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华问渠
来源丨《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一）
吾家原籍江西，清康熙间，祖人以行医来黔，两世而后，医道巾辍，后代以负贩食盐为主。迄先祖联辉号柽坞，仍继续业盐。适黔人丁葆桢任四川总督，特聘先祖赴川筹谋整顿盐政。后先祖承担黔边仁岸盐号一所，名永隆裕，告辞回黔，自行经营。
先祖一生，克已甚严，乐人为善，常刊印《六事箴言》及《菜根谭》诸书多部，分赠亲友，出门则挑载以从，遇有相信之人，即便赠送，以励德行。因赠送既多，感到刊版不便，闻上海巳有活字印刷，特选派同乡某某前往学习。不意所派非人，只图个人眼前私利，舍印刷而改学修理钟表，且不还乡。先祖之志未达，遽尔逝世。
先父之鸿号延厘，继承先祖遗志，以商以读，后曾任仁怀厅儒学训导。时永隆裕盐号经营数十年，颇有积蓄。先父以贵州地瘠民贫，欲为地方谋一点福利。会清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同时提倡兴办工业。适有乡先辈唐尔镛号慰慈、任可澄号志清，约先父创办。贵阳中学堂”，逾年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唐先生任监督，越年，先父亦任监督。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是下定决心，作抛砖引玉之图，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时有遵义人田庆霖号雨亭，具干练才，办理遵义府遵义官书局中，为遵义中学印供讲义，成绩甚佳。先父商得田君及遵义府太守袁季九之同意，遂邀田负筹办之责。
（二）
一八九八年，田庆霖君率领学生二人，远赴日本东京，先行购得铅印部分全套设备，计有铅印对开机四部，四开，六开印机各二部，圆盘机四部。铸字排版部门，电镀制模纸型俱全。踩炉二部，手摇炉五部，书边铅条刨床—二部，切铅条刀一部。铸字铜模，宋体字、楷体字头号至六号铜模；日文、英文头号至五号铜模，楷体及印刷体各号俱备。此外，标点符号、大小花边，均属齐全。装订部分，切纸、切书刀，洋装圆背、烫金、打排眼、挂线等机，应有尽有。逾年运到，即着手安装。
至于技术工人，田君于去日本之前，即在遵义招有学生七十人，附学于遵义官书局，并且铸字、印刷、装订都各聘有教师训导。以故，机器一到，将学生调省，由教师指导，从事安装。工作进展神速。
文通书局印刷厂房，设置于贵阳市中心王家巷（今勇烈路）。首先第一部印刷之书，为乡前贤郑子尹先生所辑《播雅》。
田君待铅印开工之后，又另率学生三人，再赴日本东京，采购石印部分，又购网全张纸石印大机一部，对开机一部，落石、制版机二部，手机五部，石油动力引擎二部，轧墨机二部。并聘有日本技术工人三人，来局指导。所派去之学生，指定学习影印，及制造锌、铜版。三色玻璃版，及雕刻金属等。需用照相机及药品，均备置齐全。石印部分首先印刷之书，为影印英文教科书。彩色印刷为本局成立刊发了广告。
开工后所用纸张，舶来品占大多数，至于国产毛边、龙章、宣纸之类，为数不多。
书局之组织，先父任局主，田庆霖君任经理。工务部分，有铅印部、铸字部、检排部、装订部、影印及金属制版部。石印部分，有石印绘图部、制版部、石印机器部，每部设部长一人，管理本部工作分配及记录工作与业务情况。部长之上，均各设教习一人，教导技术。另有校对室，专司校书缮写。事务部分，只有一人负银钱出入之责。无论创办资金、营业收入、按月工薪支付，原材料收购，伙食杂用支出等等，统系此人负担全责。另派数人帮同写算，兼作门市营业。此外，一人专负当地采购零星材料，以及办理伙食等杂务。仓存购进整批材料之保管取用，别有专责保管登记三人。
全局机器之运转，除石印大机使用石油引擎而外，其余无论大小机器，概赖人工摇动，有副工若干入专司其事。伙食一日三餐，全部由书局供应。职工全部住宿局内，厨房供应菜饭。负责全局各地清洁卫生的工友，经常有十人以上。工作方面时时需要木工，制作大小木料制件，复经常雇用木工二、三人。开局之初，全局职工，约有一百人左右。
职工之待遇，除局主不支薪外，日本技工订有合约，其余教习、部长，统系每人每月生洋十五两或十四两；技术工人，由六两至十两，按其技术之情况酌定；学徒每人每月发给浆洗费铜钱一千文；校对员等于部长；副工每人每月生洋四两；事务部分的职员等于技工；厨房杂务各工友二两至四两，视事务之繁简酌定。
创办之初，但求设备完全，资金并无限制。就机器之购买与搬运而言，由于当时贵州公路未通，凡属外购机器、材料，纸张等，均由日本起运至上海，再由长江溯流轮运到重庆后，便需改用人力或马驮运来贵阳。一般小件起码需时十六、七天；至于六抬、八抬，则需二十余天；十二抬以上；需时尤多。故搬运费用超过购置费用。此外购置和修建厂房宿舍以及往来旅费等等，截至铅、石两部完全开工之日止，总计花费资金约生银二十万两左右。
（三）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贵州亦于是年秋间宣布反正，成立贵州军政府。不久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全国政治面貌，有所变更，陆续颁布了许多新的政令，都必需广为传播，普告全国。各级政府推行政令和财政税收所需一切票据、文件、表册等，都要随时赶行印刷，贵州军政府并未办有印刷厂，凡有印件，均委托文通书局代印。袁世凯：窃国称帝，滇黔首义，兴师讨逆，财政收入不敷，曾委托文通书局代印黔币三百万元。当时新闻杂志，政府公报，民办日报，以及民众团体定期刊物等，印件日益增加。原有工人不敷应用，乃陆续招生训练，兼收女生。新生学习时间，并不额定三年，只要专心学习，基本能独立操作，即视其能力之强弱，酌给适当工资，以资鼓励．此时最感困难者，乃纸张供应异常紧张。
华之鸿
文通开工以来，用纸多向省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而且质量规格多不合需要。只有派人四出采购本省生产的纸张，如都匀、遵义、郎岱、兴义之构皮白纸，绥阳之竹料纸。但质量粗劣，尺码参差，大小宽窄不一。经协助改进，勉强可以济用。但因各地造纸坊户，概属农村副业，农忙时间即便停产，故随时仍感供不应求。为彻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文通乃特派人赴四川夹江，雇请多名手工抄竹料纸工人来黔，与在修文西山地区僧庙住持，签订合同，租借厂地，于山上华严寺、瞿昙寺及山麓小鹿窝三地，成立了三个手工造纸厂。收购山上竹木，以作原料、燃料之用。合计三厂纸槽，约有三十余架，正、副工近百人，每日可产纸三万多张，名曰西山纸．随后有西山厂工人去黔西天灵寺，仿照西山纸办法，造出一种竹料纸，名曰天灵纸。西山、天灵两种纸张，质地均紧细光滑，而且系专业造纸，产量稳定。其他各县之构料白纸，经文通派人协助改进操作后，质量有所提高，亦渐能符合需要。普通印件用纸问题，至此大致得到解决。至于精致印刷，以及必需的重磅套色纸张，仍感困难。先父乃请田庆霖君，又率学生数人，去日本采购造纸机器，准备自行设厂自造。经过数年奔走，略有眉目。乃就大南门外虹桥，成立永丰机器造纸厂，于一九一九年正式开工。用木料、稻草、构皮、竹料、废纸等作原料，造出了超贡、超光、庆霖、混同各种厚薄纸张，质量甚佳，在全国造纸业中，独树一格。惟是造纸机耗费甚巨，田庆霖君复去上海，聘请制造机器的技术工人，自行绘图、设计制作。田君尚拟重赴日本入造纸机器制造厂学习，旋因病未果，后竟客死上海。
袁世凯败死而后，中央政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各省军阀，据地自雄。连年相互混战，军用自感不足。于是，不惜增加苛税，以至民生日惫。贵州自不例外。文通在此情况下，乃决定营业方针，即在托印件较少时，便从事翻印地方文献，意在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计先后印成如《巢经巢诗钞》，《母教录》，《鄙亭诗钞》、《桐埜诗钞》、《平黔纪略》、《成山庐稿》、《并陇纪程诗》、《四川官运盐岸汇编》、《农政全书》，及贵州通志局后改为文献征辑馆托印之《黔南丛书》，每集十本，共印八集。随后又代印续修《贵州通志》整部，计有一百零五册。此外约有十县，委托代印地方志。后来又接受委托，翻印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为数亦多。
（四）
二九二七年，书局增设图书部，专事贩运京沪各书局及出版社发行的教科图书、文具、体育用品等来黔，供应文教界采用。先与上海中华书局订立合同，由文通担任该局对贵州推销各级学校教利用书。在此之前，惟赖商务印书馆在贵阳所设分馆一家供应。但因国内战事不休，运途多阻，教科书运到过迟，甚至有整个学期已经终了，而教科书犹未运到，教育界深以为苦，而莫可如何。自文通代销中华书局教科书后，重视时效，供应情况有所改善。于是，上海之世界、开明、大东各书局，先后亦委托文通代为推销其出版物。因之商务印书馆之业务，遂为各书局所分润，较之过去一家独揽，营业自然锐减，便决定撤销贵州分馆。惟该馆历史悠久，出版书籍亦多，若果听其断然离去，则对贵州书业之繁荣不无影响。文通乃特向该馆商洽承顶，另行约伙筹设商务印书馆贵阳特约经销处，代该馆继续在贵州推售。至此，凡属国内书局出版之图书，文通均可运黔代销。贵州文教界从此不特有书可读，而且有取舍之余地，咸谓为文通对地方文化之一大贡献。
一九二九年春，天候亢旱，因储藏包运书籍之油纸保管不慎，突然起火焚烧，适当例假日，抢救不及，致将印刷厂房烧毁十之七、八，铅印活字，完全熔化。所幸铸字铜模，损伤不大，印刷、装订、铸字各种机器，亦无多大毁损。石印部门，得免波及。总的情况，是铅印部分有待于恢复整理，一时不能继续工作。当时承印政府文件，自然不能中辍；而承印的一份大型日报，若果停歇，社会势必顿成喑哑。尤其机关办公以及财政税收票据之类印件，每日必需，不容延缓。公私各方，交相督促，希望文通早日复工；而文通本身，亦感到对社会责任綦重，亟当努力恢复。但铅印厂房一时赶修不及，乃将铅印部门暂迁至东门附近大觉精舍，轮派工人，日夜赶铸铅字。日报改用石印，减少篇幅，日出一大张；政府公报则转托湖北宜昌印刷厂代印。经三个月的努力，设备始逐渐恢复。是年秋，贵州省政府拟办地方银行，委托文通代印凹凸版钞票一百万元。
文通特派人到上海雕刻原版，顺便购回铅印对开机两部，大元盘机两部，硬印机四部，电镀用一瓧发电机一部，空气爆炸柴油机引擎一部，以充实生产能力。印完钞票后，于一九三七年，就被烧厂房原址，将厂房修复，仍将铅印部门迁回原地，业务渐趋正常。
从一九三五年起，蒋介石政权控制了贵州，国民党各派人物，分居省政枢要，为争权夺利，每暗中相互抨击。各办有大型日报一份，借报纸作为攻诘对方的工具，而这些报纸又都是委托文通代印。其后随伪中央军来黔者，还有许多文化人，亦兴办小报多种，同样系文通代印。加上其他印件，工作之紧张繁杂，莫过此时。工人增至四百以上，仍感不敷用，尚需去重庆雇聘检排工人多人来黔帮助。但一切印刷、工料等费用，均先垫付，事后又未能如期收回，宕延日久，积欠愈多。而且政权经常易主，欠费往往随之化为乌有，文通以此受累至深，欲谢绝承印而不可能，甚至有派兵持枪迫令代印之举。然而全局职工一日三餐，未能或缺。不得已，认息挪借，以维现状。数字既大，为时不短，举债亦难。只好谋诸职工，节衣缩食，共度难关。工资不能按月关发，仅就实际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吃油肉。职工之穷困，可谓极矣。先父一九三二年逝世之后，我负责文通之经营管理，回忆当年遭受反动统治者之种种压迫，迄今犹觉心悸。
（五）
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以来，蒋介石持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沿江、沿海一带国土，相继陷敌。很多文化教育机构和工商企业，纷纷向贵阳搬迁。即以出版印刷事业而言，上海之商务、中华、开明各书局，均在贵阳成立分局，文通以前代理各局之推销业务，均由其自行办理。同时由各地迁来彩印、铅印、大小印刷同业，不下十余家。而贵阳地区业务有限，骤然增加许多书店和印刷厂，营业自不景气，文通书局亦深受影响。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贵阳遭受日寇飞机轰炸，市中心顿成焦土。文通乃暂迁至大西门外华家山继续开业。
此时，黔人马济华（曾任教育部秘书长）、谢六逸（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均为文化教育界颇负盛名者，两人皆随大夏大学迁至贵阳。我为发展文通业务，乃商谋马、谢两君，筹组编辑所，为文通增添出版部门。马、谢两君应允之后，特将文通原有机构，另行改组，采取总管理处制。我任总经理，聘蓝平辅君任协理，负责统筹全局一切事宜。下设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机构，分工负责。马济华任编辑所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马在大夏担任总务长，兼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务，不时往返川黔，因便代文通向各方面学人广事宣传联系，由文通书局发出聘书，聘为编辑、审查委员等之专家学者达三、四百人，并陆续交来稿件很多。谢六逸经常住所，偕张永立，浦鸿基主持编务。
文通改组后，曾编印综合性《文讯月刊》一种，报道学术动态以及国内外重要事件，还刊登一些出版消息。闻一多之死，曾出专刊以悼之。不期年，文通出版书刊，包括大学从书、夫文，教学、理化，建筑工程、铁道各方面著作，尤其于医学方面较多，总计二百余种。为了争取学术地位，对黄色书刊稿件，一律谢绝，亦不接受印刷。还编印发行了小学教科书语文，算术两种课本。业务由是蒸蒸日上．但资金方面，确实深感不敷。我乃下定决心，集中一切力量，务期将文通办好。于是陆续变卖我家祖传之不动产，以资济用。
后来伪教育部为了统一编印发行“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乃指令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文通等七家书局，组成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供应数函按各局资历和资金情况协商分配。计商务、中华、正中各占百分之二十三，世界、开明、大东、文通依次分别各占百分之十二、九、七、三。用纸均由伪教育部贷给外汇，统一向国外进口。文通在“七联”负担供应任务的比例虽小，但从全国统计，为数仍大。为搞好发行，除增设驻渝办事处外，并且设了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个分局。
一九四三、四五年，编辑所正、副所长马济华，谢六逸两君先后病逝，乃于四六年聘顾颉刚、白寿彝为编辑所正副所长。顾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学家，当时在重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伪中央参议员；白寿彝亦系历史学者，在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这时，全国学者多集中重庆，编辑所乃由贵阳迁渝。所内实际工作，白君负责较多。但昆、渝相距遥远，往返不便，又决定将编辑所再由重庆迁到昆明。
一九四六年，“七联”迁沪，文通乃增设驻沪办事处，先后又设上海、长沙、广州三个分局。编辑所由昆明迁至苏州，副所长白寿彝辞去云南大学教授职务，常往苏州，协同所长顾颉刚主持文通编务，继续出版学术性新书数百种。书籍印刷，除由贵阳本局印刷厂自印外，并在上海委托他代厂印。编辑所同人中，具有先进思想者颇不乏人。迫于反动统治淫威，不敢公然暴露，特选印外国译本，输送先进思想，每于《文讯》月刊中，转载国外评论，暗示国人。
反动统治临近崩溃一、二年间，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物价日增。文通经营，常常感到周转不灵。此时不动产变卖殆尽，全局薪金伙食之费，刻不容缓。迫不得已，只好出付重息，设法贷款，维持现状。末了，反动政府以改定国家金融、实行金本位为名，发行金元券、银元券，规定旧日货币，须四百元方能折合新券一元。文通借贷之款，除按当时反动政府规定折还而外，别无可偿之物。许多亲朋，不免遭受拖累。至今每一念及，无不介介于怀也。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文通驻沪办事处与内地联络常生梗阻。编辑所同人，多离开本所另就新职，于是编辑所无形停歇。是年冬，贵阳解放，文通印刷厂及各地分局，虽仍照旧开办，但鼎革之初，社会仍处动荡之中，业务稀少，欲其安定恢复，必然有一定之过程。当时收入不敷抵偿支出，深感维持之不易。
（六）
一九五〇年秋，中央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文通曾蒙大会特邀参加。此次大会决定，今后出版，应由出版总署统筹主持。各书局之出版稿件，必须呈送出版总署审定方能出版。并由各书局先行认定出版科目，报署存查。文通承诺继续出版医学书籍。至于各书局原设各地分局，统行合并，同时改组发行机构。文通因分局无多，以后合并改组之会议，便未参加。不久，文通之上海分局，并入卫生出版社；广州、重庆分局，参加当地联营；成都、昆明分局，则申报停业。贵阳总管理处、印刷厂、分局，因资金竭尽，且有债务无法清偿，当造具资产负债清册（除文通企业以外，我家所有在云南个旧锡务公司，中国银行、世界书局、四川建国机器造币厂等股分，一并列入资产之内），呈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处理。荷蒙政府派遣工作小组到局清理，并准予接收。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
贵阳文通书局，自一八九八年创建，迄一九五二年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经历五十有四年。原有文通业务记录多半散失，上述概况，仅凭我个人记忆，语焉不详，只其概略耳。
一九六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