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件很巧合的事，有一个省委书记叫陶鲁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帮过两个后来蜚声全国的姓名带“贵”字的人。人们开玩笑说，陶书记一个人成就了两个“贵”人。
陶鲁笳1917年2月出生，江苏溧阳人，早年就读于江苏溧阳私立同济中学、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后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其间曾回乡任小学教员。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先后任太行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53年6月，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新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36岁创下这一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发现陈永贵并向中央和毛主席举荐
陶鲁笳在山西主政12年，口碑颇佳。特别是他发现陈永贵、推进全国学大寨活动，倍受称道。
陈永贵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带领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一级级水平梯田，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特别是1963年重大洪灾之年不伸手，做到“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1964年虎头山植树 陶鲁笳中 陈永贵右
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及时给予肯定、表扬，并在全省广为宣传，号召学习大寨艰苦奋斗，改变山区面貌的先进事迹。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陶鲁笳在专列上汇报了山西全省情况后，着重讲了大寨。主席对陈永贵“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给予肯定，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当汇报到大寨在1963年抗洪救灾中，不要国家支援、依靠集体力量重建家园的情况。主席对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很重视。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陶鲁笳把名字写出来，说陈永贵50岁，42岁扫盲，还讲逻辑。这时，毛主席以肯定的语气说，穷山沟出了好文章！高兴地问：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 陶鲁笳和随行人员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交给了他。主席说：“我要先看一看“。
随后，决定8亿农民15年命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陈永贵也从太行山山沟里，进入中南海，从支部书记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切，与陶鲁笳的发现、举荐是分不开的。
陶鲁笳成就的第二个带“贵”字人，就是主持修建红旗渠的杨贵
修红旗渠是在河南，怎么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有关呢？其实关系还大着呢。
红旗渠是从山西平顺县一个叫侯壁断地方作为引水点，从侯壁断到河南地界有20多公里，如果山西省不表态，红旗渠就开不了工，如果山西省不同意就没有红旗渠了！
要跨省修渠调水，没有山西省的支持肯定是做不到的。1960年1月下旬，杨贵给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林县人民缺水的痛苦。这封信不是寄出的，而是派县里的农工部部长王才书专程送达郑州。
1960年1月27日，正是农历除夕，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秘书长戴苏理联名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等人写信，希望山西省委能够对林县从平顺县调水修渠予以支持。
拿到省领导的亲笔信后，杨贵要求王才书连夜乘火车赶往山西太原，几经周折才把信交到了山西省委领导手里。
杨贵趁春节之际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打电话拜年，恳请曾在林县工作过的他帮助协调解决。
山西省了解情况后，于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陶鲁笳召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等专题研究林县从山西境内引漳河水的问题。会议不但一致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还当即与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联系，指示他们协助林县引漳入林工程，同样缺水的山西向林县人民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
这就是当时毛主席思想哺育下的干部，没有本位主义，只要觉得对人民有利，不管是哪里管辖，都会无私帮助和支持。而且效率之高也是值得称颂的，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陶鲁笳身上的一个体现。
在整个修渠过程中，山西平顺县和沿线社队勇于牺牲自我利益，对林县人民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他们划出土地、分流河水、忍受建筑干扰、提供住地和材料等等，凡是林县需要的平顺县都竭尽所能。
后来，陶鲁笳与杨贵谈起当年山西省委研究引漳入林工程时，感慨地说：战争年代，我在林县工作过，知道林县缺水的苦难。
我曾给晋东南地委的同志说要大力支持红旗渠，平顺县委领导来省里开会，我也给他们讲，林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定要当自己的事来做。杨贵说：陶书记人在山西，却心系河南，没有陶书记支持，红旗渠就不可能开工，也就没有红旗渠了，林县人民非常感谢陶书记！
陈永贵与杨贵
今天，我们说六、七十年代是个艰苦奋斗的年代，大寨陈永贵和林县杨贵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如果当年不是陶鲁笳书记的慧眼识人，着力举荐，不可能有陈永贵后来的叱咤风云，如果不是陶书记的高风亮节，大力支持也就不可能有红旗渠的修建和杨贵的功成名就。
陈永贵、杨贵精神可贵，陶鲁笳功莫大焉！正如陶鲁笳为杨巨奎同志题写“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一样，陶鲁笳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