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形容一个人之前很有才，后来才思枯竭，会说这个人“江郎才尽”。那么这里的“江郎”指的是谁？
这个“江郎”说的就是南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江淹。江淹（444—505），字文通。据说江淹小时候是个极有天赋的“神童”，六岁时便能写诗，十八岁便精通五经，以文才名盛一时，他作于青年时代的《恨赋》《别赋》等作品更是被誉为千古奇文。可惜的是，到了晚年，江淹诗文创作却再无佳篇，于是人们便十分惋惜地认为他的才华已经用尽了。
江淹像
《梁书》提到：“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而关于这一成语的由来，《南史·江淹传》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始末：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张景阳即张协。钟嵘在《诗品》中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与“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并提，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并将张协诗定为上品。郭璞是著名的方术士和文学家，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
郭璞像
钟嵘《诗品·齐光禄江淹》采用的是“郭璞”版本：
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诗品译注》，[梁]钟嵘 著 周振甫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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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版本涉及的人物有所差异，但内在思路一致：当时最具盛名的文坛前辈以一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托梦”方式赋予了江淹独特的文学天赋，而当他们将承载这份天赋的“五色笔”收回之时，江淹的天赋也随之而去了。
这一传说和由之而来的成语流传甚广，以至于后世提到江淹，便会想到“江郎才尽”，而往往忽略了他曾是那个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名家。事实上，虽然背负着“江郎才尽”之名，但如果给南朝的赋家乃至文学家排座次的话，江淹绝对可以进入“第一梯队”。江淹还是一位高产作者，创作了大量流传至今的文章诗赋，除以《恨》《别》二赋为代表的大量骈体赋和以《杂体三十首》为代表的拟古诗外，尚有骚体赋和山水、游仙、咏物、赠答诗多篇，以及大量的政治类公文。
江淹的文学造诣主要在于辞赋和诗歌，最著名的就是《恨赋》《别赋》和《杂体诗三十首》，全部被收入《文选》。江淹是南朝辞赋史上的名家，尤其善于写“悲”，《恨赋》《别赋》堪称千古“悲情”之集大成。这两篇代表作铺陈排比，写尽古今恨事和男女离愁，集中描绘了“恨”与“别”这两种情境以及触景而生的极度悲伤的感情，通过各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把这两种强烈的情绪摹写得十分具象化。
在南朝门阀社会的背景下，江淹并非出身高门大族，其父仅为县令，又早年丧父、少年孤贫，在当时看来难有晋升得用的机会。作为一位恃才傲物的年轻人，却时刻面对着“饮恨吞声”、郁郁而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江淹与刘宋时期另一位文学大家鲍照一样代表了寒门庶子在南朝贵族社会中的艰难处境，由此从个人遭际出发书写了具有普遍性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情感，因而包含了极强的感染力，引发无数寒微文士的共鸣。隋唐文人往往将江淹与鲍照并称，二人共得“江鲍体”之名。如杨炯在为王勃集所作序中写道：“继之于江、鲍之树。”杜甫《赠毕四曜》亦有：“流传江鲍体。”鲍照的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中蕴含的慷慨悲壮、抑郁不平之气与江淹辞赋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江鲍体”一扫当时文坛上流行的矫揉造作、言之无物的靡靡之音，成为南朝诗赋中的精华。
《鲍照集校注》，[南朝宋]鲍照 著，丁福林、丛玲玲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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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的诗学才能不逊于其赋才，尤其善于摹拟前作，拟作在题材、体式、句法、语言、思想内容和诗歌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神形兼备的高超境界。江淹最著名的诗作就是一组拟古诗，《杂体诗三十首》，这组诗被选入《文选》成为“杂拟类”中的代表作，也被视为拟古诗的典范。《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汉、魏、晋、宋诸家的三十种优秀诗作，尤以刘宋诗人最多。李善注曰：“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
可贵的是，江淹的拟古诗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巧妙借鉴众家之长化为己用。他在模拟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切身体悟，注入了复杂的个人情感，真正做到了与模拟对象精神相通，是比单纯的摹拟更高一层的创作。
历代诗论对这组拟古诗评价也很高，如钟嵘《诗品》将江淹与王微、谢朓并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叶适则将其与陶潜、庾信并提：“江淹杂体意不浅，合彩和音列众珍。拣出陶潜许前辈，添来庾信是新人。”论诗颇为严苛的严羽《沧浪诗话》也肯定道：“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
《谢朓集校注》，[南朝齐]谢朓 撰 曹融南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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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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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淹类似，庾信也模拟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创作了《拟咏怀二十七首》这组主旨丰富、意蕴深远的拟阮诗。在南朝诗人中，庾信属于非常特殊的一位，有“由南入北”的经历。庾信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编选《玉台新咏》的徐陵一起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后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又在北周代魏后于北周担任要职，最终死于北方。在历经国破家亡、被迫入北后，庾信文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洗仕梁时的靡丽之风，慷慨悲凉的《咏怀诗》就是入北后写成的。
《庾子山集注》，[北周]庾信 撰 [清]倪璠 注 许逸民 校点
《徐陵集校笺》，[陈]徐陵 著 许逸民 校笺
《玉台新咏笺注》，[陈]徐陵 编 [清]吴兆宜 注 程琰 删补 穆克宏 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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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庾信经历相似的还有王褒。王褒是东晋名臣王导之后，同样是在西魏灭梁后进入北朝，从此就没再返回南朝。王褒在北周与庾信才名相并，现存诗歌多是到北方后所作。后来南方的陈朝与北周交好，许多寓北人士获许回归故国，然而庾信与王褒皆终生未还。
《王褒集校注》，[北周]王褒 著 牛贵琥 校注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江淹：作为一位文学成就有目共睹的才子，江淹为何在后世人眼中却只剩下了“才尽”之名呢？
要找出这一问题的真相，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江淹的人生经历。
江淹生于宋末，死于梁初，享年六十二岁。他一生中经历数次政治风波，从寒门子弟一步步进入南朝贵族的核心圈层，历仕宋、齐、梁三朝。江淹少时为刘宋始安王刘子贞讲授五经，因而得入仕途，年仅二十岁时从刘宋新安王刘子鸾幕中开启政治生涯，几经起落，所任多为末职。后来的齐高帝萧道成在宋末辅政时将江淹召为僚属，江淹在萧氏称帝过程中为他撰写了多篇重要文书，逐渐受到重用。齐代宋后，江淹逐步晋升，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要职。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江淹再次依附新朝。入梁后，他一直地位显赫，卒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
梁武帝萧衍像
这样来看，江淹的人生际遇可以鲜明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期的官运亨通与早年的穷愁困苦是截然不同的，而他那些广为后人所熟知的作品大多作于宋及齐初永明之前，即早期仕途未显时。阅读江淹成就最高的诗赋，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反映的多是他坎坷不平的生活和情绪，怨恨和愁思是他重点着力的两个主题，而这些都源于他不得志的早年。在江淹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富才华而愤世嫉俗的寒庶青年的典型形象，他目睹人间诸多不平之事，于是不平则鸣，这就是他的代表作《恨赋》《别赋》和拟古诗的特点与风格。文人才士的悲剧命运和由之而生的激愤情绪，再加上以文章求进的客观动机，使得年轻的江淹才思泉涌。而在功成名就之后，身居高位的他失去了创作所需要的情境，因此也就难以再写出好作品来了。可以说，或许江淹并非“才尽”，而是在思想和身份发生转变后而“辍笔”。
《江文通集汇注》，[明]胡之骥 注 李长路、赵威 点校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江淹、鲍照、庾信、王褒等南北朝文学家的身上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时代，或者说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关系确实是十分密切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世变”也促成了文学领域的许多新变；而从社会层面来看，南朝又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东晋的门阀制度，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特色。
《文心雕龙校注（全本）》，[南朝梁]刘勰 著 [清]黄叔琳 注 [清]李详 补注 杨明照 校注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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