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让他解脱？

几年前，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生态学家大卫•古德尔选择了安乐死。其时也，老先生还活得好好的，能挤公交，能坐火车，能搞科研，能演戏剧，能打网球。刚由子女们簇拥着唱了happy birthday to you，却在一个月后，以“生活质量正随着衰老而急速下降”这么个无厘头的理由，跑去瑞士一个诊所做了自行了断。看了他的赴死之旅，我写了一篇文章——《生无可恋之后》。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形容一个人对活着至大至深的绝望，没有比生无可恋更甚更决绝的了。”

然而，不想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自由的死。纵然你已生无可恋，不让你死的人还多着呢。即便你活得猪狗不如，无论你想主动的安乐还是让人协助着安乐，都为人心与法律所不许。

近日读《南方周末》，看到一篇说安乐死的记者访谈，文中提到一部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改编于真人真事，搜来看后，很有些惘然。

那是一个真正因生活质量急速下降而不想活的人寻求安乐死的故事。

主人公叫拉蒙，年轻时在海边跳水触折了颈椎，高位截瘫，除了个脑袋能动全身知觉全失，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就这样活了“28年4个月零几天”。用他自己的话说，过着“地狱般没有尊严的生活”。影片没有过多的描述渲染活着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种种麻烦和痛苦，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个高位截瘫者是如何的生不如死，又是如何的让一个普通家庭心力交瘁。

相信每一个坠入地狱般没有尊严生活的人，都不止一次的希望通过结束生命从而结束痛苦。影片中的拉蒙和现实中的拉蒙，为能安乐死，上电视节目，走法律途径，用嘴叼着笔写出本《地狱来信》，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和想要结束生命的迫切心情。然而，宗教不允许，法律不允许，家人不允许。

看到这些，我一直有一个问题：都这样了，为什么不让他解脱呢？基本的答案应该有这些：宗教的——人生而有罪，受罪即是赎罪，自杀是逃罪；法律的——活着是天赋人权，协助死亡即是谋杀；人伦的——血缘亲情难以割舍，好死不如赖活。所以，愿意帮助他解脱的都是在作奸犯科。

影片中，一个身有重疾的女律师茱丽叶自愿帮助拉蒙向法院申请安乐死，整理出版了《地狱来信》。在这个过程中互生情愫，约定待书印发后一同赴死。然而最终爽约了。但另一个叫罗莎的女人助他达成了心愿，这个女人在现实中叫雷蒙娜。“真正爱我的人是帮助我安乐死的人”，他这样诱导罗莎。

现实中的这个小镇青年卧床28年，把自己活成了哲学家，犯罪学家。和他种地养牛的爷爷哥哥成了两类人。求死的过程作了精心的脱罪设计，将获取药物的步骤分成了11个环节，由其他朋友分别行动，以免去每个人的罪责。而雷蒙娜在警方调查和法庭上都行使了缄默权，因证据不足，也没有被定罪。

2005年，影片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由此被更多人知道，與情推动了西班牙安乐死立法进程。2021年3月18日，西班牙经过最终投票，通过了安乐死法规。世界上由此又多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活着受罪还是幸福死去的国家。

生死的事，从来都是大事，但并非从来都是自由的事。对于一个生无所恋的人，能否自由地决定生死，一个人道的社会，应该给出人道的解决方案。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那是对健康人而言。对于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地狱般没有尊严生活的人，让他死，协助他死叫做行善。不能因为宗教的，法律的，人伦的原因而不许他解脱，让个体、家庭背负经济与伦理的包袱负重前行。

人都是要死的，差别只在早几年，迟几年。像古德尔，如果没有感到生无可恋，或许还可以在“生活质量急速下降”中活几年，但很可能会活得毫无尊严。所以他决定在尚好的时候结束与这世界的纠缠，体面的死去。而拉蒙，经历了28年地狱般没有尊严的活着，继续活着，地狱也变不成天堂，死对自己，对家人便是解脱，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日本记者宫下洋一说，美国医生曾总结出一个4w规律，即在美国这样多族裔的国家，富裕的（wealth）、白种的（white）、高学历的（welleducated）、焦虑的（worried）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安乐死，亚裔和拉丁裔则很少选择安乐死。宫下洋一认为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別，而我认为这是英雄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区别。毅然赴死与好死不如赖活，是两种文化，前者更悲壮，后者更乡愿。问题是美国的法律好像也不允许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