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夹在蒙古元朝和满族清朝之间，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从1368年朱元璋驱逐胡元，建立明朝，到1644年李自成起义入京，崇祯自杀，明朝灭亡，这之间一共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如果再加上南明一共存在18年，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皇帝在云南被清军所杀，明朝其实总共存在二百九十四年。因此记载明朝一代的史书也非常重要，现存记载明朝的重要史书主要有《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和《国榷》、《罪惟录》等。
其中《国榷》一书，因为对于史实直书不讳，有反清倾向，长期被清朝严禁。所以《国榷》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印本，流传极少，知道的人很少。但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鸿篇历史巨著，保存了一代国史。《国榷》的成书经过历经曲折，令人感叹。
一、作者谈迁，发誓著史
《国榷》的作者谈迁（1594-1658），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马桥人。谈迁自幼刻苦好学，特别喜欢历史，谈迁“少读国史，辄仰名阀”。由于家境贫苦，靠替人抄写、代笔或做记室来维持生活。
天启元年（1621），谈迁二十八岁，因为母亲故世，丁忧在家。这段期间，谈迁鉴于明朝历代实录多有避讳失真之处，错误比比，“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万历）熹（天启）之载笔者皆宦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优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有感于此，谈迁立下宏愿，自己要编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于是，谈迁以明朝实录为主，又参考了明代史书一百多种以及当时的政府公报(邸报），开始编纂明史。明亡后，崇祯、弘光两朝实录，已无人顾及，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他访求邸报、询及遗老，补齐两朝史事，寄亡国之情于先朝史书的编修。谈迁为了修著明史，到处访书借抄，充实资料。有时听说数百里外有位富户家中藏有大量古书，他立时就兴奋起来，立马上路。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谈迁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谈迁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专心于著史工作，终于写成了初稿。
二、书稿被偷，不惮改作
顺治四年（1647）八月，，正当谈迁张罗着要出版《国榷》时，小偷悄悄溜进了谈迁的家里，本想偷一些值钱的东西，可什么也找不到，只看到一个锁着的篾竹箱。小偷以为装的是值钱东西，于是就偷了去。哪知里面是《国榷》手稿！此时的谈迁真是欲哭无泪，这部珍贵的书稿从此也就下落不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谈迁痛哭不止，极为伤心，但并不气馁，而是振作起来，从零开始，重新撰写。他以《明实录》为基础，还找来不同的版本作参考。经4年努力，清顺治四年（1647），谈迁六十岁那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终于完成了四百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比旧稿更加焕发。《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国榷》完成后，谈迁百感交集，赋诗一首以言其志：“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三、北上游历，故国悲感
谈迁把名字改为迁，是因为仰慕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史记》，不仅仅参考皇家图书，而且到处出游，寻访古迹，访问故老，亲见亲闻，以获得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谈迁身上的性格跟司马迁也有很多共通点，都能够发愤图强，秉笔直书，保存一代历史。谈迁仰慕司马迁的为人，也有北上游览，寻访古迹，访问故老的打算。
刚好义乌有个进士朱之锡受满清招引，要进京担任皇家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请谈迁担任他的记室（秘书），谈迁一口答应下来。在到京期间的这段行程，谈迁将其写成《北游录》。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做好文字工作外，其余时间就是为《国榷》收集材料。他寻书访人、探寻遗迹，并采访了在京的明朝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等，就连崇祯邸报也借到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谈迁还和几位居住在北京的进士霍达、曹溶、吴伟业等结交，他们也对谈迁编写明史颇感兴趣，并将自己丰富的藏书借给谈迁查阅，对谈迁完成《国榷》帮助很大。
谈迁身处明清变革之际，深怀亡国之痛，他对《国榷》一书是有寄托之意的，并把《国榷》署名为“江左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