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華問渠
來源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一）
吾家原籍江西，清康熙間，祖人以行醫來黔，兩世而後，醫道巾辍，後代以負販食鹽為主。迄先祖聯輝号柽塢，仍繼續業鹽。适黔人丁葆桢任四川總督，特聘先祖赴川籌謀整頓鹽政。後先祖承擔黔邊仁岸鹽号一所，名永隆裕，告辭回黔，自行經營。
先祖一生，克已甚嚴，樂人為善，常刊印《六事箴言》及《菜根譚》諸書多部，分贈親友，出門則挑載以從，遇有相信之人，即便贈送，以勵德行。因贈送既多，感到刊版不便，聞上海巳有活字印刷，特選派同鄉某某前往學習。不意所派非人，隻圖個人眼前私利，舍印刷而改學修理鐘表，且不還鄉。先祖之志未達，遽爾逝世。
先父之鴻号延厘，繼承先祖遺志，以商以讀，後曾任仁懷廳儒學訓導。時永隆裕鹽号經營數十年，頗有積蓄。先父以貴州地瘠民貧，欲為地方謀一點福利。會清廷停止科舉，興辦學校，同時提倡興辦工業。适有鄉先輩唐爾镛号慰慈、任可澄号志清，約先父創辦。貴陽中學堂”，逾年更名為“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唐先生任監督，越年，先父亦任監督。因思貴州交通阻塞，新知識傳播到黔，曠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則貴州文化，将永遠落于全國各省之後。若欲傳播新知識，端賴書籍，莫若創辦一所規模較大之書局，既可繼承先祖未竟之遺志，且印刷廠可以容納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業之旨。于是下定決心，作抛磚引玉之圖，創辦了“貴陽文通書局”。時有遵義人田慶霖号雨亭，具幹練才，辦理遵義府遵義官書局中，為遵義中學印供講義，成績甚佳。先父商得田君及遵義府太守袁季九之同意，遂邀田負籌辦之責。
（二）
一八九八年，田慶霖君率領學生二人，遠赴日本東京，先行購得鉛印部分全套裝置，計有鉛印對開機四部，四開，六開印機各二部，圓盤機四部。鑄字排版部門，電鍍制模紙型俱全。踩爐二部，手搖爐五部，書邊鉛條刨床—二部，切鉛條刀一部。鑄字銅模，宋體字、楷體字頭号至六号銅模；日文、英文頭号至五号銅模，楷體及印刷體各号俱備。此外，标點符号、大小花邊，均屬齊全。裝訂部分，切紙、切書刀，洋裝圓背、燙金、打排眼、挂線等機，應有盡有。逾年運到，即着手安裝。
至于技術勞工，田君于去日本之前，即在遵義招有學生七十人，附學于遵義官書局，并且鑄字、印刷、裝訂都各聘有教師訓導。以故，機器一到，将學生調省，由教師指導，從事安裝。工作進展神速。
文通書局印刷廠房，設定于貴陽市中心王家巷（今勇烈路）。首先第一部印刷之書，為鄉前賢鄭子尹先生所輯《播雅》。
田君待鉛印開工之後，又另率學生三人，再赴日本東京，采購石印部分，又購網全張紙石印大機一部，對開機一部，落石、制版機二部，手機五部，石油動力引擎二部，軋墨機二部。并聘有日本技術勞工三人，來局指導。所派去之學生，指定學習影印，及制造鋅、銅版。三色玻璃版，及雕刻金屬等。需用照相機及藥品，均備置齊全。石印部分首先印刷之書，為影印英文教科書。彩色印刷為本局成立刊發了廣告。
開工後所用紙張，舶來品占大多數，至于國産毛邊、龍章、宣紙之類，為數不多。
書局之組織，先父任局主，田慶霖君任經理。工務部分，有鉛印部、鑄字部、檢排部、裝訂部、影印及金屬制版部。石印部分，有石印繪圖部、制版部、石印機器部，每部設部長一人，管理本部工作配置設定及記錄工作與業務情況。部長之上，均各設教習一人，教導技術。另有校對室，專司校書繕寫。事務部分，隻有一人負銀錢出入之責。無論創辦資金、營業收入、按月工薪支付，原材料收購，夥食雜用支出等等，統系此人負擔全責。另派數人幫同寫算，兼作門市營業。此外，一人專負當地采購零星材料，以及辦理夥食等雜務。倉存購進整批材料之保管取用，别有專責保管登記三人。
全局機器之運轉，除石印大機使用石油引擎而外，其餘無論大小機器，概賴人工搖動，有副工若幹入專司其事。夥食一日三餐，全部由書局供應。職工全部住宿局内，廚房供應菜飯。負責全局各地清潔衛生的工友，經常有十人以上。工作方面時時需要木工，制作大小木料制件，複經常雇用木工二、三人。開局之初，全局職工，約有一百人左右。
職工之待遇，除局主不支薪外，日本技工訂有合約，其餘教習、部長，統系每人每月生洋十五兩或十四兩；技術勞工，由六兩至十兩，按其技術之情況酌定；學徒每人每月發給漿洗費銅錢一千文；校對員等于部長；副工每人每月生洋四兩；事務部分的職員等于技工；廚房雜務各工友二兩至四兩，視事務之繁簡酌定。
創辦之初，但求裝置完全，資金并無限制。就機器之購買與搬運而言，由于當時貴州公路未通，凡屬外購機器、材料，紙張等，均由日本起運至上海，再由長江溯流輪運到重慶後，便需改用人力或馬馱運來貴陽。一般小件起碼需時十六、七天；至于六擡、八擡，則需二十餘天；十二擡以上；需時尤多。故搬運費用超過購置費用。此外購置和修建廠房宿舍以及往來旅費等等，截至鉛、石兩部完全開工之日止，總計花費資金約生銀二十萬兩左右。
（三）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貴州亦于是年秋間宣布反正，成立貴州軍政府。不久中華民國成立。至此中國結束了二千餘年的封建統治，全國政治面貌，有所變更，陸續頒布了許多新的政令，都必需廣為傳播，普告全國。各級政府推行政令和财政稅收所需一切票據、檔案、表冊等，都要随時趕行印刷，貴州軍政府并未辦有印刷廠，凡有印件，均委托文通書局代印。袁世凱：竊國稱帝，滇黔首義，興師讨逆，财政收入不敷，曾委托文通書局代印黔币三百萬元。當時新聞雜志，政府公報，民辦日報，以及群眾團體定期刊物等，印件日益增加。原有勞工不敷應用，乃陸續招生訓練，兼收女生。新生學習時間，并不額定三年，隻要專心學習，基本能獨立操作，即視其能力之強弱，酌給适當工資，以資鼓勵．此時最感困難者，乃紙張供應異常緊張。
華之鴻
文通開工以來，用紙多向省外購運，往往緩不濟急，而且品質規格多不合需要。隻有派人四出采購本省生産的紙張，如都勻、遵義、郎岱、興義之構皮白紙，綏陽之竹料紙。但品質粗劣，尺碼參差，大小寬窄不一。經協助改進，勉強可以濟用。但因各地造紙坊戶，概屬農村副業，農忙時間即便停産，故随時仍感供不應求。為徹底解決紙張供應問題，文通乃特派人赴四川夾江，雇請多名手工抄竹料紙勞工來黔，與在修文西山地區僧廟住持，簽訂合同，租借廠地，于山上華嚴寺、瞿昙寺及山麓小鹿窩三地，成立了三個手工造紙廠。收購山上竹木，以作原料、燃料之用。合計三廠紙槽，約有三十餘架，正、副工近百人，每日可産紙三萬多張，名曰西山紙．随後有西山廠勞工去黔西天靈寺，仿照西山紙辦法，造出一種竹料紙，名曰天靈紙。西山、天靈兩種紙張，質地均緊細光滑，而且系專業造紙，産量穩定。其他各縣之構料白紙，經文通派人協助改進操作後，品質有所提高，亦漸能符合需要。普通印件用紙問題，至此大緻得到解決。至于精緻印刷，以及必需的重磅套色紙張，仍感困難。先父乃請田慶霖君，又率學生數人，去日本采購造紙機器，準備自行設廠自造。經過數年奔走，略有眉目。乃就大南門外虹橋，成立永豐機器造紙廠，于一九一九年正式開工。用木料、稻草、構皮、竹料、廢紙等作原料，造出了超貢、超光、慶霖、混同各種厚薄紙張，品質甚佳，在全國造紙業中，獨樹一格。惟是造紙機耗費甚巨，田慶霖君複去上海，聘請制造機器的技術勞工，自行繪圖、設計制作。田君尚拟重赴日本入造紙機器制造廠學習，旋因病未果，後竟客死上海。
袁世凱敗死而後，中央政權落入北洋軍閥之手。各省軍閥，據地自雄。連年互相混戰，軍用自感不足。于是，不惜增加苛稅，以至民生日憊。貴州自不例外。文通在此情況下，乃決定營業方針，即在托印件較少時，便從事翻印地方文獻，意在發前人之幽光，啟後生之觀感。計先後印成如《巢經巢詩鈔》，《母教錄》，《鄙亭詩鈔》、《桐埜詩鈔》、《平黔紀略》、《成山廬稿》、《并隴紀程詩》、《四川官運鹽岸彙編》、《農政全書》，及貴州通志局後改為文獻征輯館托印之《黔南叢書》，每集十本，共印八集。随後又代印續修《貴州通志》整部，計有一百零五冊。此外約有十縣，委托代印地方志。後來又接受委托，翻印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為數亦多。
（四）
二九二七年，書局增設圖書部，專事販運京滬各書局及出版社發行的教科圖書、文具、體育用品等來黔，供應文教界采用。先與上海中華書局訂立合同，由文通擔任該局對貴州推銷各級學校教利用書。在此之前，惟賴商務印書館在貴陽所設分館一家供應。但因國内戰事不休，運途多阻，教科書運到過遲，甚至有整個學期已經終了，而教科書猶未運到，教育界深以為苦，而莫可如何。自文通代銷中華書局教科書後，重視時效，供應情況有所改善。于是，上海之世界、開明、大東各書局，先後亦委托文通代為推銷其出版物。因之商務印書館之業務，遂為各書局所分潤，較之過去一家獨攬，營業自然銳減，便決定撤銷貴州分館。惟該館曆史悠久，出版書籍亦多，若果聽其斷然離去，則對貴州書業之繁榮不無影響。文通乃特向該館商洽承頂，另行約夥籌設商務印書館貴陽特約經銷處，代該館繼續在貴州推售。至此，凡屬國内書局出版之圖書，文通均可運黔代銷。貴州文教界從此不特有書可讀，而且有取舍之餘地，鹹謂為文通對地方文化之一大貢獻。
一九二九年春，天候亢旱，因儲藏包運書籍之油紙保管不慎，突然起火焚燒，适當例假日，搶救不及，緻将印刷廠房燒毀十之七、八，鉛印活字，完全熔化。所幸鑄字銅模，損傷不大，印刷、裝訂、鑄字各種機器，亦無多大毀損。石印部門，得免波及。總的情況，是鉛印部分有待于恢複整理，一時不能繼續工作。當時承印政府檔案，自然不能中辍；而承印的一份大型日報，若果停歇，社會勢必頓成喑啞。尤其機關辦公以及财政稅收票據之類印件，每日必需，不容延緩。公私各方，交相督促，希望文通早日複工；而文通本身，亦感到對社會責任綦重，亟當努力恢複。但鉛印廠房一時趕修不及，乃将鉛印部門暫遷至東門附近大覺精舍，輪派勞工，日夜趕鑄鉛字。日報改用石印，減少篇幅，日出一大張；政府公報則轉托湖北宜昌印刷廠代印。經三個月的努力，裝置始逐漸恢複。是年秋，貴州省政府拟辦地方銀行，委托文通代印凹凸版鈔票一百萬元。
文通特派人到上海雕刻原版，順便購回鉛印對開機兩部，大元盤機兩部，硬印機四部，電鍍用一瓧發電機一部，空氣爆炸柴油機引擎一部，以充實生産能力。印完鈔票後，于一九三七年，就被燒廠房原址，将廠房修複，仍将鉛印部門遷回原地，業務漸趨正常。
從一九三五年起，蔣介石政權控制了貴州，國民黨各派人物，分居省政樞要，為争權奪利，每暗中互相抨擊。各辦有大型日報一份，借報紙作為攻诘對方的工具，而這些報紙又都是委托文通代印。其後随僞中央軍來黔者，還有許多文化人，亦興辦小報多種，同樣系文通代印。加上其他印件，工作之緊張繁雜，莫過此時。勞工增至四百以上，仍感不敷用，尚需去重慶雇聘檢排勞工多人來黔幫助。但一切印刷、工料等費用，均先墊付，事後又未能如期收回，宕延日久，積欠愈多。而且政權經常易主，欠費往往随之化為烏有，文通以此受累至深，欲謝絕承印而不可能，甚至有派兵持槍迫令代印之舉。然而全局職工一日三餐，未能或缺。不得已，認息挪借，以維現狀。數字既大，為時不短，舉債亦難。隻好謀諸職工，節衣縮食，共度難關。工資不能按月關發，僅就實際困難者，酌量支付。夥食方面，不吃油肉。職工之窮困，可謂極矣。先父一九三二年逝世之後，我負責文通之經營管理，回憶當年遭受反動統治者之種種壓迫，迄今猶覺心悸。
（五）
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以來，蔣介石持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沿江、沿海一帶國土，相繼陷敵。很多文化教育機構和工商企業，紛紛向貴陽搬遷。即以出版印刷事業而言，上海之商務、中華、開明各書局，均在貴陽成立分局，文通以前代理各局之推銷業務，均由其自行辦理。同時由各地遷來彩印、鉛印、大小印刷同業，不下十餘家。而貴陽地區業務有限，驟然增加許多書店和印刷廠，營業自不景氣，文通書局亦深受影響。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貴陽遭受日寇飛機轟炸，市中心頓成焦土。文通乃暫遷至大西門外華家山繼續開業。
此時，黔人馬濟華（曾任教育部秘書長）、謝六逸（曾任上海複旦大學教授），均為文化教育界頗負盛名者，兩人皆随大夏大學遷至貴陽。我為發展文通業務，乃商謀馬、謝兩君，籌組編輯所，為文通增添出版部門。馬、謝兩君應允之後，特将文通原有機構，另行改組，采取總管理處制。我任總經理，聘藍平輔君任協理，負責統籌全局一切事宜。下設編輯所、印刷所、發行所三機構，分工負責。馬濟華任編輯所所長，謝六逸任副所長。馬在大夏擔任總務長，兼有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職務，不時往返川黔，因便代文通向各方面學人廣事宣傳聯系，由文通書局發出聘書，聘為編輯、審查委員等之專家學者達三、四百人，并陸續交來稿件很多。謝六逸經常住所，偕張永立，浦鴻基主持編務。
文通改組後，曾編印綜合性《文訊月刊》一種，報道學術動态以及國内外重要事件，還刊登一些出版消息。聞一多之死，曾出專刊以悼之。不期年，文通出版書刊，包括大學從書、夫文，教學、理化，建築工程、鐵道各方面著作，尤其于醫學方面較多，總計二百餘種。為了争取學術地位，對黃色書刊稿件，一律謝絕，亦不接受印刷。還編印發行了國小教科書國文，算術兩種課本。業務由是蒸蒸日上．但資金方面，确實深感不敷。我乃下定決心，集中一切力量，務期将文通辦好。于是陸續變賣我家祖傳之不動産，以資濟用。
後來僞教育部為了統一編印發行“國定本”中、國小教科書，乃指令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大東，正中、文通等七家書局，組成中、國小教科書“聯合供應處”。供應數函按各局資曆和資金情況協商配置設定。計商務、中華、正中各占百分之二十三，世界、開明、大東、文通依次分别各占百分之十二、九、七、三。用紙均由僞教育部貸給外彙，統一向國外進口。文通在“七聯”負擔供應任務的比例雖小，但從全國統計，為數仍大。為搞好發行，除增設駐渝辦事處外，并且設了成都、重慶、昆明、貴陽四個分局。
一九四三、四五年，編輯所正、副所長馬濟華，謝六逸兩君先後病逝，乃于四六年聘顧颉剛、白壽彜為編輯所正副所長。顧為國内有名的曆史學家，當時在重慶任複旦大學教授兼僞中央參議員；白壽彜亦系曆史學者，在昆明任雲南大學教授。這時，全國學者多集中重慶，編輯所乃由貴陽遷渝。所内實際工作，白君負責較多。但昆、渝相距遙遠，往返不便，又決定将編輯所再由重慶遷到昆明。
一九四六年，“七聯”遷滬，文通乃增設駐滬辦事處，先後又設上海、長沙、廣州三個分局。編輯所由昆明遷至蘇州，副所長白壽彜辭去雲南大學教授職務，常往蘇州，協同所長顧颉剛主持文通編務，繼續出版學術性新書數百種。書籍印刷，除由貴陽本局印刷廠自印外，并在上海委托他代廠印。編輯所同人中，具有先進思想者頗不乏人。迫于反動統治淫威，不敢公然暴露，特選印外國譯本，輸送先進思想，每于《文訊》月刊中，轉載國外評論，暗示國人。
反動統治臨近崩潰一、二年間，苛捐雜稅層出不窮，通貨膨脹，物價日增。文通經營，常常感到周轉不靈。此時不動産變賣殆盡，全局薪金夥食之費，刻不容緩。迫不得已，隻好出付重息，設法貸款，維持現狀。末了，反動政府以改定國家金融、實行金本位為名，發行金元券、銀元券，規定舊日貨币，須四百元方能折合新券一進制。文通借貸之款，除按當時反動政府規定折還而外，别無可償之物。許多親朋，不免遭受拖累。至今每一念及，無不介介于懷也。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文通駐滬辦事處與内地聯絡常生梗阻。編輯所同人，多離開本所另就新職，于是編輯所無形停歇。是年冬，貴陽解放，文通印刷廠及各地分局，雖仍照舊開辦，但鼎革之初，社會仍處動蕩之中，業務稀少，欲其安定恢複，必然有一定之過程。當時收入不敷抵償支出，深感維持之不易。
（六）
一九五〇年秋，中央出版總署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出版會議，文通曾蒙大會特邀參加。此次大會決定，今後出版，應由出版總署統籌主持。各書局之出版稿件，必須呈送出版總署審定方能出版。并由各書局先行認定出版科目，報署存查。文通承諾繼續出版醫學書籍。至于各書局原設各地分局，統行合并，同時改組發行機構。文通因分局無多，以後合并改組之會議，便未參加。不久，文通之上海分局，并入衛生出版社；廣州、重慶分局，參加當地聯營；成都、昆明分局，則申報停業。貴陽總管理處、印刷廠、分局，因資金竭盡，且有債務無法清償，當造具資産負債清冊（除文通企業以外，我家所有在雲南個舊錫務公司，中國銀行、世界書局、四川建國機器造币廠等股分，一并列入資産之内），呈請貴州省人民政府處理。荷蒙政府派遣工作小組到局清理，并準予接收。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文通書局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廠。
貴陽文通書局，自一八九八年建立，迄一九五二年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廠，經曆五十有四年。原有文通業務記錄多半散失，上述概況，僅憑我個人記憶，語焉不詳，隻其概略耳。
一九六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