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霜：一代名伶被污辱与损害的一生
文/老张在路上
已退休多年的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入驻今日头条，发表的第一段文字就是针对范冰冰事件，有人大骂“戏子”发声，他认为有人戏子长戏子短，是因为长期的绝不公正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原因，他并希望我们的舆论语言不要开历史倒车。
王蒙的这段话，引起的争论，范冰冰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我现在讲一个旧时年代一个“戏子”的故事，让我们看看过去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戏子”是如何被命运操弄和摧残的。
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有认为它是中国第二大剧种。评剧习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称谓，最终以“评剧”之名闻名全国。
旧时艺人，在台上，他们为艺术拼命；台下却要寄人篱下，处处受人摆布，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向权势低头，甚至沦为达官贵人的玩物。
正因为如此，那个年代做艺人的，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家世背景，不是戏班子半路上捡来的，就是逃难的时候，父母实在无力养活，卖给戏班老板的。再不然，就是家道中落后，无以为生，加入戏班混口饭吃的。
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就是这样的艺人。她现在被后人誉为“评剧表演艺术家”，而在那个年代，她的一生，就是典型的被污辱与损害的“戏子“的命运写照。
白玉霜（1907年-1942年），原名李桂珍，又名李慧敏。河北滦县人，莲花落艺人李景春之女。有评剧皇后之誉，评剧白派艺术的创始人。
白玉霜的父亲李景春是唱莲花落的艺人，白玉霜原名不知叫什么。她自幼随父亲唱戏走江湖，11岁学京韵大鼓，14岁改学评剧，演出于青岛、大连一带。后拜师孙凤鸣学习评剧，成为孙家戏班的主角。师父给取的名字叫桂珍，所以早年戏报用的是李桂珍的名字，成名后才改为白玉霜。
李景春是个唱戏的，经常这个戏班里呆一呆，那个戏班里跑一跑。类似于现在的搭班走穴。1921年前后，李景春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只剩下14岁的白玉霜。
这时弟弟李国璋也读不下去书，就回到一家人身边，在戏班里拉二胡。
白玉霜的母亲，后来人称胖李奶奶，她觉得既然白玉霜能唱，弟弟能拉弦子，干脆就组一个班好了。她和自家兄弟当管事，还找来了一些小演员。
白玉霜没上过学，过着戏班子里四处颠簸的生活，她很好学，不懂的就立马问。她认认真真演出，大清早去吊嗓子，越是冷天，越是到冷风里去站个大半天。
白玉霜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她的嗓音比较低，鼻音共鸣好，中低音宽厚圆润，音色纯正。白玉霜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大胆革新，创造了低弦低唱的演唱方法。
白玉霜戏唱红了，人出名了，麻烦也接踵而至。
1934年一天，鲁迅和学生们谈到当时北平市市长关于禁止男女青年在同一游泳池游泳的命令时，鲁迅模拟头戴防毒面具的怪模样，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个北平市市长就是袁良。
袁良（1882——1952.12）民国第四任北平市长袁良，浙江杭县人，字文钦。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昌图警察总办兼交涉员。后为沈阳交涉署秘书长。1916年至1922年充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1924年被派为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一度署理中央农业试验场场长。1929年为外交部第二司司长。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袁良弃官还乡，寓居上海。1953年3月,袁良在上海病逝。
1934年，白玉霜在北平开明戏院演出，演出的戏《拿苍蝇》。素来不看评剧的袁良对白玉霜发生了兴趣，看了她好几场戏，市长带头捧场，白玉霜更红了。
有一天，袁良看完戏派人送信，请白老板吃夜宵，不想，白玉霜就是不去。于是，白玉霜捅了马蜂窝。袁良打出了维护北平社会风化的旗号，指令立即将白玉霜驱逐出境。
第二天早上就来了几名背枪的警察，手拿公文，说是，因为她的戏演得“有伤风化”，市长不让白玉霜在北平演戏了，必须立刻离开北平。然后，警察一路押送他们上了火车到天津。
《拿苍蝇》的剧情是，一只苍蝇成精，下凡来与人恋爱，还生了个孩子，最后被天庭知道了，玉皇大帝便派天兵天将把这只苍蝇精抓走。由于这出戏荒诞离奇，类似于后来的《天仙配》，深受市井欢迎，票价一涨再涨，从三角涨到了一元，票价已和梅兰芳的演出相当。
出演时，白玉霜和俩扮演丫鬟的女演员，都穿“卫生衣裤”、红肚兜，灯光一打，和露胳膊露腿差不多。按今天的眼光看她们的装扮，充其量近似于体操或者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装束。但在那年月已然是很不入眼了。
评剧演出的曲目因受当时的时代、历史、受众等的局限，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与艺术倾向。有的宣扬宿命论、因果报应，有的低级黄色。其实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如京剧、大鼓、评书、相声都存在这类问题。
所谓白玉霜的演出“内容不健康，有伤风化”，仅仅是袁大市长的借口而已。
白玉霜带领安冠英、小福子（小白玉霜）到了上海，安顿下来后，便在天蟾舞台演出。
白玉霜的养母兼班主只把她当作摇钱树，千方百计从她身上榨取钱财，根本不管她的个人情感和身体健康。
白玉霜一生没离开过自己的戏班。谈恋爱自然也是自家班子里的演员。
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曾经撰文讲述过白玉霜和情人私奔的往事。
白玉霜在北平呆不下去，就到了上海，她先去拜访那些有钱有势的东家掌柜，有一个叫魏庭荣（外号大老魏）的人是上海有名气的青红帮，又是做买卖的能人，生财有道，据说是美丽牌香烟商标上那个美人的丈夫。这人是烟草公司的东家，又兼是几个戏园子的股东。以他为首的一些商人，为白玉霜出主意，用白玉霜三个字，先出了白玉霜香皂，香皂是白色长圆形的，外表装潢很讲究，包装上印着一个和白玉霜相似的美女。用这种手段作宣传，上海观众还没有看戏，就知道白玉霜了。商人会作生意，白玉霜香皂立即成了供不应求的时新货，白玉霜的蹦蹦戏也场场客满。
白玉霜在上海唱戏红得发紫时，除去演戏，她每天过着老爷太太包围、坐汽车、去饭店、打牌、跳舞、吃吃喝喝的生活。她不久就厌烦了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可又无法摆脱。她爱上了一个乐队里给她打梆子的乐师。
这人年轻诚实，是有名的好梆子，名叫李永起。白玉霜跟母亲胖李奶奶一提出来，这位见钱眼开、爱钱如命的胖李奶奶坚决不同意。白玉霜答应给她挣足一笔大钱，给她买房、买地、外加开买卖，但还是得不到恋爱的自由。
白玉霜在台上唱戏，李永起在台上打梆子，免不了眉来眼去，常被胖李奶奶看见。她为了保住摇钱树，花钱买通了流氓、打手跟踪李永起，还把李永起毒打了一顿，阻拦白玉霜和李永起接触。
白玉霜跟李永起两人平时不能接近，只能偶尔在后台碰上偷偷说话，胖李奶奶时刻监视他俩。白玉霜跟李永起商量决定私逃来反抗母亲。有一晚演完戏她借口跟人打牌，同李永起坐飞机由上海起飞到天津，跑到河北省李永起老家杨村。
白玉霜私逃对这个班社影响太大了。她一走，台柱子没有了，胖李奶奶就把白玉霜的养女小白玉霜扶植起来演主角。小白玉霜嗓子虽没有母亲宽厚，但有她自己的演唱风格，她把很多白玉霜的戏都顶起来了。这也是小白玉霜初露头角的机会。
白玉霜跟满身泥土气的李永起回到老家，下定决心跟李永起在农村过日子，她用带来的体己钱和金银珠宝在村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决心务农，并且宣称：“我跟李永起认命了。”可是说的容易，作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她习惯了豪华享受，看惯了那些阔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农村的一片黄土庄稼，她哪里受得了？又加上农村人也看不惯她，过了没多久白玉霜就住烦了，呆不下去了。
上海的观众想看白玉霜的戏，胖李奶奶又托出人情来，乃是上海有名的能人大老魏。他亲自去到河北省杨村，把白玉霜接回上海。李永起倒是得了房子得了地，可是这么一来不能再给白玉霜打梆子了，他就自己另去搭班了。
李永起有个外号叫“月饼”，是因为李永起跟白玉霜好的时候，白玉霜曾经问他要什么。那天正是中秋节，农民出身的李永起回答说：“我要月饼。”从这以后李永起就得了这么一个雅号，后来他的真名反而没有人叫了
那时上海有家报纸《新民报》，主编吴菊痴就在报上造谣生事，败坏白玉霜名声。白玉霜只好请他吃饭，给他钱，可刚出饭馆，吴菊痴就被抗日锄奸分子一枪打死了。
飞来横祸，日本军队为了报复，把白玉霜和母亲给抓了起来，关了两个星期，两人都受了不少折磨。
白玉霜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日本人把她的下身扒光，用棕毛绳子拉磨她的下身。白玉霜被摧残得不像人样，也是那次酷刑，使她落下了致命的病根。
白玉霜出狱之后，身体便孱弱下去了。即使这样，为了生存，她还得照样唱戏，一天两场，风雨不停。
（剧照）
1942年，白玉霜在天津北洋戏院里演《闺门劝婿》那出戏，还没演到一半，血流了一地。不久，病情更加恶化，白玉霜重新住进了医院。数日之后，白玉霜走完了短暂的35岁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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