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点燃了“太平洋的战火”，彻底将美国拉进了战争的泥潭。太平洋战争初期，由于日军进攻势头凶猛，美国准备尚不充分，结果被打得节节败退。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失守。1月9日，日军开始进攻巴丹半岛。又因为美国的战略中心仍以欧洲为主，太平洋战场的美军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倾斜”，因此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打得十分艰苦。
太平洋战争
1942年3月11日，美菲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离开菲律宾飞往澳大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留守吕宋岛的乔纳森·温莱特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联军。同年4月3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9日，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美军被迫投降（共7.5万人）。1942年5月6日，克雷吉多岛也被日军攻陷。温莱特将军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率1.5万美菲盟军投降。胜败本是兵家常事，战败沦为俘虏也很正常。可此时的美军恐怕没有想到，一场可怕的噩梦即将降临。今天我们将要讲述日军著名的“远东三大暴行”之一：巴丹死亡行军。
美菲投降
日军在占领巴丹半岛后，本间雅晴中将下令把聚集在巴丹半岛的战俘转移到110千米外奥德内尔集中营，同时命令处决不能坚持走到战俘营的战俘。1942年4月9日，美菲联军战俘在日军的武装押送下，从马里弗里斯机场东面向一百二十公里以外的奥东纳尔战俘营开始徒步行军，沿途经过卡白卡丙机场、巴丹机场、巴兰加等地，在耗时三个昼夜，行军四十八公里后，于1942年4月12日凌晨抵达欧伦尼，后又经过贝德摩加城、卢包、奥兰尼，到达邦邦省省会圣费尔南多。从圣费尔南多乘闷罐车到达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镇，从那里徒步行军11千米抵达这次行军的终点站奥多纳尔战俘营。一百多公里的行军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途中出现人员大面积的死亡是不正常的。但当我们了解了日军的所作所为后，就会“豁然开朗”了。
本间雅晴
在战俘转移过程中，负责押送的日军对战俘进行残酷虐待：但凡掉队、偶然出列跌倒、拒绝回应问话的战俘，一律被日军残忍虐杀。在此期间，日军不仅不会提供食物，而且禁止战俘自行获取食物，自行获取食物和水的战俘一旦被看押的官兵发现，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就是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美军战俘很快出现了“问题。”身体缺水的他们开始嘴唇干裂出血，喉咙刺痛，头昏眼花。严重的饥饿让大多数战俘变得四肢无力，行动迟缓，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其实，行军的路上并非没有水源，美军士兵想要喝水就必须趁着看守不在的时候，并且不能扎堆，闹出太大动静。
日军虐待美战俘
一天，一名战俘发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他在仔细观察，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后，拉着另一个战俘快速跑到井边大口的喝了起来，并迅速把自己的水壶装满。几分钟之内，又有十几个战俘聚到了井边。奇怪的是，一名日本兵看到了他们的举动，却没有阻止，只是在一旁窃笑。在连续几个人喝过水后，日本兵突然冲了过来，端起刺刀对准一名战俘的脖子扎了下去，顿时鲜血喷涌，栽倒在地，很快就死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在战俘梦从一个池塘边走过时，一名战俘奓着胆子找到一个日本军官能否去喝点水，那个军官果断的点头答应了。得到同意后。立刻就有十几个美国大兵跑到池塘边喝水。不一会儿，这名军官突然开始让几个日本兵检查战俘们的衣服，凡是身上有水渍的全部拉出来，站成一排，当众枪毙..
除了在食物和饮水的限制，日军对待生病、受伤的战俘的行为，同样令人发指。
美战俘被杀害
由于当地的气候炎热、潮湿，大多数战俘的健康状况都十分糟糕，疟疾在队伍中十分普遍。一名得了疟疾的战俘发了高烧，神志不清，在实在撑不住后跌倒在地上，他本想努力站起来，可为时已晚。一名日本兵抄起枪托便朝他的头砸去，战俘应声栽倒，嘴里还在勉强的呼吸。日本兵马上找出两名战俘开始用铁锹挖坑。在坑挖到足够深后，又要求他俩把这个战俘抬进去，活埋。两名战俘摇了摇头说他们不能这么做，日本兵毫不犹豫的开枪打死了两人，随即又找来两个战俘用枪逼着他们，把这名重病的战俘活埋。
战俘疟疾缠身倒地
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些日本士兵可以随意的虐待、殴打和杀死这些战俘而不用负任何责任。他们用枪托、用棍棒、用刺刀，击打这些战俘，这些战俘身上大多没有一寸完好的皮肤，他们中还有许多因伤口溃烂，感染，尚未走到目的地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日军有时又会拿这些美国大兵取乐，搞一些美国人完全看不懂的“表演”：他们让一个战俘跪在地上，双手反绑。一名日军军官抽出了自己的武士刀，在空中比划，挥舞着，好像在展示他的“武艺”。在一通热身后，他让这个战俘挪到了“合适的位置”，然后将武士刀高高举起，然后迅速挥下，只见这名战俘的脑袋已经滚到了地上，躯体还在地上跪着。这些日本兵一边高呼“万岁”，一边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
日军折磨战俘
在从圣费尔南多到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镇的路上，战俘们被装进了一辆辆本不是用来“装人”的闷罐车。这些大约能容纳二三十人的汽车被日军强行塞进了一百人左右，在车辆到达目的地后，车内的许多战俘都因氧气不足而被活活闷死。
——而正是日军的这些残暴行径，让这条不算太长的行军路线上，留下了超过1.5万具尸体。
日军残暴行径
然而，行军的终点并不是噩梦的结束。那些活下来的战俘们在抵达奥多纳尔战俘营后发现，六万美菲战俘将被迫挤在这座只能容纳一万人左右的“牢笼”。这里没有清洁的水源和食物，他们几乎要靠寻找动物的尸体充饥，无论是猫、狗，还是老鼠。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痢疾、疟疾肆虐。战俘营里每天都有三十到五十人失去生命。而在活下来的战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到了日本本土，为三井公司的大牟田煤矿当矿工，他们终日生活在不见阳光的矿场中，缺衣少食，没有任何报酬，却被要求从事耗费巨大体力的劳动。当这些“矿工”在战后被解救出来时，所有人都已经瘦的皮包骨头了。
美战俘当矿工
当我们回顾日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永远是军人中的“异类”。他们的残暴、嗜杀成性，已经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要想探究原因所在，就必须要了解当时日本民族的内心世界。
日本自古以来盛行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观念，崇尚注重军人荣誉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当俘虏是帝国军人最大
的耻辱”。陆军省在战争时期编印的《战阵训》对此作出规定：“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要求日军官兵“知耻”，在战争期间做到“生不当俘虏”，要求日军官兵为了其所谓的“帝国军人的荣誉”而愿意付出一切。日军官兵片面认识了精神的作用，认为死是精神的胜利，只有视死如归才是一种德性，战败活着还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歧视一切战俘，认为放下武器当俘虏是奇耻大辱，当俘虏使军人的荣誉全部丧失，特别是俘虏作为战场上的被淘汰者不应该有生存的机会，理应受到惩罚，因此认为不应该优待俘虏。
日本武士
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日军官兵普遍存在着强烈的、非理性的、非道德化的屈从意识，蔑视和轻慢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只要他们敢反抗“皇军”的征服，就理应受到“膺惩”，认为对敢于抵抗的被占领国军民怎样杀戮都不过分，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被占领国军民，只有“杀”可以威慑住。日本民族传统上就有一种服从统治权威的从属心态，官兵在军队屈从于上司使心理天平发生倾斜，而解决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办法就是从奴役被征服者中得到补偿和发泄，因此，日本占领菲律宾后残酷迫害美菲联军战俘也就不难理解了。
日军
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过，“不认真对待自己历史的人，就无法理解自己现在的立场为什么是这样，否认过去的人，将会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不幸的是，在今天，制造当年“死亡行军”的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和对受害者的控诉仍然是百般推脱，这毫无疑问是与世界人民的愿望是相背离的。知错能改、知耻后勇。只有正视历史的民族，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魏茨泽克
参考文献：
《巴丹死亡行军：二战美军是如何在日军凌虐下活命 》环球时报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列斯特·坦尼
《对巴丹“死亡行军”的认识与思考》程蕾
《亲历者眼中的“巴丹死亡行军”》杨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