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仁人的壯美情結，使百泉在自然美的山水之間，又浸潤着一種可歌可泣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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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百泉風光，吸引了曆代的志士仁人前來百泉遊覽、隐居和講學。他們無論是在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中，還是在國無甯日的黑暗陰霾下，都能以社會群體利益為重，在追求國家的最大利益中去實作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人格，進而獲得永生的自律精神，孕育成最可貴的愛國情結。又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思想支配下，堅志苦學，課徒傳道，以畢生精力貢獻于國家和人民，呈現出中國人的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優秀傳統。孫登、邵雍、周敦頤、程颢、程頤、許衡、姚樞、窦默、趙複、王磐、白棟、王恽、孫奇逢、彭了凡等便是其中最為動人的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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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登，字公和，三國時魏國共城人。他極有才華，本想為國盡力，但他那個時代自曹丕之後政治越來越壞，階級沖突越來越尖銳，社會越來越黑暗。面對這種狀況，孫登悲憤交集，誓不從政，來到蘇門山，隐居在土窟之中，嘯傲于密林之間。一方面以消極避世的方式表示不滿與反抗，另一方面借此保全自身，以俟時報國。遺憾的是，孫登沒有等到機會來的那一天，便郁郁乎離世而去。雖然他采取的方式是消極的，但從他身上卻反映出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可貴精神。
邵雍，共城人，北宋著名易學家、理學家。他夏住長生洞，冬住安樂窩，刻苦學習，日夜鑽研，“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枕者數年”（見《古共邵氏宗譜》），攻叩易學、理學大門，最終成為一代學者。先後寫出了《皇極經世》、《漁樵問對》、《擊壤集》等著作。并講學于太極書院，和周敦頤、程颢、程頤等人在此傳道解惑，使太極書院名震中原，成為中原地區理學研究之核心。直至明清時期仍居重要地位。邵雍的刻苦治學精神和對易、理學作出的貢獻，在後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敦頤，道州（今湖南道縣）營道人，世稱濂溪先生。他與邵雍交往甚密，經常在一起切磋交談。他提出的一系列哲學範疇如太極、理、氣、性、命等，均成為宋明理學共同探讨的基本範疇。他在中國儒學史上有着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他對儒學發展的貢獻，在于他繼承唐代李翺等人的思想，從佛、道二教中汲取了許多儒學所缺少的東西，進而建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提出了宋明理學的主要概念範疇，後來的理學家所做的工作，隻是在充實這個體系，使之更加嚴密，更加完備。是以，他和邵雍一樣，共同成為理學的開山人物。
程颢，世稱明道先生；程頤，世稱伊川先生。二程祖居中山，後由開封徙至洛陽，同受業于周敦頤。常遊蘇門，和邵雍有一定的學術交往，并講學于太極書院。程颢曾任太子中允，可直接向皇帝進谏，彈劾不法官吏。程頤則大部分時間從業于學術，傳說輝縣市西部的程村，即其講學之處。二程的主要貢獻在學術上，他們觀點相近，後人将其言論集為《二程全書》。他們的哲學思想後經朱熹的繼承發展，而後成為“程朱理學”，并躍升為明、清以來統治思想界數百年的正統哲學。而這是和百泉有着一定的聯系的。
許衡，懷慶河内（今沁陽市）人，生于金朝末年。時值兵荒馬亂，曾避居于魯之徂徕山（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始談王弼所注《周易》。蒙古滅金後河南稍定，他便到魏地收徒講學。29歲應試中選占籍為儒。後來許衡在蘇門結識了姚樞，得道于程朱著作，潛心研讀。并以蘇門為家，與姚樞、窦默等講習經史。公元1254年，忽必烈網羅經士以治理國家，許衡被任命為京兆提學、中書省議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等職。元、清兩朝曾将其擡高為“朱子正統”的“大儒”和“聖人”。
姚樞，直隸柳城（今遼甯朝陽縣）人，元代翰林學士承旨。中年時期因惡與貪官同流合污，毅然棄官，攜家眷的從直隸柳城遷居輝州雲門（今河南輝縣北雲門），讀書悟道。自資刊印《論語》、《孟子》等書，惠及四方初學。後來和國子祭酒許衡、趙複、窦默等名儒共同講學于太極書 院，以至獨成體系。姚樞78歲而卒，葬于百泉東南側。元至大三年（1310），追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
與姚樞同時期聚于百泉的學人還有窦默、趙複、王磐、白棟、王恽等。窦默，直隸肥鄉（今河北肥鄉）人。 自幼讀書有志，與姚樞、許衡講學于蘇門，後同為翰林侍讀學士，累官昭文館大學士等。趙複，德安（今湖北安陸）人。元軍下德安，屠城，趙複欲投水一死，為姚樞救免，多方相勸，從北來蘇門，布道于太極書院，時稱江漢先生。王磐，直隸永年（今河北永年）人。常在蘇門講學，弟子受業者甚衆。元世祖聘為翰林直學士，改山東宣撫司，入為太常少卿，仕至學士承旨。白棟，山西太原人。先受業于許衡，後随許衡出山，從教于太原。後任國史院編修從仕郎、陝西漢中前提刑按察使司事等職。後葬于輝之蘇門。王恽，汲（今河南衛輝市）人。從王磐學習于蘇門。中統年間出仕，官至通漢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诰同修國史等。
明末清初的孫奇逢，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自幼由家學陶冶成長。後因朝政昏亂，恩師左光鬥被害，于是憤然南遷，舉家來到共城，躬耕于夏峰村，講學于百泉書院。一心授徒，傳道解惑，整整25年。一生中十一次征召不仕，人稱“征君”。92歲而終。他不僅是明末清國中國三大儒之一，而且還培養了許多人才。後人稱他“守正惡邪，見義勇為，不慕榮利，課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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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了凡，河北蠡縣人。明末清兵入關後，他對明朝滅亡異族入侵深感痛苦，憤然離家南遷，四處倡導反清複明。但未成功。于是下決心甯死也不食清朝糧，坐于蘇門山孫登嘯台旁活活餓死。孫奇逢悲其壯志，稱他為“餓夫”。馮玉祥感其精神，親筆書寫“民族精神”四字，刻巨石立于他的墓前，以示贊頌。
上下數千年，百泉曆史上的志士仁人的高貴品德、憂患意識、民族氣節以及刻苦治學的精神，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形成了一種民族情感和向心力、凝聚力，成為中華民族的“國魂”。中華民族數千年團結一體，不管其間政局怎樣分裂，最終都借助于這種品德和精神重新歸入大一統的安定結局。由此可見，在百泉活動的曆代仁人志士，他們的活動足迹，思想品德，治學精神和不凡氣節，實在是一種愛國主義、自強奮發的壯美情結。
資料來源：《共城史話》 張有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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