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人物在滨城：张益礼：视死如归的“模范公民”

视死如归的“模范公民”——张益礼

（1923-1943）

在滨海县坎北街道益礼村东边一条河堤的南坡上，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坟。这里既没有苍松翠柏，也没有立碑志文，更没有盆景鲜花，只有那迎着早春开放的野菜花散落在土坟上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显眼的普普通通的坟墓，却牵系着广大群众和四邻八乡的中、小学师生们的心。因为这里埋葬着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家乡解放而壮烈牺牲的英灵——张益礼。每当清明前后，一队队穿红着绿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在老师的带领下，纷至沓来，在土墓四周摆上一个又一个花圈，在土墓上下放上一朵又一朵小白花。他们用花圈和洁白的小花表示对烈士的敬仰和怀念，并且请来当年的老同志讲述着烈士的战斗事迹。

张益礼，1923年4月出生在阜宁县二区黄南乡黄田庄(今滨海县东坎镇益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一来到人间，就遇上了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凭着勤劳的双手，勉力维系着全家十口人的生活。为了能使自己的孩子有个出头之日，他省吃俭用，把9岁的张益礼送到本庄一家私塾读书。可是，在那国难当头、战乱四起的社会，哪有穷人家的安宁日。由于家境越发艰难，张益礼的父亲只好含泪让读了三年私塾的孩子休学，跟随他到丹阳、芜湖一带逃荒要饭。13岁的张益礼，此时只知道肚子饿，身上冷。他跟随父亲走过一个个家门，跑过一家家大户，只希望每天多要点残汤剩饭，填饱辘辘饥肠。晚上父子俩不是露宿草堆旁，就是躺在土庙里。在讨饭的日子里，张益礼目睹了天底下穷苦人的桩桩辛酸事，件件受苦案，心里忿忿不平。他问父亲：“难道天底下的穷人就该受苦？!”父亲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张益礼只好把仇恨和疑问埋在心底。在外地乞讨不下去了，父子俩又回到家乡，与全家人一起继续苦度艰难的岁月。

1939年4月23日上午，侵占了东坎的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来了一大批，像野兽一样嚎叫着，把李舍、黄田两庄包围起来，抢劫、掳掠、杀人、烧房子，一把火将两村53户人家210多间房子烧个尽光。张益礼家的三间破土房也未幸免。他气得两眼喷火，拳头攥得咯咯响，要去和日伪拼个死活。父亲死死地抱住他：“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别去白白地送命了。”张益礼又一次咽下了仇恨的苦水。1940年秋，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1941年9月，建立起阜东县人民抗日民主政府。党组织先后派张野萍、项南等来到三坝区，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剿匪反霸，搞起抗日武装斗争。18岁的张益礼看到这轰轰烈烈的斗争场景，全身热血沸腾，起早摸黑跟着抗日分子、民运干部去贴标语，散传单，参加各种集会，向乡亲们宣传抗日道理。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日本侵略军也越来越猖狂。1942年冬，日伪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彻底粉碎日伪的“扫荡”。阜东县委及时发动全县各界人民，积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准备反“扫荡”。由于张益礼有火一般的抗日热情，他被吸收加入地方武装“模范班”，成了乡游击小组一员。张益礼第一次为人民扛起枪，心里高兴极了，他向乡亲们表示：“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绝不放下手中枪”。1943年2月19日，日伪军再次占领东坎。二坎、黄田、大坝等地成了东坎日伪武装的幅射区，他们脚一踏就到这些地方进行烧杀抢。由于日伪人数多，武器好，游击队一般不和他们硬干，而是分成三人一队，两人一组，利用家乡的沟沟港港，和他们开展游击战、麻雀战，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从1943年农历正月到7月底，日伪共来“扫荡”40余次，每次都是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当时张益礼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游击小组组员，但他遇有敌情，总是奋勇向前，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由于日伪屡屡遭挫，因此对黄田一带的游击队非常痛恨，时刻准备报复。8月30日的五更时分，200多日军、100多伪军，从东坎偷偷地溜了出来。由于当时乡游击中队已在南园、二坎的南码头、赵庄、大坝许码头等地安下了4个大枪组，因此，敌人没敢从正面来，便从小和尚庄绕道沿清坎河把黄田庄的后路包围起来。当时坎北乡游击队中队长张廷枫和队员张廷干正在村后睡觉，被突来的敌情惊醒，跑到东边大堆上一望，只见日伪军正沿着清坎河鬼鬼祟祟地袭来。此时，张步生、张廷富、张益礼也来了。他们共同商量决定：这次敌人来得多，气势凶，要先避后打。于是，他们立即分头去通知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

几乎就在同时，在村南的乡游击队副中队长裴凤钢等3人已冲了上去，“叭!叭!叭!”开了3枪。日伪一时弄不清情况，以为游击队有很多人，于是布下重兵，把裴凤钢3人包围了，枪弹像雨泼一样，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张益礼一见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包围了，十分着急地对张廷枫说：“中队长，快想法子救他们下来。我从北面上去把敌人引开。”“你一人不行，万不可乱来。”张廷枫一边考虑一边审慎地说。他很快断然决定：“上去六个人，沿龙港沟向东，把敌人引到北边来。”张益礼一马当先。六个人很快奔到龙港码头，伏在码头的一个土堆后面。“叭!叭……”6个人一起开火，一排枪一打，日伪吓得立即掉转枪口。副中队长等3人得救了，可张廷枫和张益礼他们却被日伪军咬住了。敌人像狼一样地嚎叫着，一步步地压过来。张益礼他们只好边打边退。由于南面、东面、北面都有日伪军，他们只好向西退去。当退到二坎后面的小租地时，发现小租地也有敌人。于是，他们横下心来向西南方向突围到大张庄。可日伪军又向大张庄压过来。此时已是中午，他们被日伪军打散了。张益礼和张廷干两人就泅过废黄河，但日伪军仍然紧追不舍。张益礼由于近几天来一直拉肚子，实在无力走动了，就蹲在河滩上的一条雨淋沟里，对张廷干说：“你快走，我掩护你!”“不行，我背你走。”“不!你背着我是跑不快的，你不快走，我们就都没命了。”张廷干还在犹豫。张益礼生气了，他一边说：“好同志，你快走!”一边将自己的枪往河里一扔，一把将张廷干推开。日伪军过了河，把张益礼抓到大张庄，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个伙计。”日伪哪里相信，就把他带到东坎。这次“扫荡”，日伪军除了抓到张益礼以外，别无什么收获，非常恼火。于是就把千百倍的仇恨集中到张益礼身上。他们把张益礼关在一个小土圆屋里，天天对他施以酷刑：鞭抽，棍打，灌辣椒水，硬逼他说出游击队和党的领导人姓名和住处。张益礼顶住了酷刑，始终没吐一个字。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他说：“只要你带我们去抓到游击队，就让你做中队长。”张益礼投以鄙夷的目光，没回答一个字。1943年9月17日下午，那些青面獠牙的刽子手，一脸怪笑地对张益礼说：“今天释放你，你永远自由了，跟我们走吧。”张益礼双手被反绑着，衣衫也被这帮“疯狗”们撕烂了，满身血迹。他本来就不胖的脸庞消瘦了很多，头发上沾着稻草，凝着血块，但他两眼怒视，紧咬牙齿，慢慢地、吃力地走在中市桥上。他举目远眺，最后一次环视着家乡广袤的大地，一步一步走向刑场，他大声喝令：“狗杂种!快动手吧，你们的末日也快到了。”那个叫小岛的日军像疯狗一样地扑向张益礼，举起腰刀残暴地砍了下去。20岁的张益礼倒下了，他那瘦小身躯倒在中市桥南龙王庙旁的草地上，倒在祖国的土地上，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张益礼牺牲的第二天，家乡人民用手推车将他的遗体推回来。当时三坝区区委书记项南、区长臧炜来了，他们默默地向烈士告别，流着泪号召乡亲们要以张益礼为榜样，团结起来，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继续斗争。张益礼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击小组组员，但他是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家乡的解放而死的，他的死是不平凡的。一个月后，区里接到阜东县政府的命令：将黄田庄改为益礼庄。并授予张益礼“模范公民”的光荣称号。