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8月底,可能是登记户籍的人笔误,只有7虚岁的我户口本上却反映出8虚岁了,可以读书了,我父亲将错就错,带我到汤渡小学报了名。
我小时候到汤渡小学并不用经过汤渡街,而是在进街前直接向东拐,先沿着洋龙沟走50米左右,再跨过洋龙沟向东直行不到100米,便来到了汤渡小学的南门。
那个南门虽然没有北门大,在历史上,它才是正大门。它三面都是高高的封火墙,门外是外操场,南边公路旁又是6间教室,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来就是汤渡初中的教室,我们六年级也在那里上过课。走向门内,是一幢老式建筑的开阔的前走道。那幢二层楼的老式建筑坐西向东,建筑的主体在我们进门的左边。记得南面的两间是个图书馆、阅览室,我六年级的时候参加过整理书籍,当时还有高红娣等同学也参与了。再向前是三间一个礼堂,记得中间有柱子,中间西面有一个台,学校小型、中型的会议、活动会在这里举行。

汤渡老街的画面出现在墙体上
再向北是通向楼上的楼梯也在左边,楼下好像还有一个浴室。楼上我好像上去过一次,是教师宿舍,宿舍门口是一条走廊。不知什么原因,我许多年经常会做梦做到那里。
再向北是一条通向厨房的走道,学校的厨房当时感觉规模还是可以,灶头较大,有三眼以上,还有蒸箱,还烧开水,总觉得热气腾腾。厨房里还有个小门,朝北通着汤渡街的巷子,学校工友可能要通过这个门进出挑水。门外就是我同学朱小芳家,她父亲在湖㳇开了个修伞卖伞的店,她哥哥比我们高二级,成绩很好,是我小伯班里的班长。同学陈建平也住她隔壁。
厨房的位置在学校的西北角,往南也是一条巷子,只是比较宽。对着学校的墙,有两户人家现在还记得。一户户主叫张春林,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平时总听他讲起“我们的粟司令”;还有一户姓王,儿子新荣和我年龄差不多,哥哥叫新民,姐姐叫敖云,是我祖母的干女儿。
厨房东面仍是一排教室,我记得我一二年级的教室就在那里。再向东就是学校的北门,过了大门又是一排教室,我读四五年级的教室就在那里。
教室边上是围墙,围墙向南折角是学校的最东面,原来是一只厕所,后来又建了一个厕所。那两个厕所我做梦也经常会做到。再向南折角向西,全部是教室,我六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就在这一条上。教室和南门相连,整个学校的房子成“口”字型,中间是操场。
学校的操场西侧还建了一些水泥的乒乓桌,我们一下课,尽管只有15分钟,也会去抢桌子打一会乒乓球。离开主楼不很远的中间位置,还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到了秋天还会结果。一次还机缘巧合吃到了炒熟的梧桐果,真香,感觉很难有超过它的美味了!
操场的西侧,好像还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什么作用不记得了。感觉小时候的操场很大,后来进去过一二次,感觉小许多了。
我第一次到汤渡小学并不是开始读书时,而是之前的二三年或更早一些时候。一次在汤渡小学放广场电影,家里的大人带我去看。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一条大扁担挥舞,可能是动作夸张,也可能是我没有准备,总之是吓着了。回去睡觉做噩梦,发热,大汗淋漓,睡梦中滚到了床前的地板上。这些不但是父母告诉我的,我的记忆里还依稀有些印象。
那年的9月1日,我成了汤渡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和秦建明、王行法、王小华等同班同学。我是和求志堂一大门的小芬周祖芬一起去上课的,她比我大一岁,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方桌子前。小时候黄泥湾的玩伴王行法见到我很高兴,招呼我坐到他一起去。我不愿意,我要和小芬坐一起,感觉她更熟,还有,不能扔下不管她,她可没有熟悉的人了。
有一个叫刘洪生的,小名叫小兔,比我大两岁,一直和我很投缘。他家开始住在求志堂东边的平房里,屋后的菜园篱笆是荆树围成的,夏天开满了白花,树叶可以用来洗头;后来他家又搬到黄坭湾,就住在我家5间老宅的最东一间。他和我一直是邻居,常在一起玩而且很谈得来。他比我高一级,他读完了一学期书还是较新,就给我用,那时书的内容似乎不大变,下一级的还能用。我的书不知怎的破得厉害,多亏他的书接济一下。这样持续了有两年。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老师叫储敏,是个年轻女孩。她脸上有一些浅浅的雀斑,但长得还是妩媚动人。她工作很负责任,也很爱我们。同学们取笑王小华,说储老师抱过他。王小华不承认,但我很相信。因为有一次上学我进教室,走在走廊上正好和储老师同行,她便弯下腰,用左手搭在我肩上,一直走到教室门口我进教室时她才松手。幸好没有人看见,我也更不能说,怕同学们取笑。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行全校的活动,我上台朗诵了一首诗:“天上星,亮晶晶。。。。。”由于我人小,上台下台都是她抱上抱下。她有个弟弟,不知什么原因跟着她在学校。有时他会到教室门口,向她示意,有人找她。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太多。
后来,听说她嫁人了,学校调来了一位校长,她嫁给了那个校长,她也当上了大队辅导员。后来又听说她又跟着那个校长调到了西乡的哪个学校去了。再后来,我们经常打听,一直没有她确切的消息。我们一群同学衷心地祝福她!
在小学读书我成绩一直很好,主要原因是我上课认真听,从不肯缺课,其他时间是不大花功夫的。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我生病了,夜里发热,早晨挺着起床,没吃早饭就上学了。母亲不放心,半上午带着早餐来到学校看我。我当时的班主任是丁荷娣老师,湖㳇人,一位敬业爱生的好老师。她听说后多次在教室里表扬我,搞得我更不愿意缺课了。
四年级班主任是孙文杉老师,一位的小伙子,也是湖㳇人,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一次算术考试,不知是谁出的卷子,特别难,教室里半数以上不及格。我得了80多分,是第一名,竟比第二名多了10多分。
五年级的老师是个和蔼的老头,叫蒋槐,大家私下叫他蒋老头子。一次,前面说到的那个女生朱小芳背后说惯了,竟忘了场合,当面叫起他来,气得他扬起了手,开玩笑吓唬着要打她。
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叫赵竟成,他的作文教育对我们帮助较大。他要我们多读课外书,读到好的句子叫我们摘下来,再抄到黑板上,供大家欣赏和共同抄下来,做作文时再设法把它运用上去。这样循环往复,大家不但增长了知识,还培养了对作文的兴趣,提高了写作文的能力。
班主任老师叫谢洪培,也是湖㳇人。他管理学生恩威并举,把学生管得服服如行。他那时身体不大好,一次休息在家数月,我们一群男生女生到他家中去看望他。他家住在湖父后庄门,汤渡小学到那儿大约有8里路,我们步行去步行回,一群人打打闹闹,兴致很高。他后来也住在宜城,他女儿女婿和我弟合明走得近,他的情况我也知道,总想去看看他,由于忙于俗事,一直到他亡故而未能成行,甚为憾事!
小学这几年对我很重要,它奠定了我学习的基础,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及良好习惯。我从父母那儿接受到的克己奉公和真诚待人的教育在老师那里得到深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落实。特别是在六年级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活动。那时,三年的困难时期已过,大家感觉到生活相当好,十分满意,都十分期望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央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学习雷锋的号召,大家感到众望所归,响应十分踊跃。这一活动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记得在丁山工人电影院看完电影《雷锋》,自己陷入久久的沉思中,暗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小学教师成功的教育也使我热爱上教师这个光荣、神圣甚至浪漫的职业。记得是二三年级的一次春游,大家来到南山脚下的顺庆寺。只见禅房旁树木森森,溪流潺潺,中午休息时,一些年轻的老师有的靠在溪中的大石头上吹口琴,有的在溪边吹笛子,周围簇拥着一群群男女学生。我那时想,将来我能当个老师多好!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记日记,这也是赵竟成老师的功劳。这习惯陪同了我近半个世纪,虽然时有中断,但还是带给我诸多益处,如可以记录下许多生活的小事,增加生活的乐趣和回忆;可以每天反省一些事,培养思考的习惯……有时不记日记,不是因为它没有用,而是偷懒了。我还保存了小学的日记132篇,在此不展开了。
成年后,特别是看了宜兴籍报人徐铸成写的《报海旧闻》后我才知道,我母亲的三公公周酉叔一直是汤渡小学的校董,他儿子周永保是徐铸成在汤渡小学学习时的同学。徐铸成曾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徐铸成任《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生前还为汤渡小学题词:“刚正”二字一直横亘在校门口,我想,它成为校训,也未尝不可。
(作者秦乐明,曾任宜兴市总工会主席,主编《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等,本文节选自作者长篇传记文学《无悔此生》,图文编辑何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