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九•一一”惨案纪实

今天是9月11日，除了想起美国“911”事件，并无特别。照例喝茶看书，随手翻阅起了我在地摊上淘的《朱花朝文集》，偶然遇见了82年前泸州人民经历的灾难纪实，不禁感概万千，作为一名泸州人，我的确不知道这段历史，查阅了网上，也少有记述。为了不忘历史，遂连夜将其抄誊如下，以启世人。

“七·七”事变，日本政府发布三次近卫声明，制定101号作战计划，出动大批日机，对陪都重庆及大后方狂轰滥炸，妄图逼降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泸州是支持抗战的堡垒之一，自然成为日本重点空袭的目标，遭到多次轰炸。本文是作者亲历“九·一一”惨案并目睹之惨状：

一、惨案的发生

1939年9月11日上午9时，泸州钟鼓楼顶挂出一个球，防空指挥部发布了预行警报。我同四个同学，急上忠山泸职校躲蔽。喘息还未定，空袭警报与紧急警报相继拉响，敌机已快临空，我们急入职校防空掩体，坐在洞口，仰视兰（蓝）天，俯视全城，要想看个究竟。

一群敌机从合江方向飞来，三架一组，九架一队，三队共27架。飞到豆芽沱变成一字形，向城俯冲过来。一进入城市上空，机上炸弹倾泻而下，轰、轰的炸弹爆炸声夹着嗒嗒的机枪连发声不绝于耳。一股股浓烟冲天而起，火舌吞没了城市，尤以北城为剧。一场惨绝人性的惨案开始了。第一次炸后，机群越过忠山向沱江上游飞去，六、七分钟后，再次飞临上空，一阵机枪扫射，炸弹爆炸声，震得防空洞颤抖，墙泥纷落。我们四人沉默无声，心知是日寇的重磅炸弹在逞凶，哀叹不知多少人家屋毁人亡，这是万恶的日本法西斯犯下的的滔天罪行。

约一小时，警报解除了，我同洽庐（中国应用化学研究所）的两个同学首先出洞。第一眼就看到职校厨房中弹，房屋炸去一角，弹坑直径约五尺。下山的路旁有弹坑三处，大的逾丈，坑边有血迹，坑外伤员待救，我们撕开衣服布给初步包扎后，等到抢救担架队抬走后，才走向洽庐后门，走到一看，见毒气仓库值班员荀兆麟，在仓库被炸后抢救毒物中受伤，脸部已肿大。他说，第一次敌机向洽庐投弹多枚，将水塔项炸飞；第二次向塔部投重磅炸弹多枚，将塔下钢筋水泥资料库炸毁，其它科室办公用房也中弹倒塌，幸人员进入防空洞而未伤，只他一人中毒。

入西门一看，路旁为防空蓄水之黄桶，全部震环（坏），水流满街，增添了惨状。钟鼓楼附近居民，从着火的家中抢出衣物等件，堆到钟鼓楼脚，聚集如山。老弱妇幼，坐地望天哭号，咒骂日寇飞行员，无端炸毁民宅。迎晖路一带居民，遭毁更惨，纷纷扶老携幼，步履艰难地走向忠山方向，准备下乡投亲，找个安身之处。

大什字一带，许多商店店员，正在抢运店中货物、账册。担架队和滑竿，正快步抢运死伤人员。死者头上盖一块白布，拾去忠山掩埋；伤者抬向南城未遭炸的“红十字会医院”、“大昌医院”，两院住满后，便抬去南郊临时组织的医院，因而去南郊的绿茵路和两边干田、菜土都摆满了抬伤员的门板，竹凉板，一块接一块。伤员有炸伤的、烧伤的、机枪扫射的；受伤部位，头、胸、膀、腿、脚都有。担架分两路，一路直摆到三岩脑任范清医疗所门口；一路摆到去兰田金鸡渡的码头，准备送南岸新设的医务点。伤员及守护伤员的家属，无不痛心咒骂日寇暴行，希望我前方将士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在慈善路靠水井沟处，见到张沧英、周瑞龄、张承尧等人，他们手持银元奖励救火人员；凡参加这一带救火者，每人一个银元。另又从消防队拉来两架手摇消防车，目的是把火势阻在赵巷子（该处有两重风火墙）以北，不使火势向南延烧，确保南城街房安全。慈善路也有弹坑，凝关门附近街上的大弹坑边有很多人血，看来定有人员伤亡。

到了下午3时，城防军才宣布戒严，火场地段准出不准进。西门进城，要有特别通行证；南门除担架、医疗抢救队外，也要检查，这样来维护现场治安。

二、炸死炸伤人员有多少

日机先后二次空袭泸州时间虽不到30分钟，但投下各种炸弹六、七十枚和若干燃烧弹，机枪弹更不计其数。炸弹最大的500磅，小的二三十磅，在忠山拾得一块弹片上有昭和年号及重量。1994年泸州医学院在基建时挖出一枚未爆炸弹，它是日寇在泸留下的罪证（江阳论坛有照片）。

在日机轰炸中的死，伤人员数字，说法不尽相同。据当时城区副区长、防空指挥部消防队副总队长、担架队总队长姜继皋根据掩埋队回报和救灾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死伤为2700余人（死尸1160多具，轻重伤员1445人），由家属自行处理而未参加登记的约300人。此数字刊于《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91页上，被公认是官方统计，比传闻可靠。遗尸分布现场是：东门口竹架子附近310具；大北门、小北门到枇杷沟、黄坡山一带230多具；西门外蓄水池（今足球场）、石厂湾、忠山东麓一带有320多具；城内各街区86具。死状极惨，鑫发源会计谢维德，被炸死在凝光门街上，头、躯干、四肢炸得不可辨认，只从衣、鞋等碎片识别；慈善路照相馆杨祥瑞夫妇，一同被炸死，冲击波把两具尸体抛到街对面房顶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纽子街苏裱业墨松轩张济周的母亲、妻子、两妹、两子六人全被炸死，房屋被烧。张说：最伤心的是掩埋六具尸体时，连兜尸布都无一块，全是软埋，笔墨铺郑运川一家夫妇、子女六人全被炸死，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东门口桡桨铺刘兴六一家夫妻、子媳、孙辈计十人均全炸死，真满门不幸。

三、房屋和财产的损失

“九，一一”轰炸，日机不知投了好多燃烧弹，时间仅半小时，城区内八方起火，北城火场最多。到下午，钟鼓楼侧街房之火舌，舔（添）及楼侧居民堆放杂物，火焰窜入楼内燃烧起来，由于楼体起了烟筒的作用，周围火焰集中从楼内向上冲，真是火光冲天，霎时把泸州唯一的公共计时大钟烧毁。火后统计：街房烧毁7600多户，占城区8700多户的88％，残存的1100多户在南城。而繁荣的北城，所剩无几。由东门经迎晖路、宝成路出西门；右拐经新马路、宝庆街、顺成街到南门老君庙；由砖城街经水井沟到忠山公园；由院前街经三倒拐、黄坡街、桂花街到大北门；由会津门经孝义路、治平路、慈善路到赵巷子都是重灾区。其中钟鼓楼、图书馆、治平寺、泸永师管区军械库、中城公园的周围地区，尽成灰烬。许多人家在炸、烧中，衣物都未抢出一点，没有一针一线一碗一筷的，何止千家。真是惨绝人寰。

“九·一一”惨案的财产损失，没有全面的调查统计，据当时防空指挥部消防副总队长姜继皋文（《泸州文史》第五辑）：“这次大惨案中被炸、烧得多的是商业区、商店、堆栈、仓库林立地区。大小河街是粮油烟酒糖盐中心；会津城垣街是山货药材集中区；纽子街是花纱、布匹银行钱庄及它们的堆栈仓库；三牌坊、大什字、孝义路是匹头、百货；白塔街、慈善路是鞋被服皮革新药、钟表；新马路宝庆街是建筑材料和小百货等。这些街区的大街小巷有二、三十条，所有的商店、作坊、公馆、民宅以及吃穿用具，地窑仓库、铁质保险柜等，悉化为灰烬。初步统计为银币两仟万元以上，约值黄金十余万两之多（按当时银行价计算）”

泸州“九·一一”惨案的损失是：伤亡人数仅次于重庆（4400余人）；房屋被毁多于成都（成都6.11炸烧房屋6075户），在中等城市受灾之惨为全川的第一。

四、施粥厂和重伤医院

“九·一一”灾民均为家破人亡，身无分文，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由泸县救灾委员会牵头，县政府、县党部、防空部、参议会等组成施粥厂，田粮管理处拨赈谷1400多市石，在水井沟、凝光门、南城联保办事处等三地各段设施粥一个，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施粥，不分男女老幼，每人一大碗。这简易的施粥厂，当时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九月下旬，乐山出生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先生，受重庆新生活运动总会宋美龄督导长的委托，率医疗队飞泸抢救“九·一一”重伤人员工作。当时泸州防空指挥部已组成有以彭云谷为首的医疗组，分设：第一重伤医院设红十字医院。由彭云谷直接负责，收伤员二百多人；第二重伤医院设大昌医院，由周瑞龄负责，收伤员百七十人；第三重伤医院设小市戒烟所，由贾本端负责，收伤员二百余人。由于病员多，医护人员少，手术器械和药品又严重不足，许多伤员伤口化浓甚至生蛆的都有。文幼章的到来，解决了医生、药品和器械不足的困难，解救了许多危重伤员的生命。在城区内，由于警报频繁，不利工作。又在泰安场川主庙设第四重伤医院。一直至1940年2月底，四个医院才完成“九·一-”惨案重伤人员的治疗工作。

文幼章先生来泸后，见泸州灾民生活困难很大，将重庆教友捐赠的壹仟元交给秦石香牧师，又举办了一个施粥厂在三倒拐教堂，仍然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施给一大碗，施到11月结束。

五、惨案后的泸州

泸州人有诗云：“疲劳轰炸竹难书，涂炭生灵百业疏。人伏荒郊餐雨露，三天四夜不解除。”日机肆虐后的泸州，三牌坊、大什字、白塔街、纽子街成了大瓦砾场，各业停顿。商业活动是既无商品，又无钱成交。两月之后，照相业才逐渐开门，新药业应群众急需，才以凉板在火场坝摆摊设点，匹头百货迁到慈善路、南门口营业，但为数很少，远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求，加上曾有两天三夜不解除警报的威协（胁），有些商家根本不敢复业，免耽（担）心受怕。

当时群众对警报的歌谣是；“挂一个球，预行警报，报告死神将到；挂两个球，空袭警报，快向郊外逃跑；挂三个球，紧急警报，把人命都吓掉。”既是对警报的厌恶，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拆。

兹值抗日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忆及往事，既痛我泸州遭此史无前例的灾难，又哀我人民生命财产之巨大损失。毋忘国耻，奋发图强，现在更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让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