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仁人的壮美情结，使百泉在自然美的山水之间，又浸润着一种可歌可泣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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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百泉风光，吸引了历代的志士仁人前来百泉游览、隐居和讲学。他们无论是在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中，还是在国无宁日的黑暗阴霾下，都能以社会群体利益为重，在追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去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人格，从而获得永生的自律精神，孕育成最可贵的爱国情结。又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支配下，坚志苦学，课徒传道，以毕生精力贡献于国家和人民，呈现出中国人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统。孙登、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许衡、姚枢、窦默、赵复、王磐、白栋、王恽、孙奇逢、彭了凡等便是其中最为动人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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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登，字公和，三国时魏国共城人。他极有才华，本想为国尽力，但他那个时代自曹丕之后政治越来越坏，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越来越黑暗。面对这种状况，孙登悲愤交集，誓不从政，来到苏门山，隐居在土窟之中，啸傲于密林之间。一方面以消极避世的方式表示不满与反抗，另一方面借此保全自身，以俟时报国。遗憾的是，孙登没有等到机会来的那一天，便郁郁乎离世而去。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是消极的，但从他身上却反映出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可贵精神。
邵雍，共城人，北宋著名易学家、理学家。他夏住长生洞，冬住安乐窝，刻苦学习，日夜钻研，“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枕者数年”（见《古共邵氏宗谱》），攻叩易学、理学大门，最终成为一代学者。先后写出了《皇极经世》、《渔樵问对》、《击壤集》等著作。并讲学于太极书院，和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在此传道解惑，使太极书院名震中原，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之核心。直至明清时期仍居重要地位。邵雍的刻苦治学精神和对易、理学作出的贡献，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敦颐，道州（今湖南道县）营道人，世称濂溪先生。他与邵雍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切磋交谈。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如太极、理、气、性、命等，均成为宋明理学共同探讨的基本范畴。他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在于他继承唐代李翱等人的思想，从佛、道二教中汲取了许多儒学所缺少的东西，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提出了宋明理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后来的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充实这个体系，使之更加严密，更加完备。因此，他和邵雍一样，共同成为理学的开山人物。
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二程祖居中山，后由开封徙至洛阳，同受业于周敦颐。常游苏门，和邵雍有一定的学术交往，并讲学于太极书院。程颢曾任太子中允，可直接向皇帝进谏，弹劾不法官吏。程颐则大部分时间从业于学术，传说辉县市西部的程村，即其讲学之处。二程的主要贡献在学术上，他们观点相近，后人将其言论集为《二程全书》。他们的哲学思想后经朱熹的继承发展，而后成为“程朱理学”，并跃升为明、清以来统治思想界数百年的正统哲学。而这是和百泉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许衡，怀庆河内（今沁阳市）人，生于金朝末年。时值兵荒马乱，曾避居于鲁之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始谈王弼所注《周易》。蒙古灭金后河南稍定，他便到魏地收徒讲学。29岁应试中选占籍为儒。后来许衡在苏门结识了姚枢，得道于程朱著作，潜心研读。并以苏门为家，与姚枢、窦默等讲习经史。公元1254年，忽必烈网罗经士以治理国家，许衡被任命为京兆提学、中书省议事、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元、清两朝曾将其抬高为“朱子正统”的“大儒”和“圣人”。
姚枢，直隶柳城（今辽宁朝阳县）人，元代翰林学士承旨。中年时期因恶与贪官同流合污，毅然弃官，携家眷的从直隶柳城迁居辉州云门（今河南辉县北云门），读书悟道。自资刊印《论语》、《孟子》等书，惠及四方初学。后来和国子祭酒许衡、赵复、窦默等名儒共同讲学于太极书 院，以至独成体系。姚枢78岁而卒，葬于百泉东南侧。元至大三年（1310），追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鲁国公。
与姚枢同时期聚于百泉的学人还有窦默、赵复、王磐、白栋、王恽等。窦默，直隶肥乡（今河北肥乡）人。 自幼读书有志，与姚枢、许衡讲学于苏门，后同为翰林侍读学士，累官昭文馆大学士等。赵复，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元军下德安，屠城，赵复欲投水一死，为姚枢救免，多方相劝，从北来苏门，布道于太极书院，时称江汉先生。王磐，直隶永年（今河北永年）人。常在苏门讲学，弟子受业者甚众。元世祖聘为翰林直学士，改山东宣抚司，入为太常少卿，仕至学士承旨。白栋，山西太原人。先受业于许衡，后随许衡出山，从教于太原。后任国史院编修从仕郎、陕西汉中前提刑按察使司事等职。后葬于辉之苏门。王恽，汲（今河南卫辉市）人。从王磐学习于苏门。中统年间出仕，官至通汉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同修国史等。
明末清初的孙奇逢，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自幼由家学陶冶成长。后因朝政昏乱，恩师左光斗被害，于是愤然南迁，举家来到共城，躬耕于夏峰村，讲学于百泉书院。一心授徒，传道解惑，整整25年。一生中十一次征召不仕，人称“征君”。92岁而终。他不仅是明末清初中国三大儒之一，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人才。后人称他“守正恶邪，见义勇为，不慕荣利，课徒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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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了凡，河北蠡县人。明末清兵入关后，他对明朝灭亡异族入侵深感痛苦，愤然离家南迁，四处倡导反清复明。但未成功。于是下决心宁死也不食清朝粮，坐于苏门山孙登啸台旁活活饿死。孙奇逢悲其壮志，称他为“饿夫”。冯玉祥感其精神，亲笔书写“民族精神”四字，刻巨石立于他的墓前，以示赞颂。
上下数千年，百泉历史上的志士仁人的高贵品德、忧患意识、民族气节以及刻苦治学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民族情感和向心力、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团结一体，不管其间政局怎样分裂，最终都借助于这种品德和精神重新归入大一统的安定结局。由此可见，在百泉活动的历代仁人志士，他们的活动足迹，思想品德，治学精神和不凡气节，实在是一种爱国主义、自强奋发的壮美情结。
资料来源：《共城史话》 张有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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