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情是一场电影，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走在散场的路上。
方夏的到来在中学里引起了轰动，甚至我们在镇上的小旅店登记入住时，连服务员们都很惊异。那个负责登记的胖女人在叽叽喳喳问东问西之后，特别强调，晚上七点之后，非住宿人员必须离开，她会挨个房间的检查。在我后来的人生里，同样遇到了很多满怀恶意的底层人士，这些人会把手中少的可怜的权力发挥运用到极致，不带一丝一毫的松动。我想，这既是在发泄压抑不满，同时也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里没有任何余量，必须用坚持原则来取悦上边的原因吧。
安排好了住处，我带着方夏回到宿舍。现在是上课时间，宿舍是我们唯一可以短暂的不被人打扰的地方。我的舍友们一定是有了默契，他们连午饭时间都没有回来，把房间留给了我和方夏。一进房门，从见面开始一直在微笑的方夏，紧紧的抱着我开始痛哭，她哭的很恣意，一点都没有克制自己，弄得我一边安慰她，眼圈也跟着酸了起来。我同样用紧紧的拥抱来回应她，抚摸着她的长头发，亲吻她。人的眼泪不是咸的，如果是流了很多眼泪的时候。此处省略了大约五千字，反正都是谈理想，谈生活，谈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陈词滥调，不说也罢。
中午时候，方夏从她带来的白绿相间的皮质旅行包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了很多好吃的，那些东西大多数都是我们在北京时曾经一起买来分享过的，那个桶包的样子和质地，我也始终记得。方夏在准备这些东西时，一定是想通过重游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商店，来缓解思念。意识到这些让我莫名的感动，那时我相信，方夏以后会是我的妻子，我一生的伴侣。
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的家里整理储藏室，发现了两个与方夏那次用的旅行包很相似的包，我才意识到，我对浅绿色的，桶型的，亮皮材质的包包一直情有独钟的原因。很多东西我以为不重要，以为不介意，其实时间最终一定会把自己出卖，无法逃过。
傍晚的时候门被敲响，是我的班主任夏老师来找我。他略带局促的和方夏打了招呼，然后啰啰嗦嗦和我谈起了高考，大意是方夏能来看我很不容易，但我不要放松学习，毕竟高考很快就到了，他给我三天的假期，让我先陪陪方夏。后面，就是方夏的事了，她天生擅长社交应酬，几句之后就开始带起谈话的节奏。以方夏的散手，夏老师在她面前连三个回合都没有坚持下来。我在旁边看的直乐，打开方夏偷拿她父亲的中华烟点上，还顺便递给了夏老师一支。
夏老师是我少有的对其满怀敬意的老师，他脑子有些慢，说话慢条斯理还有些大舌头，专业上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但他在做我老师的时候，表现出了对即将成人的我们的信任和期许，不是出于他的职业，而是出于他内心的善意，这让我觉得难能可贵。教师的群体，很多都只是会些可怜的技能，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执教的年级越高，烂人越多。到了大学里，可能一多半都是渣子。我知道这是偏见，可我就是不想改变，谁让我一直以来饱受老师们加给我的折磨呢。
夏老师离开以后，我的援兵赶到了。方夏来看我，是挪用了她这学期的生活费，我母亲则从小到大没有给过我零花钱，外在的生活费也计算的非常精准，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接待方夏。所以我在那个招待所给发小儿陈刚打了电话。陈刚的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头头，电话打到老陈那里，老陈和我母亲是曾经的同事，小辈又是从小到大的交情，转达些消息自然不在话下。除了陈刚，他还把吴老二带来了。吴老二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一直都是陈刚的跟班。
陈刚热烈的和方夏交谈着。方夏知道陈刚，我给她讲过很多我们从小到大一起打架，一起偷瓜，一起在校门口吹口哨学着高年级同学搞对象的事迹。他们很快的熟悉起来，方夏开始叫刚哥了，吴老二在一旁闹着，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来好多的罐头，肉的水果的都有。陈刚不屑的说，他让吴老二拿着钱出来，吴老二没有，就从家里开的小卖部偷了这些罐头，连钱都没敢偷。
趁着方夏与吴老大摆弄罐头，陈刚悄悄拍给我一卷十块钱人民币的钱，大约有一百块钱的样子，我没数过多少，和陈刚用不着这些。
晚餐是在镇上的小餐馆吃的，点的菜配合吴老二带来的罐头，显得异常丰盛。双方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的交换了意见。陈刚代表本地人民热烈欢迎北京姑娘方夏的到来，请她多走走，多看看，感受东北的风土人情。方夏对陈刚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请陈刚和吴老二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承诺到时一定给陈刚介绍比她漂亮十倍的北京姑娘。
最后，我们几乎都醉了，我们都十分期待北京再聚，这意味着我肯定会回到北京。那时我们无比相信友谊和爱情都是永恒的，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只是偶然的交错，以后再无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