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赵普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4年之前，一路光环、顺顺利利、稳稳当当；2014年之后，一路险境、跌宕起伏、曲曲折折。
作为分水岭的2014年，赵普创立了绿丞实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丞”字代表着处于辅助者的位置帮助别人，而公司的愿景就是帮助科学家完成新材料从0到1的科技创新，做中国乃至全球在新材料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最专业化的平台。
科技成果的转化周期长，风险高，一个成功的转化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投入和等待，在这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上，他愿与企业共同修炼成长。
世界500强高管走上创业路
赵普从小就是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1998年考入清华精密仪器系，2005年硕士毕业后，他来到上海，先后在两家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施耐德电气和戴尔工作，很快就当上企业高管。在施耐德期间，他还去法国工作了一年半。
2014年，他从条件优越、制度健全的外企团队中辞职，创办了绿丞实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在和高校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为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被束之高阁，无法转化为科技成果而可惜。
“那时科技成果转化对高校来说无法提升排名，对企业来说拿不出资金，对资本来说风险太大，如果没有好的体制机制，确实让人望而却步。”赵普分析说。既然各方都“兴趣缺缺”，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
他看到了一家标杆企业——IP Group，这是一家英国的知识产权运营的上市公司，成立于2000年，主要业务是向高校旗下公司提供种子期投资，以及知识产权商业化运营服务，以股权回报的形式获得收益。迄今为止，该机构已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33所英、美、澳高校和科研院所达成合作，覆盖全球约17%的最顶尖科研成果，今年市值超过111亿人民币。
金玉在前，赵普决定以IP Group为目标，以三位创始人所在的高校入手，做中国自己的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用专业服务做科学家的“合伙人”
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是要把真正好的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商品，变成有价值的回报。如何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赵普的目光放在了科学家身上。“绿丞定位自己是科学家的合伙人，而不是经纪人，科学家们是一群非常特殊的群体，他需要更多的情感上的互动和认同，而非单纯利益上的关系。”赵普说，“合伙人意味我们和科学家是一体的，是一种更为互补，更为融合的关系。”
绿丞的另一个特色是专业。无论是材料的种类，如金属、无机、高分子、纤维、膜等，或是行业的体系，如汽车、电子、能源、化工、纺织等，他们都有涉猎，并着手在细分领域中建设中试基地。
十年磨一线，这是浙江大学高超教授亲身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后的直观感受。2011年，他发表了石墨烯和纤维复合的论文，但受到资金限制，概念甚至没有走出实验室。在绿丞帮助下，2014年高超获得1000万融资，完成实验室小试；2017年，绿丞基金投资5500万来帮助他开展中试；2020年，一家转型中的国有企业将数亿资金投入这个项目。
“当下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优势，一是政府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竞争者，愿意去付费，二是中国有非常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他们转型升级的需求非常迫切。”赵普说。针对这一趋势，绿丞已与近20个地方政府形成了合作关系，在上海、杭州、绍兴、马鞍山等地建立细分领域的研究院或硬科技孵化器，在安徽、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省建设了不同形式的创新中心。
从单个转化到营造标准化生态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多年，赵普对这件事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认为转化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在具体项目上完成从0到1的转化；其次，需要在一个领域形成批量的转化；最后是给有意愿进行转化的科学家们提供模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服务，成为长远生态。
绿丞未来发展方向，仍然会聚焦基金和基地两个方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离不开区域的经济发展，目前我们在长三角有非常多的布局，也积极在大湾区、京津冀和成渝地区做布局。”赵普说。
一系列的材料体系和行业体系的研究院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规划中，据透露，第一个是功能陶瓷研究院，目前已经聚集了11位携转化项目而来的科学家，赵普希望实现科学家和该领域龙头企业的对接，来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同时我们也有计划要建设光电材料的研究院，是和国家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合作。”赵普说。
更令人欣喜的是，市场环境也好了起来。过去，企业并不重视科研投入，但赵普注意到，从去年开始，非常多的央企，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开始重视技术创新，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客源。他们还打算培养一批拥有投资和咨询能力的技术经理人，用专业的服务，等待“十年”后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