1 “罗素研究中国第一人”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直隶省献县（今河北省）人，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担任民国国会众议员。当时全国众议员600人左右，当选众议员的都是当地名望。在这样家庭背景下，张申府和弟弟张岱年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张岱年后来成为近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看来哪个时代都需要拼爹。
1913年，20岁的张申府中学没毕业就报考北大预科，结果考上了。当时预科要读三年才能升入本科。预科读一年后，张申府觉得预科消耗时光，不如直接报考北大本科。他原想考北大理科，但考理科要有中学文凭，张申府中学没毕业，不能报考理科，只能报考文科。无奈之下，张申府就考北大文科。北大不是你想考就考上的，但张申府说考就考上了，这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
张申府在北大哲学门（后来改称系）读了两个月，又如愿以偿转入数学门，他如何做到呢？
张申府自称“好名、好书、好女人”，“好名”“好女人”固然不是好事，但好书绝对是难能可贵的好事。那时，蔡元培还没到北大，北大的学生爱的不是书，而是到八大胡同找“失足妇女”吃花酒。而张申府读预科时，经常到北大藏书楼看书，而且看外文原著，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北大数学门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每次到藏书楼，都看到张申府在看书，对这个学生分外关注。张申府在哲学门读两个月后，找到冯祖荀，提出转系的请求，冯祖荀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张申府的运气实在好，而好运气源自勤奋。
可是，费了一番心思转到数学门后，张申府发现自己原来爱的竟是哲学，特别是读到罗素的书之后。这也不奇怪，很多人都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原来失去的才是至爱，想方设法得到的反而不是自己想要的。
张申府回忆：“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美国新出版的图书在北大很快就可以查阅，可见北大对外交流的快捷。罗素是哲学家，更是数学家、逻辑学家。一般人，懂哲学的不懂的数理，懂数理的不懂哲学，而数学专业、哲学爱好的张申府恰好能看懂罗素的书。
“发现”罗素后，张申府花了三年时间，看遍所有与罗素有关的书籍、文章，成为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 1920年，罗素访华时，张申府将自己编好的罗素书目送给罗素过目，罗素看过书目感慨道：你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啊！张申府与罗素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张申府总结：“关于为学读书，我特别愿意告诉你一个‘专’字。本来，凡事，‘专’都是最首要的成功诀。读书为学，也不外是。一个人要容易有成，那就最好只干一样事。”
一个人专心于事必能成功，专心于情必能幸福，但世间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2 新文化运动干将
1917年对北大来说是脱胎换骨的一年。1917年1月，蔡元培履新北大；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入驻北大，胡适、李大钊等先后入职。
潜心研究罗素的张申府，1917年本科没毕业，就到北大预科当助教，教数学和逻辑学。大学肄业就也能在北大任教？这在当时的北大不足以为奇，钱穆、刘半农中学肄业；张申府的中学同学梁漱溟中学毕业；陈独秀是前清秀才，虽游学日本，但没取得大学文凭；胡适到北大当教授时，博士学位还没拿到。只要你有足够的才华，蔡元培不在乎你的文凭。
胡适说，北大新文化运动是“三只兔子”搞起来的。这“三只兔子”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属兔，依次相差12岁。受到“三只兔子”的影响，张申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张申府不仅协助《每周评论》编务，还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撰写了约50篇文章。他思想解放、文笔生动，名噪一时。
陈独秀说的“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被青年人信奉为救国良药，张申府也深受感染。
张申府说：“我觉着，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我相信弄科学，最是中国今日根本之图。中国人坏到这个样子，中国人麻木到这个样子，中国人敷衍苟且，不耐烦，不讲理，急功贪小便宜，到这个样子，这也非拿一个非不敷衍、非讲理、非耐烦不成的科学来治他不成。”中国人多，问题也多，这个无可讳言。不过，动不动就拿一部分中国人劣迹当作全体中国人劣根相提并论，这个毛病可不好。
1920年，罗素访华轰动中国，罗素在中国被认为与列宁、威尔逊并列的世界三大伟人之一，这与张申府的大力鼓吹分不开。罗素访华前，张申府为他写了十余篇文章，出了一本专刊。
张申府对罗素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他真乃最切实、最重事实的哲学家。”“罗素哲学地位的优上又不但在英而已，今日进步的可靠的哲学者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么？论他的高深精微，论他的广大洪博，今日全世界的哲学家实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就同现今没有一个英人能胜过他的散文能力一样。”
在抬高罗素的同时，张申府不忘打脸胡适的偶像杜威：“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常主义。”
张申府说：“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比如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
五四运动前后，张申府开始介绍俄国革命，宣传社会主义。1921年7月1日《新青年》刊发张申府《英法共产党——改造中国》一文，提出“实行极端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改良农业”，“兴发工业交通”的改造中国方案，“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又应了的希望”。有人说，这是中共党人最早提出的“中国梦”。
早期革命家、“中国托派分子”郑超麟后来在接受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的采访时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你父亲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3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发起人
在中共创建初期，张申府可谓中共“元老”，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若要“论资排辈”，张国焘、毛泽东算是他的学生；张申府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要不是张申府背离了初心，以他的个人才识和与中共领袖的关系，他在党内的地位无疑是“显赫”的。
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到北京组织湖南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在北大图书馆当书记员。李大钊外出的时候，张申府代理北大图书馆长职务，一度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五四运动后，张申府协助李大钊组织和指导各地进步青年社团，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等天津学生领袖以其“觉悟社”积极参加。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党组织后，李大钊也筹建北京的党组织。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是北京党组织的发起人。
1920年9月，张申府在上海接待罗素，并多次拜会陈独秀。陈独秀和他商讨建党事宜。张申府往返京沪间，成为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重要的信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
4 周恩来、朱德入党介绍人
在前往法国的轮船上，张申府见到刘清扬。他乡遇自知己，张申府和刘清扬无话不谈，很快形影不离。张申府回忆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
刘清扬是第二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入党时间仅次于1920年11月加入中共北京早期党组织的缪伯英。
有人好奇：张申府为什么把自己的爱人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其实，这是早期发展党员的主要途径之一。当时，党的工作是秘密的，只有最信赖的人才能发展党员，发展党员首选自己的亲人、同学、同乡、好友、师生。毛泽东与杨开慧、周恩来与邓颖超、蔡和森与向警予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毛泽东与毛泽民、毛泽覃，蔡和森与蔡畅，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等是兄弟姐妹关系。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觉悟社的成员很多都成为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与各地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的差不多都是师生关系，张申府、张国焘、毛泽东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张申府回忆，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先和周恩来谈话，然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陈独秀表示同意就算入党了。
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党员的手续比较简单，没有填写入党志愿书，也没入党介绍人、入党宣誓的说法，只要发起人得到陈独秀或李大钊的委派，并将党组织情况汇报陈独秀或李大钊即可。发起人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开会，宣布党组织成立、大家都是共产党员了。如果说谁是这些发起人的入党介绍人，那就是陈独秀或李大钊。上海和广州的党组织是陈独秀亲自发起，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发起党组织得到陈独秀的委派；北京的党组织是李大钊亲自发起，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发起党组织得到李大钊的委派。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为抗议中法大学拒绝接收勤工俭学学生，张申府辞去中法大学教授职务。张申府在中法大学的月薪是800法郎。当时无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一个月能领到150法郎的生活补助维持最低生活保障。800法郎月薪可以让张申府在巴黎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张申府毫不犹豫就辞职了，与勤工俭学学生共进退。换一个角度看，张申府辞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如坚守中法大学阵地，秘密扶助赵世炎、周恩来等勤工俭学运动，中共在巴黎反而有一个稳定的革命据点。从这可以看到张申府“宁折不弯”的个性。
没有没有800法郎的收入，张申府在巴黎的经济徒然紧张起来。战败后德国马克贬值，房租和食品等成本比法国低很多，很多勤工俭学学生转移到德国。1922年初，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等抵达德国柏林，赵世炎仍留在法国。此时，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发展到八人。
张申府回忆：“ 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孙炳文到了德国，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秋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成立时，张申府任书记。张申府完成陈独秀、李大钊托付的在旅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任务。
[参考文献]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所忆——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舒衡哲[美]:《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雷颐:《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张复:《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回忆周恩来入党经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