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至今，可以说其自从诞生以来就是关于抗战研究中中日两国存在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日本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臆想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而中国的学者多持肯定态度。那么，双方的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会这么大差异，会与日本侵略中国定性有关。
如果肯定《田中奏折》的存在，那就正好说明日本蓄谋已久的，是故意犯。日本许多人之所以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也都认为是偶然因素触发的，无非是想说明战争是偶然因素触发的，日本侵华是过失犯，认为这样罪责就可以减轻。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也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日本就以此为借口说《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事实上，没找到不一定就意味根本不存在。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法律实践中，证明故意犯罪的原始证据灭失并不意味着故意犯罪就不存在。原始文件即便没找到，也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原始证据的存在，而日方不能没有找到原始文件为由就说其不存在，而是要证明其没有犯罪故意的存在。而日本后来的恰恰证明类似文件的存在：
一是《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据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爱国志士蔡智堪之后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
二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甚至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因此，日本利用没有找到《田中奏折》的原件就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在法律上历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纯粹属于侵略者的狡辩。
（作者简介：于兴卫：法学博士，退役大校，曾任军队某部研究员兼法律顾问处律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法律实务工作，承办过大量涉军非诉业务和诉讼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