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历史文化公益讲座第94讲2018年6月9日请来了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车震宇。
车老师1996年起在云南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任教，致力于传统聚落与遗产保护、城乡聚落与旅游发展、城镇化与空间生产等研究。1998年以来，关注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经过理论结合实践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传统村落空谈保护而没有资金扶持是困难的，旅游是满足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推动了当地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聚落发展模式，并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现象。2008年以来，车震宇教授主持了《云南民族乡村地区旅游小城镇形态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云南乡村旅游小城镇空间生产与重构研究》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持了《南诏大理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等4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剑川县沙溪古镇特色小镇规划》等设计项目20余项。
这一次车老师是当天从昆明冒雨自驾赶到大理的。
讲座开始，车教授介绍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
介绍了1993年以后，由于受城市扩展和村镇兼并的影响，全国村落数量逐年递减的状况：行政村数量从1993年的802352个递减到2015年的580575个，至2015年全国最多有260万个自然村。国家层面准备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村落在5000个左右（含自然村），占全国的0.2%。至2016年，云南是全国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最多的省份（云南有615个，贵州有546个，浙江有401个，山西有279个）。
他详细介绍了大理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简况：
1）因改善居住条件而变；
2）因盲目模仿城市房屋而变
3）因农村建筑师、规划师缺位而变
4）因乡村建设的部门管理缺位而变（90年代建设局、现在的住建局）
5）因建筑材料与造价造成
6）因炫耀财富而相互攀比造成
7）因忽视民居保护而造成
8）其他
他例举喜洲严家大院发展旅游的具体数据情况，通过讲座让我们了解到古生村整体面貌；
车教授也介绍了这些古村落在发展旅游业中遇到“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碰撞。最后他总结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大理模式”的特征及原因。
车教授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对自己研究关注的古村落保护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他曾于2008年3月20日给当时的大理州委书记写信建言献策……
大理电视台对本讲座全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听众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理电视台”软件，添加大理电视台公众号，随时（包括讲座过后）点击进入“大理电视台直播间”观看。
车教授讲座内容丰富，图片包含的信息量较大，引起前来听讲的新老听众包括大理大学学者、著名民居旅游景点企业家、民宿管理培训机构等听众的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
大理州旅发委退休干部、大理历史文化公益讲座铁杆听众夏开浒
以老资格旅游人身份第一位发言。他认为，车教授对大理地区典型村落、民居几十年的深入调查、跟踪记录比有关职能部门做得细致、认真，值得我们衷心感谢。但是我不同意“自然村落因旅游而兴因旅游而衰”的观点。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必须有好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1998年大理就出台了相关的条例规定，如果严格执行，就不会有那么多违规建筑与客栈，即使建也是按照规章制度行事不会乱。事实证明，一些西方经典旅游景点、东南亚诸国就是依规执行走上旅游良性循环发展之路的。他们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传统建筑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旅游发展可以为地方带来客源和财富，搞不好也可以带来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把板子打在旅游业的屁股上。2015年大理把洱海保护提升到应有高度，非常庆幸。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李陶红、高瑜博士认为，讲座对大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大理模式”的概括很有说服力，在相关学术对话中具有启发意义。李陶红曾在今年5月份在广州举办的乡村旅游国际研讨会上，聆听了车教授关于大理沙溪旅游规划的报告，李陶红向车教授请教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大理模式是否还存在不足？”车教授回应:“大理模式也存在各县市的发展差异和具体做法不同，关键在于国家级和省级政策是大致相同，但在州市县政府部门的具体政策和管控两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应强调地方政府在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引导者身份。”
大理町隐民俗学院李虹发言：
“大理海西不少民宿客栈建在可体验原住民生活的传统村落之中，在治理洱海污染的问题上，现在的政策规定了拆迁洱海界桩十五米内的村落。据我所知，治污专家的分析，生活污染仅占总污染源极小的比例，不知车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车教授：“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做法，但可以理解管理部门的做法。原因有二：一是有的村落和民居几百年来就住在水边，以前也没有造成污染，只是现在这几年新增加的滨水建筑太多了，政府在整治时很难区分哪些是最初原有的，哪些是后来新增的，所以采用了“一刀切”、“一条线”的管控措施。二是国外如瑞士等，瑞士苏黎世湖水质很好，有很多水上游船及项目，许多沿湖小镇的民居也有紧邻水边而建的。民居与滨水并不矛盾，但关键要搞好周边的排污设施。”
接下来大理张家花园董事长张建春发言：
“得知车震宇教授要来大理讲座，主题与我所从事的旅游业载体的传统村落相关，很期待听一听传统村落撞上现代发展进程，其保护和发展如何做得和谐？我老家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大理镇龙下登村，作为村民理事会理事长我深有体会：我们既要保持传统，保护我们的古民居、古建筑，又要兼顾我们村里面的旅游业和全域旅游的发展，请问车教授，你对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怎么理解的？我们自然村的村民，为了求得，旅游，民宿的发展，势必要把原来自己居住的一些低矮的农舍，拿来改造成现代化的民宿，以赢得客人的喜欢，而在这样的一个租赁和经营合作的潮流里面，最受伤的肯定是我们的传统民居的保护，传统民居的元素在不断的消亡，不得不说我们是处在一个传统民居保护和现代文明发展不能兼顾的时代，我们国家的物权法，和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之间有政策上的严重的冲突，政府也无从下手，我们就一天天看见我们的传统村落在衰退，一些外来激进的文学思维和建筑思维不断的在改变着我们传统村落的，元素和符号，从而使得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处于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境地，我作为大理白族民居的非遗传承人深有体会。我们需要唤醒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现代生活和现代发展的需求。现实当中回族和汉族对保护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别是白族民居建筑文化的元素和符号做得比白族更好，我们自己作为地地道道的白族人却无视自己的传统建筑文化，丢掉了自信，使我们自然村落传统村落建筑很受伤。”
车教授答：“当然，民居改造过程，我的汇报ppt已讲过，为迎合游客的口味和需求，出现了许多杂糅的风格等（如大玻璃窗等），但横向对比，前面已讲过，旅游对传统村落风貌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其次，更要靠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管控措施。”
大理西门村委会中和村村长杜武发言：我们村过去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后来响应了政府发展的需求，土地统一被征用，我们面临了经济的转型，只能主要依靠客栈、餐饮等来发展经济，开发改变了传统建筑文化元素……现在我们正在梳理，将原来一直盛行的“旅游文化”转变为“文化旅游”把文化放在前，理清楚文化再来发展旅游，才能更有延续性。车教授关切地问：“现在搞得怎么样了？”杜村长：“我们正在梳理着相关的文化，也引进了一家文化公司合作。”
眼看可能没发言机会了，我主动举手：“我的发言可能与众不同，我认为什么是白族民居需要界定。我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知道大理白族民居近、现代有两种，一种是喜洲大户人家那种“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转马六角楼”一类（下图 喜洲严家大院三坊一照壁院落局部）
但数量有限。而大量的是（石头砌墙）大条石作横梁的（车教授提示是“石库房”）还有不少是石头墙基础（土基、板筑的“土库”）茅草屋顶房。
（石脚土基墙 摄于周城）
由于受建筑材料和气候环境限制，大理民居的窗户都比较窄小。传统民居装修成客栈势必受到外来新的建筑材料、建筑风格和发展理念的挑战。金梭岛风大，岛西20年前是没有民居的。现在不仅新建了许多，还有了几家玻璃钢架海景房。
大理市政府上世纪出台规定，海西民居只准盖两层半（限高10.5米），一般是白墙、灰瓦、翘角。但这是不是传统白族民居基本特征呢？
我看过2014年第5期《国家地理杂志》里《大理 寻找理想国》的文章写道：“被当做白族民居特色标识的白墙山水画据考证不过是1980年由河南省古建队依照《芥子园画谱》（清代）设计的仿古标识。尽管如此，大理州有关部门出台的条例，规范了统一的建筑风格和民居建筑高度，在主要景观大道周边给人一种“大格局”的地方特色感观。
如果没有条例规范，假如普遍使用蓝色大板屋顶，墙面色彩各异那才真是大煞大理风景呢！
此外，我还介绍了另外一种“古荒村”的整体保护模式：
原建设银行大理古城支行行长陈代章辞职回乡与《新周刊》前总编封新城（下右）
在洱源凤羽镇创办了大理千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对上世纪90年代末扶贫搬迁的荒村——大涧老村进行整体保护，建立旅游观光产业模式值得借鉴。”
主持人张锡禄教授作小结：
“车老师20年来一直关注大理的建筑和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大理的白族建筑从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式建筑一直延续到今天，大理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虽有北京四合院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大理白族建筑中的门楼更是独有。这些年大理居民自发性、首创性地建设、发展了当地的白族建筑，旅游业的发展有利有弊，我很赞同张建春先生提出的关于应该发展旅游业经济的观点，但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传统来发展，诚如车教授所说，旅游对大理村落保护发展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在发展模式中，我认为云龙诺邓村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尽量少破坏当地原生态的原有风貌。某些地方为了发展大拆大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总的看我们大理还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请来车教授这样在建筑学及旅游文化方面的专家讲授古村落发展与保护，在网络上引起了大理籍就读过昆明理工大、现在从事建筑教学、设计的学生杨宇亮、凌超、陈倩等的关注，他们感恩母校、感恩老师。
（陈倩向大理大学捐赠了自己就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张锡禄教授向听众展示由大理大学图书馆颁发给陈倩的捐赠证书）
眼看主持人就要宣布讲座结束了，公益讲座老听众、大理食品工业公司经理徐海云
站起来激动地说“感谢车老师当年给州委领导写了那封信反映村落建设中忽视保护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白族民居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严宝成家那种大院的概念还是普通百姓住房的概念我还需要弄明白。此外，白族要发展，要过日子必然存在一个建房用地问题，新的高层建筑如何体现白族民居特色也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车教授答：“民居特色需要有一个政策的要求，但政策不宜太细，还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必要的可以做个小型的民居改造指导手册。”
讲座结束了，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不少人围在车教授身边问这问那。
这一讲除了上述提到的热心听众外，还有大理大学图书馆何俊伟教授、汪德彪老师、原大理大学党政办部门领导申丽霞，大理大学研究生王莹、李佳雪等。
延伸阅读：
以古村落为代表的传统村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此，首先要保护好古村落，这种保护，不仅仅意味着古村落建筑的保护，更意味着对民俗文化整体的保护，对古村落村民生活方式的保护。当前，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破解，古村落出现人去房空、杂草丛生的凋弊景象，古村落空心化、古建筑毁损严重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古村落是村民的摇钱树和聚宝盆，与其抱着摇钱树和聚宝盆饿死，不如对古村落进行适度的开发。固然，有学者出于保持古村落原生态文化的考量，反对古村落的开发。反对开发，让古村落居民远离现代化生活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因此，对古村落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不开发的话，就很难破解古村落贫穷、凋弊的现状，但开发的话，又会造成对古村落民俗文化的破坏亦或过度商业化。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不要开发，而是如何进行开发。目前，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中面临着古村落居民的边缘化、过度商业化、重物质保护轻文化传承的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我们需要回答古村落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到底由谁来主导、古村落哪些文化需要保护、保护与开发是否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圆满的回答，困扰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古村落民俗旅游发展的困境与反思》作者：王天鹏 靳松文章来源：《赣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2017年第1期）
2018年6月13日 胡云龙 于洱海之滨子元小区
2021年11月1日修订于洱海之滨苍露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