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九•一一”慘案紀實

今天是9月11日，除了想起美國“911”事件，并無特别。照例喝茶看書，随手翻閱起了我在地攤上淘的《朱花朝文集》，偶然遇見了82年前泸州人民經曆的災難紀實，不禁感概萬千，作為一名泸州人，我的确不知道這段曆史，查閱了網上，也少有記述。為了不忘曆史，遂連夜将其抄謄如下，以啟世人。

“七·七”事變，日本政府釋出三次近衛聲明，制定101号作戰計劃，出動大批日機，對陪都重慶及大後方狂轟濫炸，妄圖逼降蔣介石為首的重慶政府。泸州是支援抗戰的堡壘之一，自然成為日本重點空襲的目标，遭到多次轟炸。本文是作者親曆“九·一一”慘案并目睹之慘狀：

一、慘案的發生

1939年9月11日上午9時，泸州鐘鼓樓頂挂出一個球，防空指揮部釋出了預行警報。我同四個同學，急上忠山泸職校躲蔽。喘息還未定，空襲警報與緊急警報相繼拉響，敵機已快臨空，我們急入職校防空掩體，坐在洞口，仰視蘭（藍）天，俯視全城，要想看個究竟。

一群敵機從合江方向飛來，三架一組，九架一隊，三隊共27架。飛到豆芽沱變成一字形，向城俯沖過來。一進入城市上空，機上炸彈傾瀉而下，轟、轟的炸彈爆炸聲夾着嗒嗒的機槍連發聲不絕于耳。一股股濃煙沖天而起，火舌吞沒了城市，尤以北城為劇。一場慘絕人性的慘案開始了。第一次炸後，機群越過忠山向沱江上遊飛去，六、七分鐘後，再次飛臨上空，一陣機槍掃射，炸彈爆炸聲，震得防空洞顫抖，牆泥紛落。我們四人沉默無聲，心知是日寇的重磅炸彈在逞兇，哀歎不知多少人家屋毀人亡，這是萬惡的日本法西斯犯下的的滔天罪行。

約一小時，警報解除了，我同洽廬（中國應用化學研究所）的兩個同學首先出洞。第一眼就看到職校廚房中彈，房屋炸去一角，彈坑直徑約五尺。下山的路旁有彈坑三處，大的逾丈，坑邊有血迹，坑外傷員待救，我們撕開衣服布給初步包紮後，等到搶救擔架隊擡走後，才走向洽廬後門，走到一看，見毒氣倉庫值班員荀兆麟，在倉庫被炸後搶救毒物中受傷，臉部已腫大。他說，第一次敵機向洽廬投彈多枚，将水塔項炸飛；第二次向塔部投重磅炸彈多枚，将塔下鋼筋水泥資料庫炸毀，其它科室辦公用房也中彈倒塌，幸人員進入防空洞而未傷，隻他一人中毒。

入西門一看，路旁為防空蓄水之黃桶，全部震環（壞），水流滿街，增添了慘狀。鐘鼓樓附近居民，從着火的家中搶出衣物等件，堆到鐘鼓樓腳，聚集如山。老弱婦幼，坐地望天哭号，咒罵日寇飛行員，無端炸毀民宅。迎晖路一帶居民，遭毀更慘，紛紛扶老攜幼，步履艱難地走向忠山方向，準備下鄉投親，找個安身之處。

大什字一帶，許多商店店員，正在搶運店中貨物、賬冊。擔架隊和滑竿，正快步搶運死傷人員。死者頭上蓋一塊白布，拾去忠山掩埋；傷者擡向南城未遭炸的“紅十字會醫院”、“大昌醫院”，兩院住滿後，便擡去南郊臨時組織的醫院，因而去南郊的綠茵路和兩邊幹田、菜土都擺滿了擡傷員的門闆，竹涼闆，一塊接一塊。傷員有炸傷的、燒傷的、機槍掃射的；受傷部位，頭、胸、膀、腿、腳都有。擔架分兩路，一路直擺到三岩腦任範清醫療所門口；一路擺到去蘭田金雞渡的碼頭，準備送南岸新設的醫務點。傷員及守護傷員的家屬，無不痛心咒罵日寇暴行，希望我前方将士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在慈善路靠水井溝處，見到張滄英、周瑞齡、張承堯等人，他們手持銀元獎勵救火人員；凡參加這一帶救火者，每人一個銀元。另又從消防隊拉來兩架手搖消防車，目的是把火勢阻在趙巷子（該處有兩重風火牆）以北，不使火勢向南延燒，確定南城街房安全。慈善路也有彈坑，凝關門附近街上的大彈坑邊有很多人血，看來定有人員傷亡。

到了下午3時，城防軍才宣布戒嚴，火場地段準出不準進。西門進城，要有特别通行證；南門除擔架、醫療搶救隊外，也要檢查，這樣來維護現場治安。

二、炸死炸傷人員有多少

日機先後二次空襲泸州時間雖不到30分鐘，但投下各種炸彈六、七十枚和若幹燃燒彈，機槍彈更不計其數。炸彈最大的500磅，小的二三十磅，在忠山拾得一塊彈片上有昭和年号及重量。1994年泸州醫學院在基建時挖出一枚未爆炸彈，它是日寇在泸留下的罪證（江陽論壇有照片）。

在日機轟炸中的死，傷人員數字，說法不盡相同。據當時城區副區長、防空指揮部消防隊副總隊長、擔架隊總隊長姜繼臯根據掩埋隊回報和救災委員會的不完全統計：死傷為2700餘人（死屍1160多具，輕重傷員1445人），由家屬自行處理而未參加登記的約300人。此數字刊于《泸州文史資料》第五輯91頁上，被公認是官方統計，比傳聞可靠。遺屍分布現場是：東門口竹架子附近310具；大北門、小北門到枇杷溝、黃坡山一帶230多具；西門外蓄水池（今足球場）、石廠灣、忠山東麓一帶有320多具；城内各街區86具。死狀極慘，鑫發源會計謝維德，被炸死在凝光門街上，頭、軀幹、四肢炸得不可辨認，隻從衣、鞋等碎片識别；慈善路照相館楊祥瑞夫婦，一同被炸死，沖擊波把兩具屍體抛到街對面房頂上，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紐子街蘇裱業墨松軒張濟周的母親、妻子、兩妹、兩子六人全被炸死，房屋被燒。張說：最傷心的是掩埋六具屍體時，連兜屍布都無一塊，全是軟埋，筆墨鋪鄭運川一家夫婦、子女六人全被炸死，連收屍的人都沒有；東門口桡槳鋪劉興六一家夫妻、子媳、孫輩計十人均全炸死，真滿門不幸。

三、房屋和财産的損失

“九，一一”轟炸，日機不知投了好多燃燒彈，時間僅半小時，城區内八方起火，北城火場最多。到下午，鐘鼓樓側街房之火舌，舔（添）及樓側居民堆放雜物，火焰竄入樓内燃燒起來，由于樓體起了煙筒的作用，周圍火焰集中從樓内向上沖，真是火光沖天，霎時把泸州唯一的公共計時大鐘燒毀。火後統計：街房燒毀7600多戶，占城區8700多戶的88％，殘存的1100多戶在南城。而繁榮的北城，所剩無幾。由東門經迎晖路、寶成路出西門；右拐經新馬路、寶慶街、順成街到南門老君廟；由磚城街經水井溝到忠山公園；由院前街經三倒拐、黃坡街、桂花街到大北門；由會津門經孝義路、治平路、慈善路到趙巷子都是重災區。其中鐘鼓樓、圖書館、治平寺、泸永師管區軍械庫、中城公園的周圍地區，盡成灰燼。許多人家在炸、燒中，衣物都未搶出一點，沒有一針一線一碗一筷的，何止千家。真是慘絕人寰。

“九·一一”慘案的财産損失，沒有全面的調查統計，據當時防空指揮部消防副總隊長姜繼臯文（《泸州文史》第五輯）：“這次大慘案中被炸、燒得多的是商業區、商店、堆棧、倉庫林立地區。大小河街是糧油煙酒糖鹽中心；會津城垣街是山貨藥材集中區；紐子街是花紗、布匹銀行錢莊及它們的堆棧倉庫；三牌坊、大什字、孝義路是匹頭、百貨；白塔街、慈善路是鞋被服皮革新藥、鐘表；新馬路寶慶街是建築材料和小百貨等。這些街區的大街小巷有二、三十條，所有的商店、作坊、公館、民宅以及吃穿用具，地窯倉庫、鐵質保險櫃等，悉化為灰燼。初步統計為銀币兩仟萬元以上，約值黃金十餘萬兩之多（按當時銀行價計算）”

泸州“九·一一”慘案的損失是：傷亡人數僅次于重慶（4400餘人）；房屋被毀多于成都（成都6.11炸燒房屋6075戶），在中等城市受災之慘為全川的第一。

四、施粥廠和重傷醫院

“九·一一”災民均為家破人亡，身無分文，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由泸縣救災委員會牽頭，縣政府、縣黨部、防空部、參議會等組成施粥廠，田糧管理處撥赈谷1400多市石，在水井溝、凝光門、南城聯保辦事處等三地各段設施粥一個，每天上午十時、下午四時施粥，不分男女老幼，每人一大碗。這簡易的施粥廠，當時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九月下旬，樂山出生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先生，受重慶新生活運動總會宋美齡督導長的委托，率醫療隊飛泸搶救“九·一一”重傷人員工作。當時泸州防空指揮部已組成有以彭雲谷為首的醫療組，分設：第一重傷醫院設紅十字醫院。由彭雲谷直接負責，收傷員二百多人；第二重傷醫院設大昌醫院，由周瑞齡負責，收傷員百七十人；第三重傷醫院設小市戒煙所，由賈本端負責，收傷員二百餘人。由于病員多，醫護人員少，手術器械和藥品又嚴重不足，許多傷員傷口化濃甚至生蛆的都有。文幼章的到來，解決了醫生、藥品和器械不足的困難，解救了許多危重傷員的生命。在城區内，由于警報頻繁，不利工作。又在泰安場川主廟設第四重傷醫院。一直至1940年2月底，四個醫院才完成“九·一-”慘案重傷人員的治療工作。

文幼章先生來泸後，見泸州災民生活困難很大，将重慶教友捐贈的壹仟元交給秦石香牧師，又舉辦了一個施粥廠在三倒拐教堂，仍然每天上午十時下午四時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施給一大碗，施到11月結束。

五、慘案後的泸州

泸州人有詩雲：“疲勞轟炸竹難書，塗炭生靈百業疏。人伏荒郊餐雨露，三天四夜不解除。”日機肆虐後的泸州，三牌坊、大什字、白塔街、紐子街成了大瓦礫場，各業停頓。商業活動是既無商品，又無錢成交。兩月之後，照相業才逐漸開門，新藥業應群衆急需，才以涼闆在火場壩擺攤設點，匹頭百貨遷到慈善路、南門口營業，但為數很少，遠不能滿足城鄉人民生活需求，加上曾有兩天三夜不解除警報的威協（脅），有些商家根本不敢複業，免耽（擔）心受怕。

當時群衆對警報的歌謠是；“挂一個球，預行警報，報告死神将到；挂兩個球，空襲警報，快向郊外逃跑；挂三個球，緊急警報，把人命都吓掉。”既是對警報的厭惡，也是對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拆。

茲值抗日争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憶及往事，既痛我泸州遭此史無前例的災難，又哀我人民生命财産之巨大損失。毋忘國恥，奮發圖強，現在更要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讓落後挨打的曆史教訓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