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2002)，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芸夫、孙芸夫、耕堂等，河北安平人，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正像他的笔名一样，孙犁就像一名“芸夫”一样，一生笔耕不辍。如果从他19岁的时候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文章计起，到1995年开始卧病，他大约度过了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其间，他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独特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美感享受。一般人凭据作家作品中多所表现的浓郁的冀中风情，都能想到作家是河北人氏。至于作家与山西所有的关系，大概就是鲜为人知的了。
青年孙犁
在《童年漫忆》这篇散文中，孙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作家所说，想必是洪洞无疑了。据此“寻根”，我们可以说，作家已经把自己划入了实际上的山西人的行列。
也是在“幼小的时候”，在他家住的那一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这些人在每年夏秋忙季回到家后，“总是让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些小玩意或是蚕豆给孩子们”。作家自然也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了。多少年后，作家对此还是记忆犹新，并仍然把它写进了《童年漫忆》这篇散文中。在这篇散文中，作家把他由来自山西的“小玩意或是蚕豆”而对山西建立起来的美好印象，充满情意地抒写了出来。
孙犁故居
作家童年时候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对作家的创作生活和作品风格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那就是“听说书”。主要一位说书的，正是村里一位“长年累月去山西做小生意”的人，孙犁叫他“德胜大伯”。德胜大伯每次从山西做小生意回来，在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便利用晚间乘凉的机会，给村里人说起了他在山西做生意时学来的《七侠五义》等评书。有一年秋后，村里还从山西来了擀面条的哥儿仨，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白天做生意，晚上说评书《呼家将》，用说书来招徕生意。在那种年月，地处冀中农村的孙犁的家乡，文化生活是相当贫乏的，“听说书”在这里成为人们难得的文化享受。这对日后成为作家的孙犁来说，可想而知就更是如此了。
每逢人们放下粥碗，走向说书场去的时候，孙犁这个小书迷也便跑去，陪着老书迷们，静静地坐那里，直到散场。正是在“听说书”的激发下，稍大些后，孙犁就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坐在地上听人家说，而是自己找来古代小说阅读。就在这阅读中，作家培养了自己的文学兴趣，乃至以后竟走上创作道路。这一切又是和山西联系在一起的。山西在不知不觉中给作家孙犁进行了文学上最早的启蒙教育。
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孙犁
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孙犁曾先后四次来山西。第一次是在1939年冬天，孙犁作为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到雁北随军采访。采访期间，雁北这一“大雁也不往那儿飞的地方”，使这时虽穿着“一身粗布棉裤袄”，却因“身材高，脚腕和手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在外面”的作家吃尽了“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的苦头。正是由此孙犁“第一次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当时，和他一同采访的董逸峰同志，看到他那难堪的情状，在一天随部队出发时，便把自己从冀中带来的一件日本军大衣在风地中脱下，给孙犁穿上。这战争年代的革命情谊、同志间的浓厚的爱，使孙犁大为感动，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次采访一直延续到年末，孙犁才回到地处河北阜平的驻地。这使得孙犁第一次离开家乡过了个春节。除夕之夜，见不到父母妻子的思念与惆怅，山区人民的朴实与热忱的招待，都给孙犁留下了深切的感受。作家后来把他的这段经历写到了《在阜平》和《服装的故事》两篇文章中。
孙犁第二次来山西是在1943年，也是冬季。时值日寇正大举进攻晋察冀边区。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孙犁同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师生辗转来到山西繁峙一带的一个深山小村。由于旅途劳累，他突然病倒，整日高烧，脖颈及背部出了许多水痘。受医疗条件所限，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僻静之所，慢慢疗养。于是，作家在一名姓刘的护士和一位姓赵的学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兀立于五台山顶的一个小村蒿儿梁。在这山顶贫瘠的小村，孙犁住了整整一个冬天。期间，一同来的战友们的关心、群众的照顾，给作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个当过童养媳的小护士“刘兰”朴实诚恳，任劳任怨，对作家更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护理；而本村的那位活泼开朗，热情泼辣的妇女主任，则对孙犁一行的安全、衣食问题做了更多的艰辛的工作。正是以这两个人为模特儿，作家后来把这段山区养病的生活，写成了两个短篇小说《看护》和《蒿儿梁》。
孙犁作品
孙犁第三次来山西是在1944年春末。当时作家刚从繁峙病愈回到阜平，只歇了一夜，便按照上级的命令，和同志们一起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队伍途经山西忻县，正好赶上附近发生了战争。中午，他们进入了一个乡亲们已经分散转移了的山间小村。等到在一个农家院落匆忙吃过饭，孙犁到锅中刷碗时，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原来是灶下预先埋藏的一颗手榴弹发生了爆炸。孙犁顿时变得满脸血污，额上似乎还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当孙犁用手一抹，他脸上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些污水和一片菜叶，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在洗脸的时候，他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孙犁受了惊吓，转眼又遇上这样一件事情，他当时心情糟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场洗脸、洗菜的小纠纷，日后却促成作家写出了《山地回忆》这篇名作。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这篇文章中，作家就对此作了揭示，他说：“小说里的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也是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作家对一件事却是给予了肯定的，他说：“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魂飞天外了。”
孙犁最后一次来山西，是在1945年。当时日寇已经投降，按组织决定，孙犁离开生活了一年的延安，随艾青领导的华北文艺工作队向晋察冀边区进发。由于孙犁是从敌后来的，他便被派作前站，同时兼顾给女同志赶毛驴的任务。十月间，孙犁一行到达山西浑源，在这里休息了一些日子。与以往来山西不同的是，尽管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但孙犁与刚刚夺取抗战胜利的同志们一样，心情是轻松愉快的。用他本人的话说“这真是胜利归来，洋洋洒洒”。后来，作家在《某村旧事》《服装故事》两篇散文中都提到了这件事。
晚年孙犁
孙犁原本就是山西移民的后裔，童年时代他通过“说书的买卖人”最早受到了山西的浸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多次来山西进行革命活动，这些无疑都丰富了他的创作生活，使他以山西人物风情为素材，充实了他琳琅满目的著作画苑。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涉足过山西并在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孙犁这样以其创作与山西建立如此密切久远关系的人，实不多见。山西为作家孙犁赢得文坛盛名所作的贡献，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